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毛泽东看着大雾与硝烟弥漫的战场,诗兴大发,写下了有名的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或许是元旦这天对蒋介石而言反差太大的缘故,他怒气冲冲地走进作战室,望着那些躬立桌前的将军们,真想破口大骂几声“娘希匹!”恰在这时,室外传来密集的爆竹声,蒋介石环顾左右问道:“何部长!外面响的是什么声音?”
“是老百姓过新年放的爆竹声。”何应钦答说。
“不对!”蒋介石蓦地拍了一下桌面,“是枪炮声,是朱毛领导的共匪打败国军的枪炮声!”
“是!”何应钦慑懦地答说。
“我自北伐以来,以不同的战略打败了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新老军阀。但是,我做梦也不曾想到,以十万重兵进剿江西不足四万的泥脚杆子,不仅损兵越万,而且连前线指挥的十八师师长张辉攒将军也当了俘虏,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啊!”蒋介石越说越气愤,最后竟破口骂娘了,吓得与会的将军们就像是见了猫的耗子,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最后,他又对何应钦下达命令:“何部长,今天是元旦,你们最好的过年方式,就是在你的领导下,制定出新的进剿共匪的作战计划!”
蒋介石离开作战室之后,又怒气冲冲地走回自己的官邸,只见陈立夫站在客厅中,双手捧着一挥纸,笑嘻嘻地说:“主席,我给你送驱赶晦气的万能的灵丹妙药来了。”
“不看了,快给我说说是什么万能的灵丹妙药?”
“这份材料,是近期宣布脱离共产党的名单。”
“我再说一遍:我感兴趣的是,共党内部的争吵有结果了吗?”
陈立夫微微地摇了摇头,接着又呈上另一份材料:“一定请主席亲自看看这份材料。”
蒋介石接过材料,很快阅毕,沉吟片刻,问道:“有多大把握?”
“我与恩曾、张冲他们研究过了,万无一失。”
“靠不住,通知有关人员,明天跟着我去上海,我要亲自布置这一特殊的战役!”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太上皇”米夫的一手操纵下,成了一场毫无积极意义的闹剧
新年已过,米夫及其弟子们就忙着六届四中全会的准备工作了。是为了避嫌,还是为了向各派作个姿态?米夫不仅要亲自起草《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而且还把周恩来、瞿秋白等排斥在筹备班子之外。这样一来,周恩来就变得十分清闲了!
周恩来或许心中只有党的利益,抑或是像中国俗话说的那样,生来就是操劳命,他内心想的事比召开任何一次党的全会都多,他感到自己政治上的责任、精神上的压力大得很。举例说来:
既然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按照党的章程,六大以来至三中全会以前的中央委员都必须参加。可是在这样急迫的时间里,如何才能确保所有中央委员与候补中央委员到会呢?再者,在外地工作的中央委员与候补中央委员并不清楚党内斗争的实质,就是赶来参加了四中全会,又会起什么作用呢?
既然开的是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何孟雄等反对立三路线、反对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的同志不仅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如何进行投票改选呢?米夫这位共产国际代表总不能采用指定的办法吧?
既然开的是六届四中全会,除去批判立三路线、批判三中全会调和主义之外,还必须把陷于分裂的党统一在正确的路线之上,并对未来中国革命作出新的部署。只要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要解决这样多的重大问题,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给予充足的时间讨论,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可是,米夫已经代表共产国际作出决定:六届四中全会就开一天会议。周恩来听后禁不住地暗然自问:“这怎么行呢?……”
但是,在国际代表米夫看来什么都行。他在亲自起草(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之余,又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不仅一手确定了出席会议的名单,拟定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名单,而且还指定向忠发、徐锡根、罗登贤、任弼时、陈郁五人为主席团委员;他为了能使王明等人进入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又把王明、博古、沈泽民、王稼祥等人作为列席会员出席四中全会,并赋予发言权、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自然,他为了遮丑或是做给别人看,也有意把何孟雄等少数几个既反立三路线、又反六届三中全会,同时还反对王明等人的反对派,作为列席会员出席四中全会。
为此,周恩来当即把顾顺章、陈赓等人找来:“为了确保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必须摸清蒋介石来沪的真实目的。”
很快,陈赓通过内线杨登滚以及随行来沪的钱壮飞获悉:一位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女青年,被公安局侦缉队的刘队长逮捕,这位女留学生为了活命,不仅出卖肉体,与好色的刘队长有染,而且还向敌人报告说通过他的男朋友获知,中共内部打得不可开交;近期将举行重要会议,到时她和她的男朋友可以带着有关的人员混进会场,将中共要人一网打尽。蒋介石来沪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亲自部署这一特殊的战役。
“知道这个投敌的女青年是谁吗?”周恩来严肃地问。
陈赓摇了摇头。
“这个女青年还关在公安局吗?”
“不,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已经放出来回到她男朋友的身边了。”
“和她保持单线关系的还是那位刘队长吗?”
“是的,杨登漱等没有介入这一案件。”
“你知道这位刘队长的底细吗?”
“我太了解他了!姓刘的是黄埔毕业的,是你的学生,我的小师弟。据壮飞同志说,这小子最不讲交情,他当面向我们那位可爱的蒋校长许诺,不仅要借中共开会之际一网打尽你们这些领导,而且还扬言把我陈赓献到蒋介石的面前。为此,他还把我陈赓的相片冲洗放大了许多张,让他的手下每人一张。”
周恩来听后心情越发地沉重了,他凝思片刻,当即指示:一、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要绝对保密;二、要清查自苏联留学归来的男女青年,注意他们的动向;三、六届四中全会开会期间,一定要加强防范措施,确保大会不出问题。最后,他用力握住陈赓的手,深沉地说道:“你当年是黄埔军校的活跃人物,又是蒋介石东征时的救命恩人,不仅名气大,而且认识你的敌人又多,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就请你放心吧!”陈赓犹豫片刻,“说句老实话,我最担心的是四中全会将怎么个开法。”
对此,周恩来无以作答,唯有看着陈赓啃叹摇首。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举行,地点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六号(现在的武定路九三○弄十四号)。由于这次全会是在术天一牛操纵下一筹备的,义是米取临时通知开会日期的突然袭击的办法,“因而有的代表在会前二十分钟才知道要开六届四中全会;有的代表进了会场还不知道要开什么会,思想上毫无准备。甚至有的持不同意见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被拒之会场之外。如候补中央委员、东北代表唐宏经,赶到上海后竟然没人领他去会场参加会议”。其中全国铁路总工会负责人、候补中央委员徐兰芝,从另外渠道获悉召开四中全会,她十分气愤地闯入会场,大声责问主席团主席向忠发:“你们开的什么会?”有人从旁代答:“六届四中全会。”徐兰芝气得拍着桌子质问:“我是候补中央委员,为什么不通知我来参加六届四中全会?”向忠发被间得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对此,周恩来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然而他已经被放在被告席上,就是再表示痛心又有什么用处呢?他安然坐在一边,静静地听着每一个与会者的发言,思索着每一个发言的真实用意,当他从王明、罗章龙等人不同用意的发言中,感悟到一个共同点——夺取中央的大权之后,他那颗对党一片赤诚的心禁不住地颤抖起来。当何孟雄向大会提议先听听犯错误同志的态度后,他站起来作了有理有据,且出于公心的发言。对此,《周恩来传》作了如下的评述:
周恩来在发言时,对三中全会的错误承担了责任,同时仍坦率地针对当时党面对的分裂危机和派别分歧,谈了他的忧虑,强调要维护党的团结。他说:“党现在正处在困难时期。立三路线是涣散了党的,现在正要加紧的将它恢复与健全起来。”“如果说凡是过去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者指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的。因为站在派别观念上来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塞维克党允许的。”对自己,他没有作什么解释,并印发了自己在三中全会上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注明:“对立三路线之调和主义错误,实可以拿它做一个标本式的文件。我发表了它,也正是要全党来认识与指斤我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