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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我始终感觉自己是伦敦人（第2页）

爱德华·默罗的生活和工作也处于不稳定状态。1944年秋，他的妻子从英美联络委员会辞职，声称“身心俱疲”。珍妮特无法忍受默罗与帕梅拉·丘吉尔逐渐公开的恋情，决定离开伦敦认真考虑面对的问题。她返回美国探望身体不适的父母，并重新审视自己的婚姻。当她刚一离开，默罗的相思信件便纷至沓来。“我亏欠你太多，”9月18日，他在她生日当天写信道，“你戴帽子的方式……你对朋友真诚……你为了信念不顾失去功名利禄……你越来越成为我生命的重要部分。”在某一封信中，他写道：“我感到非常孤寂……我在议院大厅碰到克莱门蒂娜，她向你问好……我们有多久没一起散步或共度光阴了？……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生命的最好年华就在眼前。”在另一封信中，他承认说：“也许我开始理所当然地接受你的爱、你的善良和忍耐。”

然而，默罗一边对珍妮特写着这些柔情似水的书信，另一边却继续与帕梅拉约会。而帕梅拉在与弗雷德里克·安德森纠缠不清的同时，又强力对默罗施压，要求他与珍妮特离婚、娶她为妻。战争后期，在写给哈里曼的一封信中，她说，因为她与安德森的关系，默罗与她大吵了一架。她还说，吵架的当晚，“弗雷德里克带我到奇罗餐厅就餐……我们一直共舞到半夜”。据默罗的几位朋友说，尽管帕梅拉水性杨花，但默罗确实考虑过与珍妮特离婚、与她结婚。

1945年初，在作最终决定之前，默罗返回了美国，在得克萨斯州的观光牧场与珍妮特度假一月。“我们完全未谈论帕梅拉，”珍妮特回忆说，“我们在一起很快乐。”在那期间，她怀孕了。数年以来，她与默罗都希望有个孩子。1945年11月，他们的儿子凯西诞生，从而结束了默罗与丘吉尔的儿媳妇的恋情，即使“我此生从未如此爱过一个人”。——默罗之后对一位友人如是说。据帕梅拉说，默罗给她发了一封简洁的分手电报，电报写着：“凯西赢了。”

凯西出生的四个月后，在英格兰度过了九年时光的默罗夫妇准备打包回美国。默罗接受了比尔·佩利提供的一个职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副总经理。他不太喜欢这份工作，对珍妮特抱怨说，他讨厌被禁锢在行政办公室里。在最近几次回美国的行程中，他对美国与英国及欧洲各国的生活标准之间形成的鲜明对比也感到不满。“我们的生活，灯火通明，相对舒适，绝对安全，”在战争结束前不久，他在广播中对美国同胞说，“我们是参战国中唯一一个自战争开始后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国家。整个欧洲疲惫不堪，而我们过得轻松自如。”

在他看来，战后美国居功自傲，似乎不愿与英国和其他弱小国家紧密合作，他对此也感到担忧。“美国是一个伟大国家，”他对听众说，“我目睹美国将势力延伸到世界各地。但我们必须适应这个世界，而不是主导世界。”虽然他对回到美国感到犹豫、不安，但美国毕竟是自己的家乡，他觉得自己必须归根。

然而，离开伦敦是一次糟糕透顶的经历。在英国首都，他的职业心态变得成熟，在英国广播公司同行的帮助下，他的职业能力也获得提升。相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纽约总部的同事，他与英国广播公司同行的联系，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都更为紧密。在战争中期，在丘吉尔的要求下，布兰登·布拉肯问他是否愿意担任英国广播公司的副总经理，掌管公司面向世界各地的所有新闻和娱乐广播节目。这是一个诱人的工作机会，但经过深思熟虑后，默罗忍痛拒绝了这份工作。因为他有许多担忧，比如，战后当美英两国发生“严重观点冲突”时，作为美国人，他将陷入“尴尬境地”。但他仍对受到这份殊荣感激不已。他问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你能想象一个美国广播公司要求一个英国人来掌管公司吗？”［20世纪60年代，阿萨·布里格斯（AsaBriggs）撰写的关于英国广播公司历史的三卷本权威著作出版。其中一卷描述战争岁月的书本封面刊登着默罗以及英国广播公司杰出员工的照片。默罗是其中唯一一位非英国广播公司广播员。］

1946年3月，离开伦敦前不久，默罗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节目向英国人民告别。他说自己年轻时曾三次来到伦敦，但对它的印象不佳。“你们的祖国仿佛是个老古董，”他说，“舒适但狭小。你们做事缓慢，态度漠然，骄傲自满……我认为你们的街道狭窄、破旧，你们的裁缝徒有虚名，你们的天气难以容忍；你们的阶级意识令人不悦，你们不会做饭，你们的年轻人似乎缺少活力和斗志。我敬佩你们的历史，但怀疑你们的未来。我猜想历史学家将英国描述成了一个神话。”但他也承认说：“当时，在我年轻、散漫的思想深处，我也怀疑过自己的看法可能不对。”

默罗说，他在战时伦敦的经历证明他错得离谱。当面对历史上的最大危机时，英国人展现了他们的真正魄力，并在顽强抵抗的同时，仍坚持自由和民主原则。“英国政府享有专政权利，却并未滥用职权……英国仍有国法，而代议政府遵守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你们仍坚守祖先为之奋斗的原则……我认为，当伟大的海战和空战大部分被遗忘后，你们的榜样行为仍将继续长久地激励人心、鼓舞人心。”默罗强调说，“我有幸见证了，这个民族遵从历史的要求回应暴政……你们努力生活，问心无愧。”

在广播告别讲话随后的几天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办公室收到了来自英国各地的大量信件。一名女子写道：“正是如你一样的男人才让我们保持内心的微弱希望之光不灭——总有一天，世界各国会学着相互理解、友好交往、和平共处。谢谢你，亲爱的爱德华·默罗。”一名英国海军军官写道：“在你回到家乡后，请帮忙转告你的同胞：我们可能难以理解，但若你们允许，我们愿和你们成为忠诚的好朋友。”不谋而合的是，另一位写信人也恳求默罗说：“当返回家乡后，请你将对我们的临别赠言也转告你的美国同胞……告诉他们，为了友谊，也为了世界和平，我们希望与美国盟友继续发展亲密的友情。你拥有无与伦比的才能和地位，因此你能继续推进我们的共同事业；能将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能继续促进两国间的相互理解——这一理解对战争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必将在和平中受到珍视。”

两周后，默罗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向听众们播送了最后一次广播报道。几个小时前，他还闷闷不乐地行走在伦敦积雪覆盖的大街上，他对英国朋友说，感觉自己背弃了伦敦。在节目最后，他宣布：“这是爱德华·罗斯科·默罗最后一次播报：这里是伦敦。”当节目结束后，英国广播公司技术人员切断了他在过去九年一直使用的大型台式麦克风的电线。麦克风上面贴着英国广播公司为新闻工作者定制的牌匾，上面雕刻着：

从1939年至1945年间的战争岁月里，爱德华·罗斯科·默罗在英国广播公司伦敦总部B4演播室使用该麦克风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纽约总部播送过无数出色报道，谨以此麦克风相赠。

即使一贯不动感情的默罗也忍不住泪水盈眶。数年后，他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采访中对马尔科姆·马格里奇说，他在职业生涯中获得的所有奖品和荣誉中，英国广播公司赠予他的麦克风是“我唯一保存的纪念品”，也是“我最珍视的物品”。

默罗离开一个月后，吉尔·怀南特也离开了英国。杜鲁门最终任命他为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美国代表，该理事会旨在促进国际经济及社会的合作与发展。虽然这并非他中意的职位，但这项工作让他有机会帮助振兴饱受战争摧残的欧洲和其他地区。1946年3月，他卸任了驻英大使的职位，而埃夫里尔·哈里曼被任命接替他的位置。

正如对默罗的依依不舍，英国对怀南特的爱戴与感激之情也同样深似海。虽然英国的前景黯淡无光，但英国人并未忘记这个事实：英美联盟能够团结一致赢得战争的胜利，这位美国大使功不可没。这样的战时联盟之前从未存在过，而类似的联盟之后也不可能再出现。英国对怀南特的满腔尊敬和感激之情以各种形式展现，例如，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称他为“值得信赖与尊重的朋友”。克莱门特·阿特利首相也表达了同样情感，称从没有哪一位驻英大使“如此深受英国人民爱戴”。

关于怀南特，英国《新政治家》杂志说：“英国人民几乎都知道他、尊敬他。作为伟大的美国人，他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朋友之一。”英国《每日快报》说，大使“是美国人最美好人格的体现”。英国《每日先驱报》回忆说，怀南特“在1941年，我们处于危难之际来到我们身边。他与我们同甘共苦，携手前进。他对我们的信任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士气。在我们面临资源急剧减少的关键时期，他通过外交斡旋成功为我们争取到巨大援助……他废寝忘食，与我们一同战斗”。英国讽刺漫画杂志《笨拙》则改变一贯风格，刊登了一幅题为《患难之交》的漫画，描绘了一名伦敦卖花女手捧一束鲜花献给怀南特，说道：“再见阁下。您在危难之际向我们伸出援手，此份恩情没齿难忘。”

当听说怀南特即将离任时，牛津大学的一位法学教授对他说：“你可能还未认识到自己在英美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温斯顿·丘吉尔的前任首席私人秘书约翰·马丁对大使说：“我们效力于唐宁街10号，因此我们有幸了解到你对我们国家的莫大帮助，对促成英美两国紧密合作的突出贡献。”萨伏伊酒店的经理是一个“相当冷峻”的人，他对一位美国记者说：“当他走了，我们就失去了伦敦最棒的美国人。”赫伯特·阿加接替华莱士·卡罗尔成为美国战争信息局驻伦敦办公室首领，他在写给怀南特的一封短信中声称：“我的私人司机，我属下的所有英国秘书及清洁工都要求我向你转告，他们对你的离别感到无比失落……他们认为，尽管重要人士向你表达了深切情意，但他们这些无名小卒也希望如此。我希望你明白大家对你的普遍惜别之情。至于我，我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与你共事的岁月是我人生最满足的几年。”

在伦敦市长官邸中举办的送别晚会上，以阿特利和在野党领袖温斯顿·丘吉尔的开场白“难得有幸”——《每日电讯报》如此写道——为开端，那些“重要人士”在随后的一系列送别宴上皆流露了自己的失落感。报道该晚会和其他送别宴的记者们被各个发言人对美国大使的深厚情谊所触动。一名英国新闻记者写道：“当英国政府为怀南特先生送别时，他们少见地将官方拘谨抛之脑后。”据《纽约时报》说，他们对怀南特的赞美“远不局限于国事场合上常用的礼貌用语。从英国人饱含深情的送别语中，可以感觉在他们心中，怀南特先生是非常伟大的大使”。

伦敦市长大人说：“在困境中，我们发现了真正的朋友，比如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德比勋爵说：“在我漫长的一生，我不记得哪个男人为自己的祖国和英国都作出了如此非凡的贡献。”

关于怀南特，即将上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的阿奇博尔德·克拉克·科尔爵士说：“我想以他为榜样。”而一向不善掩饰情感的丘吉尔，更加激动地说：“我将毫不犹豫地说，相比其他人，怀南特先生肩负的使命更重大，与英国人更亲近。没有人像他一样，在严格坚持自己祖国的权利与利益的同时，也向我们展现了作为朋友的真心、忠诚与执着。”这位前任首相转向怀南特说：“他是英国的朋友。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坚持正义、自由和真理的朋友，并一直激励人心。”

然而，对于怀南特的离别，没人比安东尼·艾登表现得更悲伤。在兰开斯特宫举办的晚宴上，这位前任外交大臣声音哽咽地对参加晚宴的人群说：“不论是我，还是在场的各位，还是未来的历史学家，都无法估量怀南特先生对盟国团结和盟军胜利所作的贡献的价值。”艾登泪眼盈眶，向这位他看作最亲密的朋友举杯。“在那段饱受折磨、艰苦奋斗时期，相比其他人，我最愿与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共事。他比地球上的任何人都公平、正直。”

怀南特安静地回复说，他在伦敦度过的五年“是艰苦卓绝的岁月，但我毫不后悔待在这里……我不忍离开这里；在这里，我从未将自己当作外来者。我们共同经历了一切。我们坚持共同的理想与希望，我们共同承受挫败，我们一起分享胜利。我始终感觉自己是伦敦人”。环顾着四周的人群，他用鲁德亚德·基普林（RudyardKipling）的一首诗结束了讲话。

我吃过你们的干粮，

喝过你们的酒水，

我目睹了你们的死亡，

也共享了你们的人生。

当大使就座时，晚宴上热泪盈眶的人远不止安东尼·艾登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