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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昆仑加入共产党前后（第5页）

“越快越好！”

王昆仑没有说些什么，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王昆仑当听说要他偷护照的那一刹那，他就想到了上边说到的那位胡济邦女士。胡和王昆仑——尤其是和王的两个妹妹等十分熟悉。胡在南京期间，王昆仑曾利用职权帮过她的忙。举例说，国民政府外交部有一肥缺，胡济邦很想捞到手，但她没有大学文凭，不符合条件。为此，她找到王昆仑帮忙。王利用权力和关系，为她弄到了一纸大学文凭，使她得以顺利地进入外交部；再如，胡当时不是国民党党员，一是在外交部工作不受信任，再是出了事没有政治保护伞。根据国民党党章规定：有两个中央执行委员介绍，就可以成为特别党员。为此，王昆仑请覃振等元老为胡当介绍人，使胡很快成为国民党的特别党员。又经王的帮忙，时下，胡在外交部护照司任科长，由她帮办是最合适的人选。但像这样机密的大事如何向胡说呢？胡万一不办又会发生什么情况？这的确需要王昆仑做各种探试。

王昆仑真是大喜过望！没有想到如此轻易地搞到了出国护照。据当事人胡济邦回忆，她先后帮王昆仑从国民政府外交部偷了十六本护照。建国以后，周恩来谈到此事，还当面表扬王昆仑：“多亏了你们搞到了出国护照！”

此乃后话。

搞到护照很难，但是把护照由南京安全地送到上海，并交到有关人士的手里，则更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也就是在这前后，内线的同志获悉：军统头子戴笠已经把王昆仑列入了黑名单，并委派监视宋庆龄女士的沈醉兼管王的工作。如果在去上海的客车上发生意外，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为此，胡济邦扮做王昆仑的情人，二人同乘一座包厢，堂而皇之地去上海度周末。车抵上海火车站以后，王昆仑把胡济邦安排住在东方饭店，自己带着护照住在青年会，安全地把护照交到了接头人的手里。对此，王昆仑和胡济邦都很满意，一直认为用假扮夫妻的手段，瞒过了监视王的军统特务沈醉。

多年之后，沈醉回忆说：王昆仑和胡济邦相偕去上海的事情，在他们二人尚未到上海就知道了，他奉命守在霞飞路霞飞坊王公馆的周围，窥探和王来往的人。但出他所料的是，王昆仑和胡济邦没有回家，他以王和情人在外夜宿为名做结，并给戴笠打电话做了报告。

不久，王昆仑在南京获悉：蒋介石为落实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从全国调集大军，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并从纳粹德国请来了以塞克特将军为首的军事代表团，制订了全新的战略计划，扬言要**平中央苏区，把红军完全消灭在红色根据地中！他深感情况紧急，立即通过关系约见主持南京工作的卢涛同志。出他所料的是，卢涛于日前去了上海，并给交通员留下话：“有急事可来上海找我。”

王昆仑听后一怔，几乎是本能地发出这样的自间：“卢涛同志为什么突然要去上海呢？……”

卢涛同志此次东下上海，是奉中央局军委之命成行的。而且也是和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有关。简而言之，正当上海中央局密切关注敌人动向，迫切需要得到有关第五次军事“围剿”情报之际，早已和我建立关系的老同盟会员莫雄将军找到了接头人，告之蒋介石已经委任他担任江西第四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他请求地下党为他配备得力的干部。中央局经过填密研究，决定派有军事指挥才干的卢涛同志出任莫雄的参谋长。同时，还要求卢涛同志尽快搞到敌人第五次军事“围剿”的全部作战计划。因此，他怀着依依之情对王昆仑说：“我要去那边一段时间，今后你就直接和世英同志联系。”

对于王昆仑这特殊的心情，卢涛是完全了解的，但是，王昆仑在什么地方工作对革命起的作用更大些？自然是潜伏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决策层中。因此，他很坦率地对王昆仑说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去苏区，还是留在南京，这要权衡对革命的实际利益来决定，你去中央苏区，只是普通一兵；而在南京却可以发挥很多人无法起的作用。共产党在群众运动中可以唤起干军万马，但要在南京城里为党培养个‘国民党立法委员’为革命工作，恐怕十年八年也难得培养出一个来。党希望你长期从国民党内部来反对反动的国民党，反独夫民贼，为中国革命作出特殊的贡献。”

王昆仑告别了卢涛同志之后，遂又约见时任中央局军委负责人王世英同志。王世英听了王昆仑的汇报之后，有些沉重地说：“你曾在潮州分校工作过，又曾出任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军界一定有不少关系，能不能在最短时期内，搞到一份‘围剿’中央苏区的战略计划？”

王昆仑没有说些什么，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为了便于开展情报工作，胡济邦还打进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家中任家庭教师。由于胡长相漂亮，且又善社交，深得俞大维一家喜欢。加之胡又是经国民党元老覃振等介绍入党的特别党员，从政治上不仅不加防范，而且有时还和胡谈论一些党国大事。因此，王昆仑认为交由胡济邦完成偷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战略计划是可行的，遂向胡交待了任务。

胡济邦接受任务不久，俞大维奉命上庐山开会，两天后又返回南京，并洋洋得意地告诉胡济邦：“蒋委员长在庐山召开了军事会议，部署了进剿共匪的战略计划，我看啊，活跃在湘鄂赣一带的红匪就真的成了秋后的蚂炸’户”

由此，胡济邦知道了俞大维上庐山开会的内容。按常规，兵工署长是一定知道战略计划、兵力部署的，否则他无法向各部提供军火。为此，她寻机找到了俞大维自庐山带回的全部军事文件，用特殊的照相机进行了拍照。然后，她和王昆仑又扮做夫妻东下上海，安全地把洗好的胶片交到了王世英的手里。王世英紧紧握住王昆仑的手，十分激动地说：“你们为党立了大功！”

国共较量的长期性，迫使他安下心来，为党长期工作；他成了中统、军统特务的眼中钉

王昆仑既然去中央苏区无望，遂又安心在南京和上海为党从事既秘密又特殊的工作。但是，国难深重、江河破碎的亡国大势却令他忧愁，使他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

“我如何报效危亡中的祖国呢？”

在王昆仑入党之前后，冯玉祥将军和方振武、吉鸿昌等原西北军高级将领在张家口建立了察绥抗日同盟军，在长城一线举起了抗日的大旗。抗日同盟军收复失地的胜利消息，不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魂，而且也不止一次给王昆仑带来胜利的希望。为此，他曾亲自出马，游说他所认识的原西北军中的高级将领放弃私见，支持冯玉祥将军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同心同德地抗御日寇入侵华北。但是，这文未经蒋介石批准的抗日队伍，不是被日本人的飞机、大炮打垮的，而是被蒋介石釜底抽薪——进而下令强追解散的！更不能容忍的是，继续坚持在长城一线抗日的吉鸿昌、方振武等将军被宣布为罪人，并明文下令通缉。对此，王昆仑多次公然大骂：“抗日有罪，卖国立功，这是什么道理？！

长城一线的抗日同盟军刚刚被蒋介石取缔不久，蒋介石又调集百万大军，采取“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新战略，向中央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第五次军事“围剿”。这不仅激怒了全国有抗日良心的各界百姓，而且也激起了国民党军队的不满和异动。就在蒋介石宣布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军事“围剿”月余——11月20日，原在上海坚持淞沪抗战的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错、蒋光绷等和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建举义反蒋，并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又给王昆仑带来了一线希望！这时的王昆仑如若不是肩负着特殊的重任，他真有可能绕道福州，加入到反蒋的行列中去！从北方的察绥抗日同盟军到南方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建立，使王昆仑更加坚信：“蒋介石多行不义必自毙！”

但是，王昆仑那欣喜之情尚未高扬几天，由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内部不和，对蒋介石的进攻处置不当，加之当时的中共中央执行“左”倾关门主义路线，未予应有的支援，致使史称的“福建事变”失败。这对王昆仑的打击是很大的。因为他企望靠兵变推翻蒋介石政权变成了幻想，使他再次认识到国共两党的较量是长期的。所以，他又迫使自己安心工作，并做好了长期潜伏的准备。

王昆仑由于社会地位不同，他不可能出面领导上述活动，而是通过读书会的骨干成员去组织。这就得罪了热心“剿共”的蒋介石，也必然成了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组织的眼中钉。不久，读书会的骨干成员——和读书会有关的进步青年共计九人突然失踪，他们是：汪楚保（即汪季琦）、狄超白、钟潜九、孙克定、华应申、潘斌（潘汉年的弟弟）、黄顺智、陶方古、吴文山。不久，就获悉这九人已关进蒋记的牢房。

上述九位青年多是南京革命活动的组织者，同时也是读书会的骨干分子，因此在南京青年——尤其是在大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加之这些被捕的革命青年在狱中声称爱国无罪，如不释放就死在狱中。所以，在南京很快形成了一个声援这九位被捕青年的爱国运动。王昆仑的妹妹王枫和这九位被捕青年过从甚密，关系又好，第一个找到哥哥王昆仑说明情况，并恳请出面营救这九位被捕的青年。

王昆仑虽然是立法委员，但他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去保释被捕的人员，更何况被捕人员是政治问题——且又多达九人之众！为此，他分析了这九位青年的社会背景，遂决定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营救。例如：汪季琦的哥哥汪东是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昆仑就设法通知汪东，请他出面保释弟弟汪季琦，如有为难处，他从旁相助；再如华应申，他是无锡人，王昆仑就请老乡长——同时又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出面做保；由此类推，他又通过张继、覃振等国民党元老出面做保，全部保释了被捕的九名青年学生。

与此同时，王昆仑清楚地知道，这九位青年学生多是无锡会馆的常客，而他自己则又是被捕青年来无锡会馆投奔的主人。就常理而言，他自己必然也成了特务关照的中心人物，只是时机未到，他还能在幕后主持保释这些青年的工作。他历经深思熟虑，并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决定从无锡会馆搬出。

在此期间，王昆仑还曾参预过营救陈赓、廖承志以及国际友人牛兰夫妇的工作，遗憾的是随着日月的流逝、当事人的先后仙逝，自然还有保密等原因，致使这些富有戏剧情节的事件成了难以破译的谜底。

与此同时，蒋介石坐镇南昌，亲自指挥百万大军“围剿”中央苏区，天天把所谓的胜利战报披露报端，制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就要覆灭的舆论。是年6月，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系统倾巢出动，在租界工部局的配合下，一举破坏了设在上海的我中央局和江苏省委，中央局书记李竹声、江苏省委书记赵立人、全总党团书记袁孟超等六人先后被捕。其中李竹声自首叛变，并交出党的工作用费十万元向敌人买命。是年10月，敌人又根据李竹声提供的线索，又先后逮捕了盛忠亮等九人。盛又叛变，敌人又根据盛提供的线索搜查了中央局机关，大量的机密文件落入敌手，又为来年2月再次破坏我党设在上海的地下组织提供了线索。简而言之，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几乎全部被敌人破坏了！

王昆仑作为潜伏在国民党中枢机关的特殊党员，他很快就获悉我中央局及其地下党组织遭破坏的消息。一旦和他保持单线联系的同志如王世英、曹亮、胡济邦等被捕——甚至进而自首叛变，他这位立法委员随时就有被捕的可能。因此，他过着抑郁愤慈且又提心吊胆的日子，真可谓是度日如年啊！

也或许是又应了祸不单行这句老话，就在上海中央局第二次被破坏不久，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军事“围剿”，退出中央苏区，开始了被毛泽东同志称之为“叫花子打狗——边走边打”的长征。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中央局数度被敌人破坏，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散落在各处的地下党员只好各自为战，凭着党性在为苦难的祖国工作。王昆仑在这极度艰苦的环境中，也唯有和那些心照不宣的党员休戚与共，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救亡抗日的时代洪流中去！

然而王昆仑毕竟是一位把信仰视为生命的政治家，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长征西去的红军命运，因为他知道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另外，他还急切地盼望能早一天和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唯有如此，中国革命才会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年初夏，潘汉年和陈云相继自长征路上回到上海，绕道去苏联。据史记述，潘汉年到达上海之后，找到了他的弟弟潘斌，并通过潘斌了解了上海地下党的情况，同时还请他帮助潘汉年办了去苏联的护照。就常理而言，潘汉年留沪期间，有可能和王昆仑相见。即使未曾谋面，潘汉年请弟弟办的出国护照，也只应是通过王昆仑这条渠道从外交部偷来的。遗憾的是，详细的内情随着当事人的仙逝永远地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