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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轴心（第1页）

第12章　轴心

希拉里坐在位于北京那座修建于明朝的万寿寺里，准备出席中国国宴，此时的她允许自己稍稍放松一下。经过几天高度焦虑的状态之后，她觉得她应该算是完成了国务卿任期内最敏感的协议：让某个突然跑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乞求庇护的所谓“异见者”离开大使馆。但希拉里没想到，这个事件后来的发展逐渐偏离她预想的轨道，给她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在华盛顿，筋疲力尽的奥巴马刚从长达35个小时的阿富汗之行回来。5月2日早晨，“空军一号”在安德鲁空军基地着陆，他的顾问正因北京那个所谓“异见者”的闹剧烦闷不已。当麦克唐纳匆匆走下飞机，我问他北京的事件怎么处理的？他回答说：“这件事已经偏离原来的轨道了。”话音未落，一部手机递在他耳边：白宫对这无限扩大的“危机”怒不可遏，并把这个意思通知了希拉里的团队。

美国和中国几天之后将在北京进行战略经济对话，这是两个政府间涵盖几十个政府官员的高级别年度会议。这个时候与中国的公开“对峙”，不仅会使这次会议泡汤，还会使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告吹。因为这早已是地缘政治的平衡做法，更何况时间刚好处于竞选年内，可想而知这件事的重要性。

一个星期前，当“异见者”走进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希拉里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同意了他的要求。多尼伦在谈话中明确表示不同意希拉里的这个决定，并担心这一举动可能会造成混乱。（其他官员回忆称，这两个人都拒绝进行谈话）。放掉电话之前，多尼伦对沙利文说：“国务卿她会自己考虑这事，不用他人插手。”

白宫的中国通质疑这位“异见者”是否值得美国冒险去庇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律师表示此举违反了法律；政治顾问则怀疑希拉里在利用这起事件博人眼球。当总统奥巴马的助手在第二天早晨的例会中提及此事，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接收避难者的事汇报给奥巴马时，他一脸不高兴。

“让他出去，”奥巴马命令道。与此同时，希拉里的外交官也感到这件事不妙，因为白宫官员匿名批评他们擅自违背奥巴马命令，允许“异见者”前往美国。他们几天几夜都没睡觉，一直在讨论中国官员的愤怒和那个给他们带来麻烦的人。现在，他们的名声，甚至他们的职业生涯，都危在旦夕。报道纷沓而来，说他们把事情搞糟了……

她的一些下属认为，这些谣言针对的是希拉里。“他们肯定十分乐意看到她踩中香蕉皮，栽跟头，”其中一个国务院的官员说，“当事情一发不可收拾，‘你是否接纳那个人进大使馆？’的决定就变得至关重要，白宫的观点是：‘你真的不能那样做，希拉里。’”

万寿寺晚宴过后的翌日早晨，她与坎贝尔一起在钓鱼台国宾馆花园散步。中国人对谈好的事情反悔感到十分不满，所以她和坎贝尔都没有心情去商讨新的替代方案；而白宫不仅要面对外交危机，还要面对国内政治尴尬，正火冒三丈。坎贝尔是来自弗雷斯诺的前海军预备军官，在牛津大学期间曾学过小提琴和加入赛艇队，他通常在通往加利福尼亚中央谷地的时候流露出一种狂妄自大的表情。但这一天，他显得有些无精打采，精神委顿。由于曾极力说服希拉里给“异见者”提供庇护的坎贝尔对他的上司说，他觉得自己没能替她办好事。或许他应该辞去他作为国务卿东亚事务助手的职位。希拉里告诉他，她对这事并不后悔。“这对于美国来说只是微不足道的损失，”她说道。

她没有接受坎贝尔的辞职，而是让他回到了谈判桌上——这次的目标是促成“异见者”离开中国。经过三天时间，白宫在一旁紧张不安地观望，坎贝尔和希拉里与中国官员进行了几场“持久的谈判”，最后达成了协议。中国并不准备因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麻烦事情而破坏这个中美战略性会议，也许对整个关系而言应该也是如此。

对希拉里来说，这次交易是苦尽甘来的证明，是她在国务院四年来致力于让亚洲拥有优先签字权的一个飞跃。对她来说，能与中国官员妥善处理好“异见者”事件，是她多年来多次访问中国，与中国建立了一个持久且具有弹性联系的证明。访问中国的时候，她花了很多时间与公众和私人会面，讨论了“气候变化”和“限制朝核”等共同利益话题。“我相信，我们能走出一条路。”她告诉我，“我们也许从来都不会对事情的缘由持一致意见，但是我们不能让彼此的关系因此而破裂。”

多年来，对白宫政府不满的人还一直站在希拉里团队的这边。那些匿名抨击“异见者”案件的人，已经道出了希拉里团队和奥巴马团队极力维护团队精神的假象。尽管希拉里在任国务卿的四年以来都秉公守己，做一名忠诚的助手，但这件事仍让奥巴马团队里的高级官员对希拉里颇有微词。大力抨击希拉里的团队是极其不公的，毕竟她有出色的外交政策，对亚洲也极度关注，也许这就是她对奥巴马外交政策的最大贡献。毋庸置疑，她在白宫政府主导的行政系统中占有一席之位。

这场不同寻常的“赌注”所带来的紧张局势，让希拉里和奥巴马都无法置身事外。“异见者”事件差点使美国与中国三年半来苦心营造的新局势付诸流水。美国政府重申了作为太平洋强权的角色问题，不断加强与北京的关系，建立起了亚洲联盟。希拉里作为这个项目的先锋，称之为“轴心”。白宫政府之后改变了这种称呼，将其称为“再平衡”。（即使重新命名，事后证明它还是冲突的源头。）不管如何命名，这个政策都是美国政府一个“地平线式思考方式”的少有例子。

对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来说，类似事件则会引起一个接一个的危机。对于这类“异见者”引发的僵局，会将多年来的外交成就置于烽火关头，会将更深一层的紧张关系置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是一个一触即发、无法解决的矛盾……

巴拉克·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都各自将自己看作亚洲一把手，他们走到今天所经历的东西却决然不同。希拉里对这个地区几乎没有文化或者情感上的喜爱，她的干练在于有意识地选择，有条不紊地考虑，以及努力工作；而奥巴马的童年在印度尼西亚和夏威夷度过，对待这个地区更像是一种条件反射的本能。对于两人来说，亚洲就像香格里拉，在远处泛着微光，是一个使美国从中东毫无希望的困境中抽身而出的绝好机会。

对中东，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政策和战略；但对于亚洲，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中国，希拉里和奥巴马都认同其日益重要的中心地位，并且都认为美国在被忽视近10年之后必须要重新夺回主导地位。

2011年11月，希拉里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除了与奥巴马文字优美的散文式风格不同之外，这篇文章宛如出自总统之手。“随着伊拉克战争的降温，美国从阿富汗撤兵，”她写道，“美国一直立于轴心地位。”就像“二战”后时期，大西洋联盟“多次得到了回报”，“现在正是美国作为太平洋强权去做类似投资的时候了。”

奥巴马和希拉里一样，对这个区域有偏见，并不在于对中国的某种特殊的情感。他像一个前伊利诺斯州参议员一样走进了办公室，将中国看作是中西部制造业的主要威胁；前纽约参议员希拉里，同样持有这样的怀疑，但她站在国家立场上看，如主要制造光纤的国有康宁公司，他们都试图让中国“遵守”国际贸易规则。这种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冷眼旁观的视角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帮助断绝美国以中国为中心的观念。这个观念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一直存在，并在乔治·W·布什时期达到顶峰，其财政部长亨利·鲍尔森（HenryPaulson）负责主导亚洲政策。鲍尔森就像高盛投资的一名银行家，喜欢吹嘘他曾对中国做过的70次访问。

从他们所有的共同点来看，涉及特定的经历时，他们之间还是存在微妙差别希拉里受到她丈夫对中国摇摆不定政策的影响，以及她可追溯到1995年联合国大会的历史，她倾向于将中国看作是“大国”政治棱镜中的一面——这是一个受制于权谋的复杂关系，而不是充满承诺的伙伴关系。童年在雅加达的奥巴马没有在中国生活过，他更倾向以东亚的视角看问题，而东亚正在为中国的“帝国雄心”忧心忡忡，对其商业成功而“愤怒”不安。这两种观点都各有自身的道理。

奥巴马总统对东南亚的看法，让人捉摸不透。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于2009年11月访问了白宫。李光耀因为建立了一个完美无缺、有效运行、多民族的城市国家而在家乡备受敬重，却因为其保姆式的国家管理方式（国家禁止进口、销售口香糖和对犯错的人施行藤鞭等）在西方备受争议。奥巴马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议开始之前，作了个简短的报告，两名助手提醒了他李光耀近似于迂腐的人权纪录。“我的性格形成期在印度尼西亚中度过，”他回答道，“这个人真是个英雄。他是个英雄人物。”

尽管奥巴马对待中国并没有如此的敬意，但他听取了竞选顾问贝德和斯坦伯格的建议。他们致力于促进奥巴马政府与北京的关系转暖，回避了乔治·W·布什和比尔·克林顿在总统任期内采取打压中国的办法——他们还一度因为这个在办公室里烦闷不已。斯坦伯格拟定了一个新名称——“战略再保证”来形容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他们该怎样在一个建立已久的强权国家和一个新兴国家之间处理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后来当有人批评这个词文过饰非时，白宫政府又对它矢口否认了。

奥巴马总统任期的第一年，他一门心思地处理金融危机，并因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而没有时间顾及中国。即使他想，也没有余力在亚洲地区再扮演一名巡回政治家的角色。他曾三次取消了访问他童年家乡印度尼西亚的计划，原因分别是医疗保健投票、墨西哥湾原油泄漏、政府瘫痪等。这给了希拉里一次难得的机会，在这个经营着众多组合的政府中，抛开白宫西翼的精英们，在伊朗到俄罗斯的问题上扩大自己的政策影响力。奥巴马总统一次次因各种政务而忙得焦头烂额时，她一头扎入了这个遥远地区的地缘政治之中。

“尽管他们的目标也许是一致的，风格做法却截然不同。”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JonHuntsman）说，“一个是超然独立、矜持、关注战略上的考虑；另一个则活跃在前线上，尝试着去实现某些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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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在状况不稳定的时候着手，其努力最终化为泡影。为了强调这个新焦点，希拉里第一趟海外之行的目的地是亚洲而不是欧洲。在1961年鲁斯克（DeanRusk）之后，她是第一位采取如此策略的国务卿。这个主意是斯坦伯格所提，他在为奥巴马的竞选出言献策之后被白宫提为希拉里的副手。他将亚洲之行当作是三管齐下的外交活动，期间奥巴马会邀请日本首相麻生太郎（TaroAso）作为首个参观椭圆形办公室的外国领导，邀请韩国总统李明博共进私人午餐。2009年2月，希拉里在四国八天的访问中向公众发出了明确的信号：美国不仅仅只在乎中间地区的王国，还将关注整个亚洲地区。

她的前两站是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典型的运动式公共外交。她在日本东京大学对着满屋子站着的听众说，美国非常希望与穆斯林世界重修友好关系。在雅加达，希拉里先是在流行综艺节目“太棒了”中接受采访，坦言她最喜爱的音乐家是甲壳虫乐队和滚石乐队；接着到工薪阶层所居的市区视察了位于运河旁的水处理工程，一小撮人紧随其后，使她看起来就像一名吹笛手。“人们看到希拉里·克林顿兴奋极了，”一名24岁的律师丹尼尔?西托鲁斯（Daorus）说道，“她是不是巴拉克·奥巴马都没关系，毕竟她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女人之一。”

行程中途，在首尔一个酒店的会议室里，希拉里与记者见面，她整个人都充满了活力。挥去往日华盛顿谨小慎微的政府官员形象，摇身变成一名果敢的外交官，一幅胸有成竹的样子。她要重新定义国务卿的身份，从刻板的双边会议转向人潮汹涌的群众活动。她打算抛弃含糊的外交术语。“我觉得谈论遁世王国的成就不是什么禁忌话题，”她说。这是暗指身体抱恙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很快，她并知晓这确实是禁忌话题，于是再也没有谈及这个话题。）

希拉里这次海外访问的最后一站是北京，她计划与中国领导人就两方可以坦言不讳的“气候变化”和朝鲜问题进行谈话。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会象征性地继续谴责其人权纪录，而这可能会以同样敷衍了事的回应收尾。

“我们非常清楚他们要说些什么，”她解释说，“因为我10多年来一直与中国领导谈论这些话题，所以我很清楚这些。”实际上，这个曾经发表过“人权即女权，女权即人权”声明的女性，也曾说过在这些问题上强迫中国接受就是在浪费时间。

希拉里的论调公布后，国际特赦组织和立法者纷纷表示抗议。经常抨击中国“侵犯人权”的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ChrisSmith），称其为“令人震惊的阿谀奉迎之辞”。她的助手迅速集结在北京威斯汀酒店的办公室，讨论这些评论是否会造成外交失言，是否要将其撤回。

第二天早晨，杰夫·贝德小心翼翼地与她洽谈。贝德并非调停的最佳人选，因为虽然他是经验丰富的中国通，是奥巴马的忠臣，但在竞选期间他曾抨击过希拉里。现在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高级负责人，陪同希拉里一起出访各国。尤其在早期，白宫官员出现在国务卿的飞机上都会被视为间谍。尽管白宫得知了她的这些评论，奥巴马的助手却丝毫不在意，这就说明了他们对希拉里“非对抗式”举措并没有多大意见。

贝德自己认为，希拉里需要阐明美国立场。于是，他翌日早晨与希拉里在她所住的宾馆会面，告诉她那番话对喜欢谴责中国的人权组织和立法者来说，“虽然是无法驳斥的真理，但都具有挑衅味道。”他交给她一张黄色的纸条，上面草草写着几个要点：奥巴马政府将人权保护看作是一个“全球至关重要的优先议题”，美国官方也计划在与中国官方的每一次会议、公开会晤和私人会晤中都提到这一点。希拉里接过纸条，放进了口袋。那天在与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一起出席的新闻发布会上，当她被问及之前的评论时，她相当高调地拿出那张纸条，戴上老花镜，逐字地念出纸条上的内容。

对希拉里来说，这是一个新手才会犯的错误，是一个她永远都不可再犯的错误。她在自传中没有详细描写这段插曲，但有些人认为这件事会带来严重后果。“我觉得，她在后来总想以强硬立场对抗中国，就是想要克服这些弱点和不足。”洪培博说道，“因为她提高了声音，表现得更加自信了。”

早期，希拉里并不是唯一想与中国修好关系的人。入主白宫的奥巴马也同样为与美中关系烦恼。希拉里出访行程结束的八个月后，奥巴马推迟了与达赖喇嘛访美时的会见。（美国总统会见西藏被流放的精神领袖是常见的礼节，但中国政府极力反对。）问题不在于是否会见，而是时机问题。因为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奥巴马将以总统的身份首次访华，白宫不想破坏原本友好的氛围。然而，此举却给奥巴马招致唯北京马首是瞻的批评。“我们没想到华盛顿政界人士会以这种方式作为考验标准，”贝德沮丧地说，“也许我们早就应该预料到这一点。”

白宫政府有充分的理由为奥巴马此行担忧。在全亚洲都认为金融危机让美国声誉扫地的时刻，他要访问中国。此时的美国看起来像是一个实力减退的强权国家：金融市场蹒跚而行、政治系统瘫痪，甚至沦为了中国的债务人，让中国持有万亿美国国债。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的复苏唤醒了隐藏着的民族自豪感，使得中美之间不可避免地陷入高度紧张的局面，这就给贝德和斯坦伯格制定谈判策略增加了难度。他们所制定的策略主要是想打破第一年的僵局，因为每任当选总统都会在竞选中宣扬反华言论，使得中美关系在这些总统上任的第一年非常恶劣。

比如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中，比尔·克林顿将中国人比作“北京屠夫”；2000年，乔治W。布什批评克林顿称中国为“战略伙伴”的行为，将中国称作“战略竞争对手”；2008年，希拉里请求奥巴马抵制参加中国奥运会开幕式。然而，奥巴马拒绝接她的电话。“我不愿意让奥林匹克成为政治抗议的场所，”他说道，“因为这场盛会在一定程度上让全世界短暂集聚一堂。”他的中立政策加上微薄的外交经历，使他在中国人眼中成为一名费解的人物。“我们想称他为第一位亚太总统，”洪博培回想道，“但中国人很迷惘。他来自哪里？他在想什么？这个人就像一串未解的密码。”

奥巴马2009年11月的访华经历差点造成了外交危机。他与中国国家主席就有关世界经济和伊朗、朝鲜核武器野心等话题进行了严肃谈判。但中国没有安排奥巴马与公众会面。在中美联合新闻发布会上，也没有给他回答提问的时间；他们没有播放奥巴马在上海市政厅的会议情况，而且演讲厅中听他演讲的全是共青团团员，避免了一些“煽动性”的提问。此外，奥巴马在接受中国报纸《南方周末》的采访中，谈到贸易、双边关系以及中国崛起等，中国政府认真审查了采访内容。当时，美国正处于守势，由此可见他有多么不受“待见”。

然而，美国媒体的报道也令人无地自容。奥巴马对中国之行很“生气”，那些被他当成记录来分析的负面报道也让他十分沮丧。五年之后奥巴马表示，他对我的这篇关于亚洲之行的报道非常不高兴，并回应了他不打算去日本签一份贸易协议的原因。他的助手还告诉我，《纽约时报》还刊登了他在日本的尴尬境遇，然而事实恰好相反。

奥巴马的暴跳如雷和非常敏感也可以理解。这反映了一个问题：日报新闻经常会忽视事情真正的进展。不过，当奥巴马过后回头再看这件事时，就会发现任期内的权力象征一定要定好基调。2009年秋，这位新总统在中国成为了“乞求者”，这可比他与中国领导人的私人交流更博人眼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