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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我认为我们失去了一位共同朋友（第2页）

对爱德华·默罗而言，吉尔·怀南特的死讯相当于五雷轰顶。当听说这个噩耗时，他茫然呆坐着，不断摇头重复道：“多可惜！多可惜！”当时，他和珍妮特在伦敦拜访朋友，并参加伊丽莎白公主与希腊的菲利普亲王的婚礼。婚礼前一天，他们到圣保罗大教堂参加了老朋友的追思会。

与怀南特的情况不同，默罗在战时的成就让默罗受益匪浅。他与一群记者返回美国后，被誉为美国新闻业“翘楚”，出版商迈克尔·贝西（MichaelBessie）称他们是“黄金男孩”！作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副总经理，默罗主管着该公司世界各地的通讯记者、新闻广播员、新闻评论员、作者、编辑和制作人。他也是公司的代表性新闻广播节目《爱德华·罗斯科·默罗说新闻》的主角。后来，步入电视时代后，他也主持了电视专栏节目《现在请看》和《面对面》。他似乎拥有一切——名声、荣誉、丰厚的工资、大额报销账户、派克大街的豪华公寓、纽约上州的乡间别墅。

但在成功的光环下，他从未对纽约感到亲切，他发现自己很难从战时伦敦的艰苦生活过渡到战后美国的富饶生活。虽然默罗现在富有，但他对祖国蓬勃发展带来的疯狂节奏、繁荣和物质主义感到局促不安。而且，他非常想念伦敦和伦敦人，经常提及他在那里度过的“残酷但光辉的岁月”。他频繁返回英国首都，给丘吉尔一家和其他朋友带去食物和其他稀有消费品。他继续在伦敦萨维尔街定制西服，并使用英国人的习惯用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位同事说，他总是感觉应该称默罗为“爱德华爵士”。默罗对朋友说，他“把自己的整个青春和大部分感情都留在了英国”。

和怀南特一样，默罗也对这些现实失望透顶：战后世界缺乏自由与公正，和平开始变质，国际紧张局势出现。同样，他也对麦卡锡主义的出现心烦意乱。1954年，在开创电视新闻历史的《现在请看》节目中，他强烈谴责了麦卡锡主义，批评他所属的新闻业正在发生的改变，尤其是，他认为新闻广播标准逐渐衰退。默罗希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能效仿英国广播公司，把服务公共利益作为主要目标。然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是一个商业广播网，并非公营企业，公司董事长比尔·佩利主要看重盈利与收视率。因此，在战争期间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成为美国头号广播网的新闻部被迫退居次席。佩利的重心放在娱乐类节目上，而“新闻类节目只是他的爱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杂志性节目《60分钟》的监制人唐·休伊特（Do）如是说。“他收藏默罗和塞瓦雷德的节目，就像收藏毕加索、马奈和德加的画作一样。”

效力于《纽约时报》的电视评论家杰克·古尔德（JackGould）曾评价默罗是“被组织包围的世界中的个人……他的办公室称之为新闻业的图卜鲁格……是捍卫处于黯淡时期的电视新闻报道的一个堡垒，为整个新闻业和整个国家留下了辉煌遗产”。

佩利与默罗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最终于1961年，佩利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默罗明确表示他们小庙难容大佛。在新总统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JohnF。Kennedy）的邀请下，默罗成为美国新闻署署长，其前身是战时成立的战争信息局。四年后，默罗因肺癌去世，享年57岁。

在默罗去世前不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他大英帝国荣誉骑士爵位。在他去世当晚，英国广播公司打乱了原定节目安排，对默罗及其成就进行了半小时报道。据参与该节目的哈罗德·威尔逊（HaroldWilson）首相说，对这位美国人授予爵级司令勋章是对广泛承认之事实的官方认可：自1937年默罗首次来到伦敦，他一直是“荣誉英国人”。

不同于这两位战时同胞，埃夫里尔·哈里曼得心应手地适应了战后生活。正如他所希冀的一样，战争将他从遁形于父亲耀眼光芒下的纨绔商人，转变成了国际外交界中的重要人物。从战时在伦敦和莫斯科开始，他就活跃在政界40年。哈里曼在杜鲁门政府、肯尼迪政府和林登·约翰逊政府中都担任过要职。《纽约时报》称，他是美国的“超级外交官”和“最高全权大使”。

始料未及的是，他并不满意战后被委任的第一个外交职位：驻英国圣詹姆斯宫大使。如果在战时，他会趋之若鹜地接受这份工作，但1946年的英国贫困潦倒，急剧丧失了帝国影响力，不再是权力和行动中心。对驻英国大使馆的属下而言，哈里曼似乎“冷漠、疏远、不合群”。到达伦敦后不久，他便搬进了位于王子门大街的大使官方宅邸，这栋大楼曾经的主人是怀南特嗤之以鼻的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P。Man）。

哈里曼与帕梅拉·丘吉尔再续前缘，被默罗抛弃而感到屈辱的帕梅拉欣然接受了他的殷勤。然而，相比20世纪40年代，他们现在的关系存在更多问题。战时伦敦呈现了一种随心所欲、狂热躁动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用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话说，“性就像空中弥漫着的大雾”。而现在这种氛围消失了。而且，相比之前的《租借法案》管理人身份，作为大使的公众影响更大。他担心会出现丑闻，威胁到他的外交与政治抱负，为了先发制人，他说服妻子也到伦敦。但在他到伦敦六个月后，而妻子尚未到伦敦之前，杜鲁门就将哈里曼召回了华盛顿，任命他担任商务部长。

哈里曼努力争取杜鲁门的信任，正如他趋附丘吉尔和罗斯福一样。1947年，总统派他以大使的身份到欧洲分配数十亿美元的马歇尔计划援助金。据大部分言论说，他的表现很好。他埋头苦干、坚强不屈，但从来没有人，包括他的密友，认为他足智多谋或格外聪明。比弗布鲁克勋爵后来对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说：“从未有人像这样，资质平平却有赫赫之功。”他非常勤奋、直率、强硬、坚定，几乎与战后欧洲的所有领导人相识——这些品行对他之后的政治生涯帮助极大。1948年，杜鲁门任命哈里曼为国家安全顾问。据罗伯特·舍伍德说：“他是杜鲁门政府中，几乎与哈里·霍普金斯旗鼓相当的人。”这一评价一定让哈里曼喜出望外。

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前任董事长哈里曼，与多年的朋友兼同事迪安·艾奇逊、约翰·麦克洛伊、乔治·凯南以及罗伯特·洛维特被广泛认为是构建战后世界的主要美国建筑师。被称之为“智者”的哈里曼和其他人决心在全球创建美式和平，而实现这一未来愿景，用“智者”的传记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Isaa）和埃文·托马斯（EvanThomas）的话说，要求“重塑美国在世界中的传统角色，重建全球的力量对比”。

在1952年和1956年，哈里曼先后两次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许多朋友认为他的做法是一时脑热。由于之前没有担任选任制官员的经历，这位呆板、专横的候选人几乎无法引起选民的共鸣，不出所料，他两次败选给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Stevenson）。1954年，哈里曼以极小优势当选为纽约州长，但在之后的连任竞选中，败给了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Rockefeller）。

当肯尼迪当选总统时，哈里曼时年68岁，但他决心不让年龄成为阻碍自己走进白宫核心圈的绊脚石。哈里曼的一位友人，小阿瑟·施莱辛格在日记中写道：“每个人都有缺点，而埃夫里尔的缺点是对权力太过渴望。”哈里曼对另一位朋友说：“我相信在一切尘埃落定前，我将实权在握。罗斯福总统在任期间，我从一介平民步步高升。在杜鲁门总统任期，我再次从底层到达顶峰。现在，我要一如既往。”

而他确实说到做到。肯尼迪最初对哈里曼表示怀疑，但最终却先后任命这位年老的外交官担任自己的首席国际问题顾问和国务卿。在哈里曼70岁时，他参与谈判并达成了日内瓦协议，结束了老挝内战。两年后，他率领美国团队与苏联制定了限制核试验的条约。1965年，在林登·约翰逊的总统任期，76岁的哈里曼到达巴黎与北越领导人为结束越南战争而谈判——但这一努力并未成功。

当哈里曼79岁时，他在《华盛顿邮报》的老板凯瑟琳·格雷汉姆（KatharineGraham）家中举办的晚宴上再次邂逅了战时情人帕梅拉·丘吉尔，当时哈里曼已经丧偶。自战争结束后，帕梅拉与许多有钱有势人士有过恋情，比如埃里·德·罗思柴尔德（EliedeRothschild）和菲亚特汽车公司掌门人詹尼·阿涅利（GianniAgnelli）。后来，帕梅拉与美国戏剧制作人利兰·海沃德（LelandHayward）结为夫妻，但他于1971年去世。哈里曼与帕梅拉重续旧情，几个月后便喜结连理。当帕梅拉告诉86岁的克莱门蒂娜·丘吉尔自己的婚讯时，克莱门蒂娜欢呼说：“亲爱的，这真是旧情重燃啊！”

1986年，哈里曼去世，享年94岁。他的妻子不屈不挠地为国效力，成为美国民主党中的女元老，并担任美国驻法国大使。1977年，她在巴黎的丽兹酒店游泳后，突发脑溢血去世，当时她仍担任着大使职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六十多年后，爱德华·罗斯科·默罗和埃夫里尔·哈里曼仍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作为公认的广播新闻创始人和守护神，一些书籍和电影将默罗作为题材。美国广播电视新闻协会——美国领先的广播公司组织——为广播新闻业的年度杰出人物设立了爱德华·罗斯科·默罗奖。美国各地的一些学院学校也以他的名字命名，包括默罗的母校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传播学院。至于哈里曼，纽约外交关系协会设立了研究欧洲问题的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项目。哥伦比亚大学还设立了研究俄国、欧亚和东欧的哈里曼研究所。

虽然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几乎被美国遗忘，但仍然存在对他的纪念，只是与默罗和哈里曼的纪念方式截然不同。对他的纪念主要表现在英国圣公会牧师塔比·克莱顿神父发起的一项计划。怀南特去世前一天曾与他通过电话。据报道，克莱顿对怀南特的自杀愧疚难当，认为如果自己在怀南特致电的当晚与他见面，这个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

怀南特去世后，克莱顿对圣保罗中学的学生做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号召他们在次年夏季到伦敦东区工作，以此表达对怀南特的敬意；怀南特仍是该中学受人敬仰之人。一些学生确实这样做了，他们成为怀南特志愿者的首批美国青年。自此以后，来自美国高中和大学的几十名学生每年夏季都会到英国各个城市的贫困社区服务。作为回报，英国青年从1957年开始也来到美国贫困城镇工作。这项计划现在称之为怀南特-克莱顿志愿者项目。

对一些怀南特-克莱顿志愿者而言，这种经历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刚毕业于哈佛大学的J。帕克·詹姆森（J。ParkerJameson）牧师回忆说：“这种经历助我成长，让我看到真正的世界。”1975年夏季，他在利物浦与那里的贫困青年一起工作。“我不再认为美国是世界的中心。我认识到，地球辽阔无边，到处都存在痛苦，亟待关注。我们必须携手合作、共同解决。”当夏季结束后，詹姆森在利物浦又待了一年。由于深受怀南特-克莱顿志愿者经历的影响，当他返回美国后，他决心成为一名圣公会牧师。

那年夏季帕克·詹姆森在利物浦对美国产生的新认识并没有得到美国同胞的普遍认同，尤其是战后头几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认为自己无所不能。最初，美国无意与之前的西方同盟密切合作，帝国势力和全球影响急剧衰退。的确，在战争刚结束的数月，美国开始取代英国、法国和欧洲其他殖民国家，成为东南亚、太平洋地区、地中海地区以及中东的主要经济和军事势力。

“二战”结束时，美国曾一度将苏联看作处理战后国际问题的主要合伙人。然而冷战的开始结束了这一设想，并让罗斯福的计划——快速让美国置身于欧洲事务之外——化为泡影。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美国政府采取了安抚苏联的做法，而现在美国发起了遏制苏联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华盛顿意识到，美国必须保持并增进与欧洲的战时联系，虽然美国一心想把欧洲大陆的各种问题置之度外。马歇尔计划实施两年后，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十国建立了一个军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当任何成员国受到武装袭击时，所有成员国将实行集体防御。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同意永久维护欧洲和平。

在适应这个新角色的同时，美国政府决策者对战时盟友——英国，也产生了一种新认识。“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像英国一样，具备成为我们主要盟友和搭档的资格，”国务院的一份报告写道，“英国以及英联邦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最初的自治领，是我们最可靠、最有益的盟国。我们应该与之建立特殊关系。”

而这种“特殊关系”绝非英国在战时和战后寻求的紧密、平等合作关系。一直以来，美国都表明自己是合作关系中的主导力量。例如，1956年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美国领导人在经济上对英国施压，迫使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三国军队对埃及停火。

虽然英美两国关系不断出现紧张局势，但相较于其他盟国，美国与英国的共同点更多。尤其是相较于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美国与英国的战后联系显得格外亲密。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在战时形成的个人关系和友谊也促进了国家的亲密关系。这种非正式的紧密关系不仅在战争期间缓解了各种问题，在战后也促进了两国合作。曾获得罗德奖学金的罗伯特·赖克（RobertReich）是比尔·克林顿政府的劳工部长，他在谈论英国人时说道：“美国人能够信任这个民族：他们是冷漠、混乱世界中的朋友和知己……毫无疑问，美国官员经常征求英国官员的意见，并获得了只有判断精准的忠诚老朋友才能提供的真诚、保密建议。”

对亲身经历过战时英美联盟的许多美国人和英国人而言，这种关系的影响深远而持久。来自利物浦的一名女子说：“美国人的到来让我对生活产生了更广阔的认识，让我对民主有了深入了解。”战时还是学生的一名伯明翰男子说：“不管这种‘特殊关系’现在在国家层面上发生了什么变化，但在多年前，我们建立了个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美国人不久就从‘他们’变成了‘我们’。我将永远保持我们在那时建立的友谊、大度和基本团结。”

在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市，一名退役的美国水兵说：“我认为我非常了解英国人，正如我了解美国人一样。换句话说，在大西洋的两边，我都可以说‘这是我的家’。”战争后期，厄尼·派尔在太平洋战场上阵亡前不久也表达了类似的情感。“当我在伦敦大轰炸期间首次见到伦敦时，我便爱上了这座城市，”这位专栏作家写道，“这里仿佛成了我在海外的家。”《纽约时报》通讯记者德鲁·米德尔顿曾说道：“在伦敦的岁月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日子……和你了解、尊敬并喜欢的人们生活在一个你了解并喜爱的地方最令人满足了。”即使是几乎讨厌自己战时全部从军经历的悲观小说家兼剧作家威廉·萨罗扬，在谈论伦敦和伦敦人时也称赞不绝。在萨罗扬撰著的战时小说《韦斯利·杰克逊历险记》中，主人公说：“要说我爱上了这座城市有些难为情，这么说似乎太虚伪。但我确实爱上了伦敦，并且我对它的爱永不变。”

对在战时英国待过的一些美国人来说，英国及其首都就像电影《蓬岛仙舞》中世外桃源般的古朴乡村——在这里，勇气、决心、牺牲和团结一致的精神最终获胜，即使只持续了短短几年。罗伯特·阿尔比布在回忆录中对在英国数月经历的描述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遇到的每个英国人都表示歉意，”他写道，“他们一致说‘很不幸你目睹了战时英国的状况，很不幸你没能看到英国最好的一面’。”但阿尔比布强烈反对这种说法，他写道：“胡说，现在就是英国最好的一面！”

毋庸置疑，这里的街道肮脏，店面破旧，火车晚点，食物和热水缺乏，啤酒寡淡，公园的草地杂草丛生，灯火熄灭。“但是，对我们一些人来说，我们还记得其他的事情，”阿尔比布写道，“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团结一致，朝着共同目标奋斗；危险让这个国家的人民团结友爱；作出牺牲的不只是士兵，灾难也不仅降临在穷人身上；所有人共同劳动，同甘共苦；恐怖和苦难无法剥夺幽默和机智；英勇就存在于玫瑰皇冠酒店中与你并肩而立的男人身上；民主表现在公爵骑自行车，农民坐汽车——这就是这个国家最好的一面，是能够骄傲分享的经历，是这个国家的伟大时刻。英国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

1940年10月，离开伦敦前不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通讯记者埃里克·塞瓦雷德也同样表达了他对这个国家、这座城市逐渐产生的崇拜和喜爱之情。在最后一次广播报道中，27岁的塞瓦雷德将他离开伦敦时的感受，和四个月前巴黎沦陷于德国之手的前几天，他飞离巴黎的感受进行了对比。他说：“巴黎就像一个美人在昏迷中毫无挣扎地去世了，不知道也不问自己为何亡故。离开巴黎时有一种解脱感，而离开伦敦时却感到惋惜不已。在欧洲的所有伟大城市中，唯独伦敦保持傲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在表达对伦敦和伦敦居民的赞美之情时，塞瓦雷德尽量让声音不颤抖。最终，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哽咽地总结说：“之前有人写道，战争结束数年后，当人们谈论起这场战争时，他们可能会说，‘我曾是军人’，或‘我曾是水兵’，或‘我曾是飞行员’，其他人也同样骄傲地说‘我曾是伦敦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