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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文艺复兴（第2页）

但是，有一些人，他们的关注点本不在教会事务上，对教皇或主教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怨恨，可他们随便打了几炮，就让陈旧的大厦轰然倒塌。

来自布拉格那位瘦弱苍白的人，胸怀基督教崇高理想。他的未尽事业由一群混杂的人实现了。他们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不过是想成为基督教会的儿子，为这个世界的正义事业做点什么。

他们来自欧洲的各个角落，代表着各种行当。如果哪位历史学家说出他们所做事情的真实目的，他们还会非常愤怒。

例如，马可·波罗就是这样的例子。

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位坚韧的旅行家，他见过大世面，那些习惯于小城市生活的人们称他为“百万马克”。当他告诉人们，自己见过塔那么高的金宝座，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黑海的大理石墙，他们都嗤之以鼻。

尽管如此，这个干瘦的小伙子在历史进程中却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算不上一个作家，和他的阶层和时代一样，他对文学持有成见。一位绅士应该挥舞宝剑，而不是耍弄羽毛笔，因此，“马克”先生不想成为作家。但战争把他送进了热那亚的一座监狱里，为了消磨时光，他给同监室的一个蹩脚的文人讲述了自己奇异的生活经历。通过这种间接方式，欧洲人了解到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此前他们根本不了解自己所生活的世界。马可·波罗是个头脑单纯的家伙，他相信，他在小亚细亚看到一座山峰，被一位虔诚的圣徒移动了好几英里，这位圣徒就是希望向异教徒证明，真正的信仰到底有多大威力。他轻易相信当时流行的人没有脑袋的故事，三条腿小鸡的故事。可是，他的游记比其他一千多年之前出现的任何东西，都更大地撼动了教会的地理学理论。

当然，马可·波罗不论生与死，都是基督教的虔诚圣子。假如有人把他和时代跟他相近的著名人物罗吉尔·培根相比的话，他会非常不安。因为培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科学家，为了探索知识奥秘，他整整十年被禁止写作，还在监狱里呆了十四年。

但在这两个人当中，还是马可·波罗更危险一些。

当培根在陈述那些进化理论（这些理论可能颠覆当时所有被奉为神圣的思想）的时候，也许只有十万分之一的人能跟上他的思路。但是，每个识字的公民都会从马可波罗那里知道，世界有很多事物，是《旧约全书》的作者们从来不知道的。

我可不是说，在世界还没有一点自由的时候，出版一本书，就能引起人们对《圣经》的权威的背叛。要对大众进行启蒙，需要几个世纪的艰苦准备。但是，探险家、航海家和旅行家们平实简洁的记述，在造成文艺复兴运动后期的怀疑精神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种怀疑精神让人们敢说敢写，而在几年前，他们所说所写的东西，只会被宗教裁判所的调查人员带走。

以卜伽丘的奇异故事为例。他的朋友从佛罗伦萨启程，开始了流亡旅程，第一天就听到了这样的故事。故事说所有的宗教体系，可能都有对的和错的成分。但如果这是真的，宗教体系都是对错各半，那么许多思想都既无法证实也无法否定，可是，为什么还有人被处以绞刑呢？

我们看一看著名学者洛伦佐·维勒的更加奇异的经历吧。他死的时候，还是一位非常受尊重的罗马基督教政府官员。传说君士坦丁大帝把罗马、意大利和西部各省赠给了教皇西尔维斯特。然而，洛伦佐·维勒在拉丁语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这次赠与不过是一场拙劣的欺诈，是在皇帝死后几百年，教皇法庭的一个无名小卒编造出来的。

回到更加现实的问题上来，那些受圣徒奥古斯丁信念熏陶的忠实基督教徒是什么样子呢？奥古斯丁告诉人们，如果相信地球另一端有人，那就是亵渎神灵的，是异端。因为地球另一端那些可怜的家伙看不到基督再次降临，因此，他们没有理由活在世上。1949年瓦斯科·达·伽马首航印度归来，描述了他发现的在地球另一端人口稠密的王国。当时那些善男信女对奥古斯丁的教义又该作何理解呢？

一些人头脑单纯，他们总是被灌输这样的思想，我们生存的地球就像一个圆盘，耶路撒冷是宇宙的中心。然而，当小维多利亚号环球航行归来，证明《旧约全书》地理中有很多错误，他们又该相信谁呢？

我想重复一下以前说过的话，文艺复兴不是有意识进行科学研究的时代。在宗教领域，缺少真正的兴趣关注。在这三百年里，一切都被一种唯美和享乐的愿望支配着。教皇强烈批评这些邪恶理论。但即便是教皇，如果那些反叛者们很健谈，又了解一些印刷或者建筑知识，也会非常乐意邀请他们共进晚餐。像萨旺那罗拉这样的道德狂热者，和那些用诗歌和散文猛烈攻击基督教信仰根基的年轻怀疑者，都同样有生命危险。

但是，在所有表露的对于生命的新向往中，毋庸质疑地存在一股潜流，不满于现实秩序，不满于自称万能的教会对人类思维发展的束缚。

卜伽丘年代和伊拉斯莫斯年代前后相距二百年。在这二百年间，抄写员和印刷工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除了教会自己出版的书籍以外，当时任何重要著作中，都间接提到希腊和罗马的古代文明被野蛮入侵者的混乱状态所取代后，西方社会完全被无知的僧侣所掌管，世界沦落到了如何悲惨的处境。

和马基雅维利、洛伦佐·梅第奇同时代的人们对道德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他们是非常现实的人，善于利用现实世界。表面上，他们对基督教会很平和，因为教会势力强大，无孔不入，能做出对他们十分不利的决定。他们从未有意识地参加过改革活动，更没有质疑过现存制度。

但是，他们对古代的事情无比好奇，他们不断获取新的情感，他们的活跃思想非常不安定。这让当时的人们从非常自信的“我们知道……”，变成了带着疑问的“我们真的知道……？”

同彼得拉克的十四行诗集或拉斐尔画集相比，他们更应该得到后人的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