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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斯宾诺莎（第2页）

不过，这场战役时间并不长。当时仍在进行中的重要战斗发生在拉罗谢尔附近，胡格诺派正在抵抗黎塞留派。于是，笛卡尔又回到了法国，研究高深的攻城技术。然而，兵营生活开始让他感到恐怖，他决定放弃军队生涯，致力于哲学和科学研究。

他有一点微薄收入，他不想结婚，他的愿望不多，只盼望过上一种安静快乐的生活。他如愿以偿了。

我不清楚他为什么选择荷兰作为居住地，不过，荷兰却是一个印刷、出版和书店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只要人们不去攻击政府或者宗教，关于出版审查的法律就是一纸空文。而且，他从来没有学过这个国家的语言，因此能够避开那些不受欢迎的家伙和那些没有意义的闲聊，可以把所有时间和精力用于自己的工作上。

对于一个当过兵的人来说，这种生活似乎有些沉闷，而笛卡尔生命中有自己的目标，他非常满足于这种自我放逐式的生活。多年来，他变得非常确信，世界仍然陷于深不见底的无知之中；当时所谓的“科学”也远非是真正的科学；不铲除过去错误和虚假的东西，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总体进步。过去的错误可不少，然而，笛卡尔拥有巨大的耐心。在他三十岁的时候，他着手开创了一套全新的哲学体系。然后，他又把几何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加入了自己的初始体系之中。他完成了任务的过程中，毫无思想偏袒，以至于天主教徒指责他是加尔文教徒，而加尔文教徒咒骂他是无神论者。

这种叫嚷声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但丝毫没有对他产生什么影响。他平静地坚持自己的研究工作，去斯德哥尔摩同瑞典女王探讨哲学问题，最后，平静地死在了这座城市。

笛卡尔哲学在十七世纪的人们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就如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达尔文主义一样。在1680年，要是谁是笛卡尔信徒，那是很可怕的事情，也是极不体面的。这就相当于宣布自己是现有社会秩序的敌人，是苏西尼派，是低等人，因为自己信仰的问题把自己和周围体面的人隔离开来。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大多数知识阶层接受笛卡尔哲学，就像我们的祖辈们热情地接纳达尔文主义一样。然而，在阿姆斯特丹的正统犹太人中，这些问题从来没有被人提起过。笛卡尔哲学既没有在《塔木德经》中提及，也没有在律法中提及，因此，也就相当于是不存在的东西。如果人们发现一个叫巴鲁克·斯宾诺莎的人的思想里，有笛卡尔哲学的成分时，犹太教会就会调查此事，并采取官方行动，那么这个斯宾诺莎也就会不存在了。

此时，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会正经历一场严重危机。当小巴鲁克十五岁时，另一个葡萄牙逃亡者乌列尔·阿科斯塔也来到了阿姆斯特丹，发誓弃绝天主教，回归前辈的犹太教，因为他是在受到死亡威胁的情况下才接受天主教的。但是，这个阿科斯塔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他是礼帽上插着羽毛、腰间配着宝剑的绅士。那些在日耳曼和波兰学校培训过的荷兰拉比的傲慢态度让他感到非常不愉快。他很自负，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在这么小的一个环境中，这种公开藐视的做法不可能得到人们的宽容。一场充满仇恨的战斗紧随而至。一方是孤独的梦想者、半先知半贵族，另一方是无情的法律护卫者。

结局是悲剧。

首先，当地警察指责阿科斯塔是一些亵渎神灵的小册子的作者，小册子公开否定灵魂永在。这让他陷入了和加尔文派牧师们的纠缠之中。不过，事情很快得以澄清，控告也被撤销了。不过，犹太教会把这个思想顽固的反叛者驱逐出了教会，并剥夺了他赖以为生的财产。

此后几个月里，这个可怜的人在阿姆斯特丹的大街上游**，直到最后贫困和孤独把他逼回了犹太教会。但是他必须首先公开为自己的邪恶行为道歉，任由所有教会成员鞭打脚踢后，才能被允许重新加入教会。这些屈辱让他彻底崩溃。他买了一把手枪，把自己的脑袋打开了花。

这次自杀事件，在阿姆斯特丹的市民中引起了巨大争论。犹太教会认为决不能再出现这样的公共丑闻。当他们发现“生命之树”中最有前途的学生，受到了笛卡尔新异端思想的浸染时，他们竭尽全力加以掩盖。他们跟巴鲁克商量，如果他答应学好，经常去犹太教堂，不发表任何对抗法律的言论，他就可以每年得到一笔钱。

斯宾诺莎不想考虑这种妥协，他断然拒绝了。结果，按照古老的《天谴法则》，他被驱逐出了教会。这个法则全是些杰里科时代的诅咒漫骂。

作为这些诅咒的对象，斯宾诺莎却平静地呆在家中。他第二天在报纸上了解到了所发生的事情。一位狂热的《天谴法则》追随者，甚至想要了他的命。但即便如此，他也不肯离开这个城市。

这对拉比的名誉是个巨大的打击。他们祈求约书亚和以利沙的帮助，看来也是徒然。他们发现自己在几年的时间里，再一次受到公开藐视。他们焦虑地来到了市政厅寻求帮助，要求会见市长，痛陈他们刚从教会驱逐出去的这个巴鲁克·斯宾诺莎，说他确确实实是个危险分子，是不信仰上帝的不可知论者，因此，不能允许他呆在受人尊重的阿姆斯特丹基督教社区。

这些官老爷们有个癖好，他们什么也不管，全部交给一个牧师小组委员会去处理。这个小组委员会研究了一下这个问题，发现布鲁克·斯宾诺莎并没有做出什么冒犯城市法条的行为，于是报告给了官老爷。同时，他们认为教士们应该团结。于是，他们建议市长让这个非常有个性的年轻人离开阿姆斯特丹几个月，等这件事平息以后再回来。

从此，斯宾诺莎的生活变得安静、平和，就像他从卧室的窗户向外边看到的风景一样。他离开了阿姆斯特丹，在莱顿附近的莱茵斯堡租了一处房子，白天磨制光学仪器用的镜头，晚上则抽起烟斗，根据自己的兴致，读点儿或写点儿东西。他一生没有结婚。有传言说他和自己拉丁老师恩德的女儿关系暧昧，然而，他离开阿姆斯特丹的时候，那个女孩才十岁，这似乎根本不可能。

他有几个非常真诚的朋友，他们一年至少两次给他提供资助，以便他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之中。他非常感激他们的善意，但他更想保持独立的个性。除了一个年轻富有的笛卡尔主义者一年八十美元的帮助之外，他没有多要过一分钱，过着一个真正哲学家的清贫日子。

他曾经有机会成为日耳曼的教授，但是他拒绝了。他听说著名的普鲁士国王很愿意成为他的庇护者和保护人，然而，他却回绝了，依然平静地过着快乐的流亡生活。

在莱茵斯堡呆了几年之后，他又去了海牙。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是很好。他磨制镜头产生的粉尘，让他患上严重的肺部疾病。

1677年，他孤零零地离开了尘世。

让当地教士们非常难受的是，至少有六辆属于宫廷显赫人物的私人马车来到了这位“无神论者”的墓地。二百年以后，人们在其墓地竖起了一座雕像以示对他的纪念，当时官府派出了很多警察来保护这个庄重仪式，防止狂热的加尔文主意者的进攻。

这就是关于他的情况。他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他只是一位辛勤耕耘、著书立说的哲学家吗？他说的话只是让奥马尔·海亚姆愤怒不已吗？

不！不是！

他的成功，不是依靠他的才智，或他的听起来蛮有道理的理论。斯宾诺莎之所以如此伟大，是因为他的勇气和力量。他的民族眼里只有一种法律，它包含的是规则在很久很久以前就确定下来的，是不可更改的，是任何时代都适用的。这套精神专制体系，是为职业教士阶层创造的，他们称自己的职责就是解释这套神圣规则。

他生活的世界里，精神自由思想，几乎等同于政治混乱。

他知道，自己的逻辑体系一定既会冒犯犹太人，也会冒犯非犹太人。

但是，他从来没有动摇过。

他视所有问题为普遍性问题，毫无例外地把它们当做是无所不在之意志的体现，是终极真理的表现，这个真理即便在世界末日也一样有效，就跟在创世之初有效一样。

通过这种方式，他为宽容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

就像他之前的笛卡尔一样，斯宾诺莎突破了旧宗教规范设定的狭窄界限，以百万星辰为基础，大胆建立了一套自己的新思想体系。

这样，他就让人类在继古希腊和古罗马之后，再次成为了宇宙里的真正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