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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伊拉斯莫斯（第2页）

这些叔叔和监护人不知道如何安置这两个小家伙，在他们的妈妈去世以后，这两个孩子从此无家可归。他们先是被送到了位于德文特一所著名的学校，学校里有几个老师加入了“共同生活弟兄团”这个组织，然而，如果我们通过后来伊拉斯莫斯所写的信件来判断，这些年轻人仅在“共同”这个词语上就意见相左。后来，他们兄弟两个也被分开了，弟弟去了荷兰西部的高达，立刻就置于拉丁学校校长的管制之下，这位校长也是被指定的三个共同管理他的微薄财产的监护人之一。如果伊拉斯莫斯时代的学校，和时隔四个世纪之后我参观过的学校那样糟糕的话，我只能为这些孩子们感到遗憾。更为糟糕的是，这些监护人糟蹋了孩子的所有财物。为了躲避可能遭到的诉讼，这几个人把孩子送到了教堂里，让他成了修道士，让他感到幸福，因为这样，“他的未来就有了可靠保障”。

历史的神秘磨盘，最终把这个可怕的经历碾磨成了具有很大文学价值的东西。我不想去思考这个敏感的年轻人所经历的中世纪末期的可怕岁月。他一个人形单影孤，不得不和那些不识字的乡巴佬和满手老茧的农夫生活在一起。当时，这种人在修道院占多数。

幸运的是，斯泰因的教会比较松散，伊拉斯莫斯可以把时间花在以前修道院长所收集的拉丁手稿上，这些手稿早就被忘在了图书馆里。他一头扎进了浩繁的书籍中，最终，成为了一部活的百科全书。这对他以后很有好处，他经常四处游历，很少再次进入图书馆，也没有那个必要了，他可以凭记忆信手拈来。凡是那些见过他的十大本著作，或者阅读了其中一部分内容的人，肯定会对十五世纪的那些“经典理论”大加赞赏。

当然，伊拉斯莫斯最终能够离开那座古老的修道院了。像他这样的人从来不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他们可以用最不好的材料营造自己的生存环境。

伊斯拉莫斯后期的生活比较自由，他一直想寻找一处僻静的场所，这样，他就可以不受崇拜者打扰而潜心进行研究。

可是，直到他弥留之际，当他叫了一声童年时期的“亲爱的上帝”，灵魂回到沉睡的时刻，他这才享受到了“真正的清闲”。对于紧随苏格拉底和齐诺的人而言，“真正的清闲”一直是很少人能够找到的最高理想。

这些历程经常有人描述，我不想过多重复。只要有几个人，以真正智慧的名义共同生活在一起，伊斯拉莫斯总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他曾经在巴黎求学，差点因为饥寒交迫而命丧于此。他在剑桥教过书，在巴塞尔印过书。他试图把启蒙的火花带入东正教堡垒----著名的卢万大学。他在伦敦生活了很长时间，在都灵大学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他熟知威尼斯大运河，咒骂起来齐兰的糟糕道路就像咒骂伦巴道路一样熟悉。罗马的天空、公园、人行道和图书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遗忘之水也无法把这座圣城从他的记忆中洗涮掉。只要他去威尼斯，就能得到一笔养老金。只要开设一所新的大学，他总会受到邀请，即便他偶尔光临一下校园，对于这所学校来说，都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可是，他总是拒绝这样的邀请，因为这里面似乎有让他长久居住、寄人篱下的味道。他最想要的是自由。他也喜欢舒适安静的房间，不喜欢糟糕的房间；他也喜欢令人愉快的志同道合者，不喜欢呆板者；他也知道勃艮第出产的优质红酒和亚平宁半岛出产的淡色红墨水之间的区别，但是，他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假如他不得不称呼别人为“主人”的话，他是无法这么做的。

他为自己选定的角色是智慧的探照灯。无论在地平线上出现了什么目标，伊斯拉莫斯立刻用自己的智慧光芒照亮它，竭尽全力让周围的人们看清事物的本质，戳穿其伪装以及他深恶痛绝的无知。

在历史最动乱时期他能这样做，他逃脱了新教狂热的怒潮，并使自己远离了宗教法庭那些朋友们的火刑，这一点在他一生中最受责难。

后人对于古代殉道者总是怀有真情实感。

为什么这个荷兰人没有和其他改革者一起大胆地支持路德呢？这个问题对于学者似乎一直是个谜。

答案就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参与暴力活动并不符合他的秉性，他也从来不把自己当做什么运动的领袖。他完全没有坚信自己正确的信念，而这一点是那些想要告诉世人太平盛世如何实现的人都有的信念。另外，在他看来，我们要想建立新家园，并不一定要破坏掉旧有家园。的确，地基需要修正了，排水系统也陈旧了，花园里也堆满了原先主人留下的垃圾和废物。假如房主履行了诺言，花些钱马上修缮一下，这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伊斯拉莫斯也只想如此而已。尽管其反对者嘲讽他太中庸，他还是要比那些彻底的激进分子成就大得多，他们给世界制造了两个暴君，而此前却只有一个。

像其他真正伟大人物一样，他不喜欢制度。他认为，拯救世界要靠我们自身不断的努力。改造自我，才能改造世界。

因此，向现存的弊端发起攻击时，他向每一位公民发出呼吁，他很巧妙地做到了这一点。

首先，他写下了大量书信，写给国王、皇帝、教皇、教士、骑士，乃至恶棍，写个每一个想接近自己的人，他每次提起笔，总是洋洋洒洒，酣畅淋漓。

其次，他校订了大量的经典文献。那些文献经常被转抄，到后来已经完全偏离了原意。为此，他甚至不得不学习希腊语，努力掌握这门被禁止的语言的规则。很多虔诚的天主教徒因此认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异端，这听起来有些怪异，但确是事实。在十五世纪，受人尊敬的基督教徒从来不会想去学这门被禁止的语言，这是一门名声不佳的语言，和现在的俄语一样。懂得一些希腊语会招致各种麻烦，会诱使人们把福音全书的原文和译文做比较，以保证译文是原文的忠实再现。而这也仅仅是个开端。不久，他便会跑到犹太人中，学习希伯来语。再走一步，就要公开背叛教会权威了。长期以来，手头有一本写满怪异文字的书籍，就可以证明这个人具有秘密革命的倾向。

为了搜查违禁品，教会经常突击。拜占庭的难民为了维持生存而教一些自己的语言，结果经常在避难的城市被驱赶出去。

尽管有这些困难，伊斯拉莫斯还是学会了希腊语。在他给西普里安和奎实顿以及其他教会先哲的书籍添加注释的时候，里面暗含了很多巧妙的评论。要是这些评论单独做成小册子的话，永远也不会出版。

这种玩闹式的注释，在伊斯拉莫斯创造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学形式中出现。我说的是大家都知道的伊斯拉莫斯的希腊和拉丁文格言，他把格言整理出来，以便让孩子们能学习优雅的古文。这些所谓的“箴言集”里充满了睿智的评论，在保守派看来，绝不是出自跟教皇有交情的人之手。

最后，他写了一本孕育着时代精神的奇特小书，这本小书缘于几个朋友的玩笑话，却具有重要地位，作者也是后来才认识到这一点。这本书名叫《愚人颂》，我们碰巧知道了这本书是如何写成的。

公元1515年，一本小册子让世界震惊了。这本书写得非常巧妙，人们弄不清到底是在攻击僧侣制度，还是在维护修道生活。封面上没有署名，但是，那些对作者有些了解的人们认为，它出自一位叫乌尔里克·冯·哈顿之手。他们猜得非常准确，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是一位桂冠诗人，在写作这部粗糙但有用的讽刺作品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此他很感自豪。当他听说，托马斯·摩尔这位新英格兰学习运动倡导者高度评价这本作品的时候，就给伊斯拉莫斯写信，询问一些细节情况。

伊斯拉莫斯和哈顿并不熟悉。伊斯拉莫斯思想有条不紊，不喜欢那些邋遢的条顿人，他们整天为了启蒙事业而挥舞着笔和剑，然后跑到附近的酒馆里，大口喝起啤酒，暂时忘却那个时代的腐朽时事。

不过，冯·哈顿是一个真正有才华的人，伊斯拉莫斯非常礼貌地回复了他。在信中，他不断称赞朋友托马斯·摩尔的美德，还描绘了一幅家庭美满图景，认为托马斯爵士的家庭永远是其他家庭的楷模。信中他提到，摩尔这个幽默大师，为他的《愚人颂》提供了最初的思想灵感，正是摩尔创立的善意恶作剧，激发他写出了让他一举成名的作品。

这本书让我隐约想起了很多世纪以来荷兰儿童一直喜爱的木偶剧《庞奇和朱迪》。这部木偶剧中有大量粗俗对话，但是却又保留着一种严肃而高尚的道德风格。声音嘶哑的“死神”是剧中主要人物，其他人物一个一个来到这位衣衫褴褛的英雄面前，为自我陈述一番。让小观众们高兴的是，他们又一个接一个地被人用大棒敲打脑袋后，扔到垃圾堆。

《愚人颂》将整个时代的社会面纱慢慢揭去。愚人就像受到启迪的验尸官，站在那里对观众做一番评论。没有人被遗漏。为找到合适人物，整个中世纪大街都被翻了一遍。当然，当时有进取心的人，叫嚷着拯救世界的僧侣，以及这些人的无知和徒有其表的争辩，终于一败涂地，这些事情让他们永远难忘，更不会原谅。

但是，教皇、红衣主教、主教们，以及贫穷的加利利地区的渔民和木匠的后人们，也出现在名单中，占据了好几章的内容。

然而，伊斯拉莫斯所写的“愚人”，是一个比普通讽刺文学中玩偶匣里的人物更现实的角色。通过这本书，伊斯拉莫斯宣扬了自己的信条，可以称得上是宽容的哲学。

他认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他坚称神圣律法的精神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其最初版本中的逗号与分号。他真正把宗教当做道德体系而不是一种统治形式来接受，这让思想刻板的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猛烈抨击他是“无神论恶棍”，是所有真正宗教的敌人，他“诋毁了基督”，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暗含在一本书中。

这种指责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这个鼻子尖尖的矮个子一直活到了七十岁。而当时，如果官方文本被添加或减少了一个字，都可能被绞死。他对什么民众英雄根本不感兴趣，并公开这么说。他从来不指望刀枪能够解决什么问题。他非常清楚，假如一点儿小小的宗教争端演化成一场国际宗教战争，那世界该冒多么大的危险。

于是，他像一个大大的海狸，夜以继日地工作，企图筑起逻辑和知识的大坝，他隐约地希望以此阻挡无知和不宽容的巨浪。

他最终没有成功。单凭其一人之力，要挡住德意志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倾泻下来的仇恨和恶意洪流，根本是不可能的。他死后没几年，他的一切努力付之东流。

伊斯拉莫斯于公元1536年六月与世长辞。

正是由于他的辛勤劳动，很多沉船碎片被海水冲到了后人的岸边，成了后来那些压制不住的乐观主义者们的绝好材料。他们相信，有一天，我们会建起真正有效的堤坝，挡住洪水。

他的幽默感伴随他一生，他死在了出版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