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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蒋下台004（第5页）

事情正如李宗仁所预料的那样，从12月24日起，李宗仁再不能从昊忠信那里打听到关于蒋介石下野的消息。白崇禧这一举动不仅对李宗仁上台无所补益，反而真的引起了蒋介石的一些误会。对此，程思远先生事后做了如下总结：

（一）自东北、徐州两次会战战败，东北精锐和徐州方面杜聿明所统率的主力绝大部分都丧失了，白在华中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军事力量，蒋以为白正在利用这种声势对他进行威胁。

（二）长沙绥靖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也同时致电蒋介石，倡议与中共谈和。程并要求蒋介石下野，以利国共和谈的进行。蒋因此怀疑白、程勾结，逼他下野。

（三）蒋介石以为早在一周以前已派了张群等同李宗仁商谈有关职权交替问题，为什么白崇禧还要有此一举？蒋误会李迫不及待，授意白造成形势，逼他早日去职。

蒋介石看了白崇禧的“亥敬”电文之后，当即雷霆大发，并一口咬定李宗仁是这通“亥敬”电的后台，李等不及了，想抢班夺权。因此，他不止一次地在亲信面前骂道：“娘希匹！老子一向是吃软不吃硬的，生来不让任何人骑在脖子上拉屎！预计元旦下野的计划告吹，让他李德邻在台下再多眼馋些时候吧！”

但是，国内外的舆论一致要求蒋介石下野，这又给蒋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也就是白崇禧发出“亥敬”电的第二天―12月25日，蒋介石欲要闭门谢客，独自在家过圣诞节，并按照西方的传统，倾听上帝给他传报佳音的时候，中共权威人士向中外公布了头等战争罪犯名单，蒋介石名列榜首，李宗仁位居第二，白崇禧继陈诚之后名列第四。这就是说，中共一旦取得全国的胜利，就像是两天以前―12月2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东条英机等七名战犯，并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纹刑一样，他蒋某人也要被中共送上断头台，其畏惧之心是可想而知了！

与此同时，蒋介石身边的几位相随有年的文臣武将张群、吴忠信、张治中等人均认为，不论白的用意如何，在军事大败，外交失策，内部分裂，财政崩溃的情况下，蒋确非下野不可。因此，他们主动上门和蒋谈“战”“和”，谈前景，每天有谈一次或二三次的，希冀蒋介石不要因为有白崇禧的“亥敬”电而负气，还是顺应潮流主动下野为好。蒋介石的气因而消了许多，又动念下野。

恰在这时，已近尾声的“徐蚌会战”前线迭连发来要求空中支援的电报。蒋介石呆痴地望着那张被解放军蚕食得越来越小的军事地图，很自然地想起了心腹爱将杜聿明。昔日，蒋介石为了遏制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部队的所谓野心，把已经在沪候船赴美治病的杜聿明留下，就任徐州“剿总”副司令。从此，这位身染痛疾的爱将随蒋忽而沈阳，忽而北平，忽而南京，忽而徐州，承受着一个又一个失败的打击。时下，寒冬已至，风雪交加，没有饭吃，没有水喝，这对于一个多病的将军而言，是不堪忍受的。接着，当蒋想到自己下野之后，李宗仁是不会关心徐蚌前线被困将士的死活的。假如因此杜聿明步黄百韬或黄维的后尘，他这位当校长的心是永世难安的。当他再次决定下野之后，亲自给杜聿明发去电文：

听说吾弟身体有病，如果属实，日内派机接弟回潦医疗。

蒋介石给杜聿明发去这通电文之后，内心的情感似乎得到了某种慰藉，或曰得到了某种平衡，他立即召来了张群、吴忠信、张治中，共同磋商下野之事。他们四人密商的结果是：蒋总统因身体原因暂时离职，总统一职由副总统李宗仁暂代。

对此，李宗仁自然明了蒋介石及其谋臣们的用意：蒋既然因身体的原因可以暂时离职，也可以因身体的原因随时复职。结果是：他这个暂代总统形同蒋介石手中的玩偶，毫无独行其事的主动权。他自然不能接受。但是，他亲自出面和蒋介石的三位代表商洽这类大事，既有失自己副总统的身份，且对所谈之事也没有回旋的余地。谁能作为他的代表和他一道与张群、吴忠信、张治中这三员蒋家的大吏对垒谈判呢？唯有桂系的智多星黄绍沈。他即刻要通了上海的电话：请黄绍兹速来南京，有要事相商。

我在上海得知白崇禧逼宫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雷，害怕极了。因为谁都知道我同白崇禧的历史关系，白去汉口就职是我劝驾的，他这次的举动难道我不知道，不是共同预谋的吗？说老实话，自从我劝白崇禧任华中“剿总”之后，没有同他通过信和电报电话。现在我说来恐怕都没有人相信，何况当日的蒋帮人员呢？在那几日内，我真是像被赶急了的鸵鸟，一时躲到医院，一时又躲到朋友家里，不敢在自己的家里住，怕的是蒋帮特务不分皂白把我抓起来马上杀了。但是随后一想，躲是躲不住的。上海公安局长是我在浙江时候的保安处长宣铁吾，他手下的特务头目也是保安处的原班人马。我这彪形外貌和我在上海的行径都是他们所熟透了的。这样一想，我又安心回到自己家里，听天由命等候他们摆布吧。

恰在黄绍兹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他接到了李宗仁自南京打来的电话。当时他想：在上海固然不安全，去南京更是危险，但又无法逃出蒋帮特务的魔爪。他们如要杀桂系的头目．就大家同死在一起也好。于是他就毅然决定去南京，看看情况再说。

听了李宗仁的介绍之后，黄绍坊这位桂系的智多星的直感是：蒋介石“要下野就走好了，还有什么善后问题要商量，难道后任不会办吗？这其中大有文章，不可不注意”。因此，他和李宗仁作为桂系的谈判代表是心有防范的，使蒋介石的三位谈判代表的目的很难实现。对此，黄绍兹回忆说：

吴忠信首先提出文告的字眼问题。他主张用“暂代”两字。他说：“蒋总统因身体的关系暂时离职，随时可以复职的。只能算是暂代，连代理的字眼都是不相宜的。”而李宗仁则至少要得到“代理”两字。因为“暂代”与“代理”两个字就往返磋商了好几天，并未解决。其他问题尚未提出。据我所料，最重要的是淮海战役必须进行到底，不能中途更换他的亲信军政大员。

正当蒋、桂双方为下野、上台进行讨价还价的艰难谈判时，远在武汉的白崇禧又等得不耐烦了，遂于12月30日，对蒋介石又发出“亥全”电．重申前电主张，电云：

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而两利也。总之，无论和战，必须速谋决定．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

蒋介石看了白崇禧的“亥全”电文以后，气得浑身发抖，连声说着“真是欺人太甚了！欺人太甚了……”蒋介石认为桂系正在上演的这场逼宫戏，李宗仁唱的是白脸，白崇禧唱的则是红脸，一内一外，一白一红，相互配合，演得是十分默契的。加之时局发展到了这一地步，他认为自己再也不能一声不吭了，遂决定利用发表元旦文告之机，阐明自己的主张。他习惯地命令道：“经儿，快把陈先生请来！”

蒋经国听后一怔，因为他知道父亲要请的陈先生是陈布雷，遂低沉地答说：“父亲，陈先生已经走了。”

蒋介石闻声如梦方醒，无限悲哀地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陈先生走了，我的好学生黄百韬也走了，黄维他……也等于走了，现在谁来和我同心辞岁，又有谁来和我同德迎新？现在，连帮我写元旦文告的人都找不到了……”

蒋经国看到蒋介石这副枪然而悲凄的可怜形象，听到这哀而动情的肺腑之语，险些落下泪来。他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感，有意提醒道：“父亲，自从陈先生走了以后，有关这类重要的文告，不都是由总统府政务局长陈方代笔的吗？”

“对！对……”蒋介石忽而又想起了什么，自言自语道，“陈方，是杨永泰一手提拔的‘江西才子’，快把他请来。”

陈方应命赶到，蒋介石像往常那样，首先讲述元旦文告的主要内容和要达到的两个重要目标：“一方面对共党举示政府对和谈之最低条件；他方面则预示大纲傅于蒋总统退职后，副总统得据以与共党进行和谈，而不致有损其为民主政府领袖与中华民国忠贞公民之责任。”陈方返回自己的家中，把蒋介石的指示化作一篇官样文章，然后再送请蒋介石过目，必要时，蒋还要亲自动笔略作修改。

陈方离去不久，蒋经国手持电文走进，小声地报告：“父亲，杜聿明将军自徐蚌前线给您发来了电报。”

“我不看了，”蒋介石轻轻地摆了摆手，“根据光亭的要求，命令空军司令派一名最优秀的驾驶员，再派一架最好的飞机，给我把光亭接回南京来。”

“父亲，杜丰明将军来电表示：他决计不回南京了。”

“为什么？”蒋介石惊得倏然起身，接过电文阅看：

校长：生虽有瘤疾在身，行动维艰，但不忍抛弃数十万忠勇将士而只身撤走。请钧座决定上策，生一息尚存，誓为钧座效忠到底。杜聿明蒋介石双手捧着电文不知看了多少遍。每当看完一遍，他的心跳就要加快许多，起伏不已的心潮也就要掀起更大的波澜。时下在这一派逼蒋下野的浪潮中，还有像杜聿明这样以死报效的所谓忠臣良将，这对他而言，真是于愿足矣！

或许是这篇元旦文告实在是太重要了，蒋介石看得十分认真，而且还逐段逐句地斟酌。说到停战和谈，他尤为欣赏这段话：“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已历二十五年，而中正在此二十五年之中，无时不期待共党以国家民族为前提，循政党政治的常轨，共谋和平相处之道，以树立民主的弘规。三年以来，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即动员数乱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于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在于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蒋氏读后连声说道：“写得好！申明了战争与和平的责任不在我们，而在共党嘛！”

虽说蒋介石也被迫承认和谈是大势所趋，但他依然认为：“只要中共有和平诚意，能作确切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之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而且还以领袖的身份提出了五条空洞的和谈原则：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犯，民主宪政不由此而破坏；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当然，蒋介石还不致于蠢到一厢情愿的地步。因此，他又在文告中说道“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只有诉诸决战，并自壮其胆地说：“深信政府不仅在此有决胜的把握，而且整个国家转危为安和全体人民转祸为福的枢机亦在于此。”

蒋介石看完有关和谈的段落之后，他又认真地研读有关他进退的内容。不知何故，杜聿明的形象突然在他的脑海中浮现而出，随之白崇禧的“亥敬”电、“亥全”电也从远方飞来。他毅然决定：待杜聿明等有了结果再下野。遂提笔在“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一句的后面，增加了如下一段文字：“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