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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马岭给冯玉祥带来运气（第2页）

“什么？吉鸿昌这小子到了……”冯玉祥将信将疑地自语，“他不是在上海吗？”

“可他一大清早就在泰安车站下了车，说是有重大的事情和你商量。”

“噢，他真的来了……”

中原大战失败以后，吉鸿昌所部被蒋介石改编为第二十二路军，吉被任命为总指挥。不久，他受蒋介石的派遣，率部进剿鄂豫皖苏区，驻扎在满川、光山一带。他对于“围剿”苏区，攻打红军是十分反感和厌恶的。尽管蒋介石一再催促，他却以种种托词，按兵不动。为了督促、监视吉鸿昌的行动，蒋介石派冷欣到二十二路军任高级参议。吉鸿昌为拖延进攻，密令八十八旅的一个团化装成红军游击队黑夜鸣枪攻打潇川城关，然后上报：红军主力逼近演川，城防难保，无力“进剿”。

这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军委军政情报部根据吉鸿昌的思想变化，决定由刘仲华通过邓宝珊与吉鸿昌进行秘密联系，策动吉部起义，实行兵变。由于党的积极争取，使吉鸿昌产生了率部投奔红军的想法。并表示自己决不进攻红军。他为了应付蒋介石，在和红军取得联系后，遂决定对苏区进行一次“进攻”。吉的部队开到那里，红军就主动撤离，一路上都是乱放一阵枪，虚张声势，以此向蒋介石打假捷报；同时假装沿途受红军袭击，给红军扔下了许多枪枝弹药和面粉、大米。为了帮助吉鸿昌对红军有进一步的了解，部队中地下党组织特地安排吉鸿昌到苏区。吉鸿昌化装秘密进人苏区，参观了不少地方，并在金家寨附近与苏区领导见了面。

一九三一年夏天，正当吉鸿昌一面积极与红四方面军联系，一面秘密组织部队准备起义参加红军时，突然遇到了罕见的大暴雨，队伍出不了城。这时，蒋介石得冷欣密报，知吉鸿昌已采取行动，遂从湖北调汤恩伯、陈诚等嫡系部队十几个师，将吉鸿昌部团团包围。吉鸿昌当即决定马上起事。但是遭到被冷欣收买的三十一师师长张印湘的反对，三十三师师长葛运隆也害怕到苏区吃苦，致使吉鸿昌演川起义计划失败。

是年八月，蒋介石解除了吉鸿昌的兵权，并强迫他“出国考察”。在吉鸿昌即将启程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他悲愤已极，将备好的出国服装撕毁，向蒋介石要求参加抗战，却遭到无理拒绝。蒋介石命人将吉鸿昌的妻子胡洪霞先强行送上船，迫使吉鸿昌出国。九月二十三日，吉鸿昌怀着“满腔热血，无处可洒”的悲愤心情，含泪登舟，离开上海。

吉鸿昌自日本转赴美国，遂又乘船赴欧洲，先后到过英国、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德国、丹麦、瑞典、瑞士、意大利等国，向各地侨胞积极宣传抗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悍然进攻上海。吉鸿昌闻讯，立即结束了欧洲之行，乘船回国。

二月二十八日，吉鸿昌回到上海那天，目睹“高悬太阳旗之海船”以及“吴淞全市，尽成瓦砾的惨景”，心情十分沉重。他“默念国家前途，心胆全为破碎”，“泪竟不禁夺眶而出”。在这民族危亡关头，他知道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担当起拯救国家与民族的责任。很快，他找到了曾在西北军中当牧师的共产党人浦化人。吉鸿昌向他表示了要参加革命的心愿。随后，吉鸿昌在上海和党组织的代表见面，商谈了今后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的大计。不久，他受命离沪北上，路过泰山，希望拜见老长官冯玉样，除以释前嫌外，二人还可以掏心窝子地说说抗日救国的大事。

但是，冯玉祥对于吉鸿昌的突然造访，心情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他或许太偏爱吉鸿昌这员晓将了，一旦吉投人到蒋介石的阵营去，这种偏爱无疑会转化成恨―而这种恨又绝非是仇恨，而是恨铁不成钢；另一方面，他知道吉鸿昌和蒋介石闹翻了，被蒋掳夺兵权，送出国门考察。他有时发出这样的自问：“我可以上蒋介石的当，为什么吉鸿昌就不能受蒋介石的骗呢？可是，他毕竟是吉鸿昌的老长官了，那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特殊心理时常在作祟，一时难以忘掉吉鸿昌离他投蒋这件事情。

分别，既能加深仇恨，也能化解隔膜。冯玉祥和吉鸿昌有一年半之久没有见面了，他潜意识里很想和昔日的爱将深谈它三天三夜。但是，谈什么呢？他一时为了难。古语说的好：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吉鸿昌在这一年半中，毕竟是剿过共产党，还到欧美诸国转了一圈，还是先听吉鸿昌的言论为上策。

冯玉祥定下见吉的方针后，先是热情接待，旋即带着吉鸿昌参观自己居住的地方。一会儿指着自己下榻的西院“菊林旧隐”介绍：“相传清代康熙初年高僧元玉主持普照寺时，因广植**而得名。”一会儿又带着吉鸿昌来到“五贤祠”，说明原来称“三贤祠”，北宋三位著名的学者孙复、石介、胡缓都曾在此读书、求学，后来，明代的宋涛和清代的赵国麟也在此潜心读书，故得名“五贤柯”。简之，他缄口不问吉鸿昌的往事，更不谈当前的时政，给吉鸿昌的感觉是：这位优国优民的老长官，真的成了“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陶渊明了！

但是，当吉鸿昌听见随冯玉祥来泰山的官兵的操练声，以及看到冯在客房中书写的“尽忠报国”的大字横幅，他断定这位老长官没有变，只是出于对自己不放心才违愿而为的。因此，当所谓“参观”告一段落，一埃回到简朴的客厅以后，他就开门见山地说：

“冯先生，如果你还记恨我，就像当年那样，当众打我四十军棍吧！”

“这又说到哪里去了，在这种时候，你还没有忘记我，顺路上山来看看我，感谢还来不及，何谈打你军棍呢！”

“冯先生，”吉鸿昌一把扯开上衣，露出了宽阔的胸膛，他含泪激动地说，“请你拿把刀来，剖开我的胸，取出我的心，看看我还够不够一个中国人！”

冯玉祥从这简单的言行中，不仅看到吉鸿昌没有变，而且还猜出吉鸿昌此次造访还有着重要的使命，他情不由己地大喊了一声“吉鸿昌！”遂伸展双臂，紧紧地抱住了吉鸿昌―就在这相互紧紧地拥抱中，昔日的一切恩怨都化为乌有……待到他们平静下来相对而坐之后，似乎都有着相同的心灵感应，遂十分自然地把话题转到抗日救国方面来了。

“鸿昌，我们光想不当亡国奴不行，你看我们怎么干，才能把日本鬼子赶到东海里去喂鱼鳌呢？”

“容我直言，时下的中国，人人都叫喊抗日救国，结果，东北三省变成了伪满州国。”吉鸿昌说罢叹了口气，“我终于明白了，蒋介石喊的抗日是假的，汪精卫卖的更是坑人的野药，只有共产党打鬼子才是出于真心！”

冯玉祥听后怔住了，似乎不认识面前的这个吉鸿昌了，忙又问：

“你要给我说老实话，你小子是不是变成了共产党？”

“我也给老长官说句掏心窝的话，我真想当一个打鬼子的共产党，可是……还不够格！”吉鸿昌感叹不已地摇了摇头，“不打不成交，我是在剿共中认识共产党这个抗日朋友的。”

“共产党真的能抗日吗？”

“能！就是蒋介石不让共产党抗日。”吉鸿昌看了看陷人沉思的冯玉祥，又补充说道，“打个比方说吧，冯先生想揭竿打日本鬼子，他蒋某人能允许吗？”

“他当然不允许！”冯玉样扼要地追述了他在南京的遭遇以后，又愤慨地说，几千年来，中国的当权者，宁可当石敬塘这样的儿皇帝，也绝不允许岳飞这样的忠臣报国！”

“可你还必须看到，中国历来的报国忠臣，宁可像岳飞那样为卖国的皇帝殉道，也不敢带头起事打倒一个儿皇帝！”

“结果，北宋灭亡了，明朝也变成了清朝。”冯玉祥断然说出结论，遂有些茫然地问，“鸿昌，你看我们该如何抗日呢？”

“一，不上蒋介石的当，更不当今日的岳飞；二，时下，我们没有力量打垮卖狗皮膏药的蒋介石和汪精卫，我们可以暗自积蓄力量，另立抗日的门户。”

“好！冯玉祥挥拳打了吉鸿昌一下，激动不已地说，“再给我说句老实话，你小子北上，是不是准备另立抗日的门户？”

“不完全是，”吉鸿昌十分严肃地说，“我吉鸿昌不是扛大旗的料，只要冯先生愿意出山，我愿当你的抗日大军的先锋官！”

“好！事关重大，让我们好好地计谋一番。”

吉鸿昌行前，冯玉祥取自己写的丘八诗《献身）相示，并朗朗读出声来：

献身给国家，不怕刀砍和枪杀；

献身给民族，情愿粉身与碎骨。

民族生存，我方生存，我身虽死，换得民族生存。

国家自由，我方自由，我身虽死，换得国家自由。

吉鸿昌离去之后，冯玉祥“正式组织研究室用来帮助他学习革命理论。由于他左右的老先生的影响，同时也重温《左传》、《易经》等古籍。这时，冯玉样的思想虽然有向进步方面转化的倾向，但他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并不理解”。对此，他的部属高树勋等人曾做了如下评介：

“冯三番五次地发表抗日主张，一方面，固然是激于爱国热情，如续在喉，不吐不快；另一方面，则是以为不如此不足以扩大个人在社会上的影响……他本来是不甘寂寞的人，特别是在这个国家多事之秋，退居林下，内心是异常苦闷的。可是他又没有勇气与蒋介石彻底决裂，而走上革命的道路。有一次，有人和他谈到革命斗争的问题。他说：‘我干革命工作，不能叫我上山当土匪。’在他奔走于南京、上海、洛阳的几个月之中，使他深深感到，如果没有实力，什么主张也不会受人重视，更谈不到贯彻。因此，他强切需要重新开创一个局面，有了地盘，有了实力，才能实现自己的抗日主张以及进行其他种种活动。可是山东的韩复集对他很冷淡……冯看到在泰山根本无法展开活动，需要另选一个适当的地方。”

一九三二年九、十月间，韩复集与刘珍年争胶东地盘的问题发生后，蒋介石有调兵北上解决韩部的打算，冯玉祥不能安居泰山了。此时，中国共产党曾通过卫梓木等人，劝说冯玉祥不能把抗日停留在口头上，应发动民众进行实际行动。适值宋哲元发表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当时的部下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将麟阁等与冯玉祥的关系都较深厚，冯玉样希望能在他们的掩护下，积蓄力量与共产党合作，进行抗日活动，以开创他的新局面。当时宋哲元本人在北平，留驻张家口的是彭国政的一个团，彭表示欢迎冯去张家口，并愿听冯指挥参加抗战。冯玉祥于是在十月九日移驻张家口。当冯玉祥坐上北去的专列，独自思索如何开展抗日新局面的时候，他又本能地自问：

“宋哲元是真心欢迎我吗？蒋介石又做何手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