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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阿米尼乌斯（第2页）

在莱顿大学，有两位观点不一致的教授，这丝毫不新鲜。但是，这二位教授争论的是意志自由问题，这个似乎就有些严重了。兴奋的人们马上加入到了争论中，不到一个月时间，整个国家分化成两个敌对阵营。

一方是阿米尼乌斯的朋友们。

另一方是戈马罗的追随者。

尽管后者出生在荷兰，他一生几乎都生活在德国，是条顿教育体系的杰出产物。他学识广博，却又缺乏普通常识。他精通希伯来的神秘世界，而他的心跳却遵从阿拉姆语的语法规则。

他的对手阿米尼乌斯则完全不同。阿米尼乌斯出生在离斯泰恩修道院不远的一座小城，伊斯拉莫斯曾经在此度过了不幸的青年时期。在他孩童时期，他结识了一位邻居，即著名的数学家和马尔堡大学天文学教授。这个人名叫鲁道夫·斯涅耳，他把阿米尼乌斯带回德国去接受良好教育。但当这个小男孩在第一个假期回到家里时，发现他的家乡遭到了西班牙人的洗劫，他的亲戚全都遭到了杀害。

这似乎表明，他的前途已经断送了。但是，一些好心的有钱人听说了这个孤儿的悲惨遭遇，他们凑了一笔钱，把他送到了莱顿大学学习神学。他刻苦学习，五六年时间就学完了全部课程，接着，又向南去寻找新的知识源泉了。

在当时那个年代，出类拔萃的学生，很容易找到一个愿意为自己进一步学习而出资的人。不久，阿米尼乌斯就拿到了阿姆斯特丹一些行会提供给自己的证明，愉快地踏上了前往欧洲南部的求学之路。

作为一个颇受尊重的神学毕业生，他首先来到了日内瓦，此时，加尔文已经死了。不过，他的忠实助手西奥多·伯撒成了加尔文教派的领头人。这个猎杀异端的老手嗅觉很敏锐，很快闻出了这个年轻荷兰人学说里的拉米斯主义思想，阿米尼乌斯的访问行程也因此被缩短。

拉米斯主义对于现代读者而言毫无意义，但是，三百年前，拉米斯主义被看做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宗教新生事物。那些熟悉米尔顿汇编著作的人都清楚，拉米斯主义的发起人是一位名叫皮埃尔·德·拉·拉梅的法国人。作为一名学生，拉梅最终彻底厌烦了教授们的陈旧方法，于是，选择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博士论文题目：《亚里士多德的一切理论都是绝对错误的》。

不用说，这个题目并没有得到老师们的喜欢。几年以后，他在几本著作里详尽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他的死是一个必然的结局，他是圣巴塞洛缪屠杀第一批牺牲者之一。

他那些令人厌恶的书籍，没有随着作者一起被杀掉。拉米的独特逻辑体系在北欧和西欧受到了广泛欢迎。然而，那些所谓真正虔诚的人们认为，拉米斯主义是通向地狱的暗号。有人劝阿米尼乌斯去巴塞尔。自从这个不幸的城市受到了伊斯拉莫斯的迷惑以来，“自由者”在那里就被看做是好公民了。

阿米尼乌斯受到这样的警告后，去了北部地区。接着，又做出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决定。他大胆地来到了反对者的地界，在巴杜大学学习了几个学期，并去了罗马。1587年，他返回了自己的国度，他在国人眼里，俨然是极其危险的人物。但是，他既没有长出角，也没有长出尾巴，并渐渐地获得了人们的好感，允许他担任阿姆斯特丹的牧师之职。

他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而且，还在一次瘟疫爆发中获得了英雄的美名。不久，他受到了人们的真诚拥戴，让他负责重建这个城市的公共教育体系。1603年，他作为一位羽翼丰满的神学教授前往莱顿时，全城人对于他的离去无不感到深深的遗憾。

假如他事先知道在莱顿等待他的是什么，我肯定，他绝不会去那里。当他刚到莱顿时，“堕落前预定论者”和“堕落前预定论者”之间激战正酣。

从阿米尼乌斯受过的教育及其秉性来说，他属于堕落后预定论者。他不想对持前预定论的同事戈马罗有什么偏见，但是，前预定论和后预定论之间是无法妥协的。于是，阿米尼乌斯不得不公开宣称，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堕落后预定论者。

当然，读者可能会问，什么是“堕落前预定”，什么是“堕落前预定”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研究不透这些东西。但是，根据我的理解，这种古老的争执发生在两类人之间，一些人认为人在某种程度上拥有自由意志，能够设定自我目标，如阿米尼乌斯；另外一些人，如索福克里斯、加尔文和戈马罗等，他们认为，人生命里的一切在出生以前就预先注定了，因此，我们的命运完全依赖于创世之初的投掷圣骰子来决定。

公元1600年，绝大多数的北欧人都属于前预定论者。他们喜欢聆听布道，说除了他们以外的其他人会最终毁灭。一些胆敢宣扬善意和仁慈信条的牧师，立即被怀疑有罪。而这些牧师的对手，像那些不愿开出苦口药物的医生一样，因为善良而耽误了治病，将病人置于死地。

莱顿爱传闲话的妇人们一发现阿米尼乌斯是一个后预定论者，他发挥作用的机会便没有了。这个可怜的家伙，在朋友和支持者的一片指责狂潮中离开了尘世。后来，后预定论主义和前预定论主义都进入了政治领域，这在十七世纪是不可避免的。前预定论者在选举中占据了上风，后预定论者被宣布为公共秩序的敌人，成了国家的叛徒。

这场荒唐的争吵还没结束，共和国第二任奠基人奥登·巴恩维尔特就脑袋夹在两脚之间死去了。格劳秀斯的温和性格，让他成为了第一个宣扬公平国际法体系的伟人。可此时，格劳秀斯是瑞典女王皇宫里的一位食客。威廉的事业似乎完全付之东流。

但是，加尔文主义并没有取得所希望的胜利。

荷兰共和国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共和国，实际上，它不过是几百个有影响的家族统治下的商人和银行家的俱乐部。这些绅士们对于平等和博爱根本不感兴趣，然而，他们确实信仰法律和秩序，他们认可并支持已有的教会。在星期天，他们前往白色的大房子中，这里以前是天主教教堂，而现在却成了新教徒的演讲厅。但到了星期一，当教士想拜访市长大人和议员们，并抱怨这抱怨那的时候，这些大老爷们却正在“开会”，无法接待这些虔诚的绅士们。如果他们坚持下去，甚至召集几千忠实信徒到市政厅前“示威”，那么，这些官老爷也会和善地收下书写得工工整整的抱怨投诉和建议。但是，一旦大门把最后一个穿黑袍的请愿者关在门外之后，这些官老爷就会用这份文书点燃他们的烟斗。

他们采纳了“一次足够，无须太多”这个有用而实际的说法。他们对发生在可怕的伟大前预定论内战期间的事情感到极度恐慌，因此，他们毫不妥协地镇压了所有形式的宗教狂热活动。

后来的人们并不总是对那些贵族友善。无疑，他们把国家看做是自己的私人财产，并不能区分哪些是国家利益，哪些是他们的个人利益。他们缺乏帝国长治久安的远大目光，几乎总是小事聪明大事糊涂。但是，他们做的某些事我们应该从内心感到赞赏。他们把国家变成了一个国际交流场所，具有各种思想的各种人，都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思考、写作、出版。

我并不想描绘一幅过于乐观的图画。在处处受到大臣的威胁之下，市政议员不时地要镇压天主教的秘密协会，或者没收某些喧嚣的异端印制的小册子。一般而言，只要不爬上市场里的演讲台上指责宿命论，不把大念珠带到餐馆，不要在哈勒姆南方卫理公会教堂里否认上帝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就没人来管你。近二百年来，对世界其它地方因为个人思想而受到迫害的人们来说，荷兰共和国都是名副其实的休养港湾。

不久，这个复乐园的谣言广泛传开了。在之后的二百年里，荷兰的印刷厂和咖啡馆里挤满了形形色色的狂热者，他们是一支奇异的精神解放新队伍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