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任开封知府,竟超额完成。
旧党大喜,范纯仁(范仲淹子)赞:
“蔡元长(蔡京字),真能吏也!”
但他私下对弟蔡卞说:
“五日?给我三日就能让司马公满意。治国如作书,笔快不如纸顺。”
第二次转向:
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复新法。
他连夜献“募役新策”——实将差役、募役合流,税上加税。
章惇抚掌:“元长知我!”擢户部尚书。
有旧党骂他叛徒,他笑答:
“诸公,书法有八面出锋,为政岂可一面?”
最诡谲的是他处理“元祐党人碑”。
他奉命书碑,在司马光名字上用“飞白体”,笔画如枯骨;写苏轼名用“行草”,状如飘萍。
徽宗赵佶见之叹:“卿书有诛心之笔!”他伏地:
“臣书其形,陛下诛其心。”这一刻,艺术家成了政治刽子手。
三、丰亨豫大:一场用艺术包装的浩劫
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拜相。首次面圣,他展《千里江山图》摹本——实是他用金粉、青绿重绘的“奢华版”。
徽宗痴迷:“此真盛世!”
他趁机提出“丰亨豫大”理论:
“《易经》云‘丰亨,王假之’。陛下当享天下丰盈,建明堂、铸九鼎、起艮岳,方显皇宋气象。”
这话如蜜,让艺术皇帝沉沦。
三大“杰作”:
花石纲:他创“苏杭应奉局”,命朱勔搜奇石。
有块太湖石高西丈,他命名为“神运昭功敷庆万年之峰”,运石船队称“纲”。
为过桥,拆水门;为进城,毁城墙。
老农哭阻,他令兵士鞭之:
“尔等目光如豆,岂见天家气象?”
铸九鼎:
仿禹王故事,铸鼎置于九成宫。
但鼎成那日,开封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