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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深层故事 回声测深仪（第2页）

非洲则证明了相反的情况，即“人口不足”也可能产生不利影响。从前殖民时代的北美到中亚地区的俄罗斯，类似的例子在全球范围内处处可见。“人口不足”和“人口过剩”一样必须始终放在一个语境中考量——我们之所以提及“人口不足”，主要是为了分析它是否为城市化以及形成不同国家秩序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国家秩序，科学讨论和重大的技术进步也就无从谈起。无论如何，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不管在世界何处——在史前时期都曾出现过重大创新。伊本·赫勒敦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只有文明伟大、文化高度发达的地方才会产生数不清的科学。”

公民力量

没有城市就不会出现欧洲那些国家，而且也不会出现对“西方的现代”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形态：中层阶级。亚里士多德就称赞“中层阶级”是可以平衡极端的担保人。正如他所写，中层的基础是自由公民，既不贫穷也不富裕。他认为，这个中心延伸得越广，相应的集体组织就越好。中层阶级的显著特征是他们对上对下的开放性——过去是，现在仍是。经济上的成功最有可能让一个人获得擢升。有钱人可以变成贵族：可以购买头衔，培养高尚的生活方式，可以与蓝血贵族[99]通婚——林鍼游历纽约时也注意到了这种有异于中国的社会情况。另外，中层也很担心变成底层穷人。欧洲中世纪工作伦理的产生绝不是巧合，一些人率先提出这一概念，后来通过新教传播。令人惊讶的是，在很多文章中都认为成就或“美德”所滋养的灵魂贵族比世袭贵族更加高贵。

欧洲公民基本都受过教育并且会对事物的合理性进行评估和计算，他们向宫廷和教会上缴税收并输送人才。商人几乎是所有市民阶级的起源，欧洲的经济通过商人成为世界经济；通过他们，欧洲的文化成为世界文化——有时对被波及的国家有利，更多时候是有害。“中层阶级”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修昔底德和柏拉图都对他们百般推崇。公民打破了教会对教育的垄断，他们是人文主义者的最大来源，因为人文主义，古人和阿拉伯人的知识才在近代得到广泛传播。没有市民阶层的话，经济、技术和科学的发展都会出问题。

本书中提及的大多数诗人、艺术家、学者和发明家都出身城市，或者在城市环境中受教育。欧洲雄心勃勃的市民阶层对后代的教育的重视程度超过了拉丁欧洲之外所有的阶层。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似乎也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地方。比如英国的“技能红利”——经济学家用这一概念区分“工艺”带来的效益和另外那些不需要培训的工作——远低于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但因为这个就为欧洲公民高唱颂歌，也未免有些夸张。他们当中有奴隶贩子和残杀犹太人的凶手，有肆无忌惮的军事家、施虐者、狂热者、剥削者、投机者和寄生虫——人群中常见的野兽也潜伏在他们中间，“善”与“恶”与阶层并无直接关联。

市民阶层拥有各种自由，而且具有流动性，他们一心向上攀升又害怕堕入底层，这样的城市只能出现在拉丁欧洲所提供的权力政治环境中。19世纪后期印度也出现了勉强可与欧洲相比的市民阶层，但它几乎没有政治影响力。

马克斯·韦伯已经认识到“西方城市”和它“理性的”、有购买力的、重视教育并富有创造力的中产阶级是世界历史的一次“纸牌接龙”。但为什么会如此尚不明确，这种特殊性的原因之一会不会是前面经常提到的拉丁欧洲人的通婚风俗？他们经常合并成核心家庭，而在其他地方，部落氏族常常更加重要，部落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历史学家迈克尔·米特劳尔认为，社会流动在部落世界中非常困难。内部通婚——在自己家族联盟内部和极少数近亲圈子里寻找结婚对象——让这种结构更加稳固，也让同盟关系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相比之下，拉丁欧洲的核心家庭更有可能通过巧妙安排的婚姻来促进阶层上升。

“大分流”之前早就存在许多分歧，一个刚发现的证据就是，在欧洲之外很少会出现为实用目的而建立的同盟。只有欧洲才有众多的联盟和城邦，再加上数不胜数的大学和学院，议会、行会、协会、骑士团、宗教团体、兄弟会等等——甚至在中世纪就已经开始涌现，其他地方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历史学家奥托·格哈德·奥克莱尔（OttoGerhardOexle）甚至认为这完全是一个“团体社会”。无论如何，这个特征虽然乍看上去不明显，但却是平民力量的清晰体现，也在很大程度上昭示了自由。

罗马皇帝就已经把这些同盟看作权力的绊脚石。他们会不会密谋策划，组织起义或煽动罢工？关于公会——罗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文化团体集会和职业行会——的最古老的法律就非常重视掌控措施。奥古斯都为防止人们利用行会从事政治斗争颁布了《优流斯行会法》，要求所有行会全部自行解散，然后根据官方批准重新组建。行会因此分为：获批准的和非法的。

中世纪的统治者对逐渐扩大的平民阶层也持怀疑态度。主教弗莱辛的奥托认为伦巴第的公社非常令人不安，它模仿古罗马的方式又无比热爱自由，以至那里的人们更喜欢每年选举行政长官而且允许所有阶层的人参选，他们拒绝臣服于统治权。奥托还提到，他们完全不会阻挠年轻人，不管是出身底层的人，还是令人鄙夷的甚至从事机械劳作的工匠，都可以投军参战，最后扬名立万、受人敬仰。最后，这个傲慢的贵族主教略带惊讶地发现，伦巴第出现阶层上升就是因为这个：“所以伦巴第在财富和权力上远远超过地球上的其他城市。”“公会”在当时是个“新潮”词汇，一个法国人认为这完全太“糟糕”了。当英国国王“无地王”约翰为了得到伦敦的支持，认可当地的公民协会时，也能听到类似的论调。一个编年史家评价说，公会是“人民的溃疡，帝国的恐惧，让神职人员高烧不退”。公会和行会及其他团体一样，很难被取缔或压制。13世纪，借助罗马法律体系，由多人组成的团体所抽象出的人格“法人”（PersonaFicta），成为一个法律概念。

并不是说欧洲以外没有平民阶层。修道院的修士集会就要遵循绝大多数选民的决定，这种形式在半个地球都可以找到。15世纪，在印度农村或大越也出现了乡绅会议，与欧洲乡村公社的自治组织非常类似。商会和行会组织不仅可以在东亚找到踪迹，在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也可以看到，但在中国比较晚才出现。但它们既没有成为法律认可的组织，也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力。

“中层的力量”仅限于拉丁欧洲。阿兹特克帝国在选举特拉托阿尼（Tlatoani，纳瓦特尔语中意为“统治者”）时，城市联盟的代表也有权参议，但这似乎只是例外，就像在日本“战国时代”出现过“人民议会”。中国的皇帝和伊斯兰世界的苏丹，当然还有莫斯科的沙皇都不会为这样麻烦的阶层机构伤神，他们都不需要——像查理五世或威尼斯大公那样——签署一份限制其权力的文件后才能掌权。12世纪博洛尼亚的耶稣会士约翰内斯·巴西亚努斯（JohannesBassianus）曾经认为，只有人民的意志可以限制法律和风俗的力量，欧洲之外的地方可能出现这种观念吗——或者乔治·布坎南（GeeBu，1506—1582）那样的学说，认为法律是由人民制定的，而国王臣服于法律？

当然，我们不可能准确衡量公会的存在和公民集会或议会的政治影响力对欧洲社会的发展和创新能力发挥多少作用。无论如何，人们都能惊讶地发现，公民势力在荷兰和英格兰这两个现代早期的成功国家中非常强大。

通常，他们的施压会促进政治变得更合理。行会、商会和其他组织可以比个人更有效地捍卫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公民的势力越强大，君主打劫自己的百姓、发动无意义战争的危险就越小。尽管行会可能对革新怀有敌意，它们与外界隔绝，因而常常阻挠人才的发展，但行会确实保证了工艺质量。欧洲的工艺达到如此优异的水平，行会的教育体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训练出一支上百万人的队伍，为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提供潜在的帮助。如果没有这些“看不见的技术人员”，无论是古登堡的印刷机，还是望远镜或蒸汽机都不可能出现。

各类公会团体的出现使“民主时代前的民主”演练成为可能，这一事实对未来将产生影响：人们对议题进行讨论和反驳，尊重投票时的多数派决议，并学习协商妥协。早在1222年前后就有一种政府学说提到，真理如果能被许多人一起发现会更好，尤其是如果还能有“许多建议”。伊斯坦布尔禁止咖啡的消费，因为政府害怕喝咖啡会带来不受控制的社交，而在遥远的西方，信息网络变得越来越密集。新的“公众”出现了，俱乐部和阅读圈子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果我们对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Mokyr）的话稍稍进行一些改动，可以这么说：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带来了经济增长。正是这种变化让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唯二的精神运动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历史悠长的呼吸

16世纪，所谓的“国家精神”被认为是由星辰决定的，后来它变成“民族精神”，再后来又成了模糊的“大众心理学”，今天它被称为“特定文化的社会行为”。它经久不衰的力量与其他因素共同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经济实力、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要想在一个腐败暴力的环境中幸存，就必须同流合污；而在安全和秩序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如果有人公开违反它们，很快就会吃到苦头。不同的态度决定了人们是以公共利益还是个人利益为导向，功劳和独创性是否能得到回报，在儿童出生率下降的地方人们是否重视教育。政治或经济上的行事方式有时会持续几百年——即使只留下某些痕迹——并经历剧烈变化。

由此，我们一次又一次非常具体地认识到，自己在很多方面其实沿袭了遥远的过去，这些时期在本书中都有提及。例如，后特伦托时代的宗派地图直到今天仍然依稀可见：意大利、西班牙和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徒比瑞典或英格兰更多。经济实力雄厚的城市带——意大利北部和英国南部之间的地区，在经济地理学上被称为“蓝香蕉地带”——在中世纪就已经很繁荣。非洲经济的“保守主义”很明显也有悠久的历史。人们可以用一些关键词总结伊凡四世统治下的俄罗斯，它们反映出的特点在今人看来仍然非常精辟。伊凡的帝国就像是一个与东正教密切捆绑的专制国家，在经济上不怎么欢迎创新，它出口原材料、进口技术，虽然是一个巨人，但其西部地区饱受饥荒之苦。

“西方”成功故事持续之久特别引人注目（“成功”仅仅是指经济数据、技术创新和科学进步）。承袭自古老的、逝去的文艺复兴的各个欧洲国家，再加上其继承者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现在约占世界人口的12％，而产值则是世界生产总值的一半还多，在人类进入第三个千年纪元之际仍然拥有遥遥领先的专利。直到最近，情况才有所变化。在眼下这个时代，最成功的国家在民主和意识形态上或多或少保持中立。

但欧洲各地的情况也各异。因为在17世纪，欧洲内部出现了明显的裂痕：在欧洲北部——特别是英格兰——经济越发繁荣，社会重视创新；而南部则有所衰落。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由于好望角航线的开辟，地中海地区丧失了重要性。另一原因可能是，欧洲的联姻模式在南部地区不太明显，因此社会流动性较低。这里的腐败和管理不善的现象明显比北方更广泛，经济实力和创新能力也较低。在现代地图上，国家之间的关联用不同颜色标注，这能看出什么深刻的过去？即便在今天，曾经被异国统治者压迫和贬低的南方仍然深受腐败和贫穷的困扰。在现代早期，这里的文盲比意大利北部更多。此外，北方似乎比较富足，可以说很富裕，而且腐败程度较低。远的来说，这是否与延续到15世纪的公社传统有关？布鲁内托·拉蒂尼就曾指出，能选举议会的城市比实施君主专制的城市要更加清廉。即使在现代的意大利，曾属于古老城邦共和国的地区也有着相对更高的市民参政热情。这片地区一直紧跟欧洲大发展的步伐。这里在科学革命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医生路易吉·伽伐尼（LuigiGalvani，1737—1798）在博洛尼亚做电的实验，詹巴蒂斯塔·贝卡里亚（GiambattistaBeccaria，1716—1781）也在都灵研究电。后者的实验由科莫的亚历山德罗·伏特（AlessandroVolta，1745—1827）继续进行，他制造出第一个有效电池并奠定了电报的基础。伦巴第和威内托——“蓝香蕉地带”的南端——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区域之一。

西班牙是第二大拉丁欧洲国家，孕育了沐浴在正午阳光中的梅佐乔诺地区，此刻却酣睡不起，一直到18世纪都处于停滞阶段。西班牙拥有大量美洲贵金属，虽然这是终将带来不祥的特洛伊木马，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人们有钱进口所需的东西，因而削弱了本土制造的雄心。用一个当时人的话说，这个国家之所以很贫穷，是因为它很富有。四分五裂的管辖权、区域性和地方关税及税收也阻碍了内部贸易和市场融合。北方的科学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而伊比利亚半岛却一片死寂。医生和学者胡安·德·加布里亚达（JuandeCabriada，1665—1714）抱怨道：“我们像野蛮人一样，欧洲其他国家已经拥有的创新和知识，我们直到最后才能得到。”这既可悲又可耻。开明的改革试图促进经济增长并巩固王冠的绝对权力，但民众并没有变得更聪明。据粗略估计，18世纪英国人均拥有书籍的数量是西班牙的6倍多，荷兰人则是西班牙人的17倍。

在拿破仑时代，西班牙曾经的世界地位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影响。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英国确立了海上霸主的地位。在拉丁美洲的总督辖区内涌现出许多独立运动。到1824年，马德里几乎失去了整个美洲大陆。在加勒比地区，只有波多黎各和古巴的西班牙殖民地得以持续到该世纪末。西班牙的未来是君主制、民主执政还是军队独裁，在当时尚不明确。

在拉丁欧洲其他地区，全球危机和宗教战争促成了强大君主制的出现。许多平民在战争中死于非命。但平民的力量重新崛起，这也许是欧陆政治分裂最重要的后果。他们在荷兰、英国的势力日趋强大，瑞士平民也团结起来，马基雅维利就曾惊讶于他们“自由的自由”。德意志许多邦国的君主试图削弱平民的权力——但也不是全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规定帝国直辖市在议会中享有席位和投票权，这也与长期以来的事实相符。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各王国，冠冕虽然是权力的重心，但国王无法像俄国沙皇一样统治。瑞典首相阿克塞尔·乌克森谢纳（AxelOxenstierna，1583—1654）曾经回忆说，未经议会同意，国王无权制定或修改任何法律，甚至不能征税，议会议员包括神职人员、公民和农民，还有贵族首领。在法国，君主制暂时获胜。众所周知，这是一场殊死的胜利。然而像大多数“北方国家”一样，法国拥有一个强大而富有创造力的“第三等级”，区别于第一等级教会僧侣和第二等级世俗贵族的市民等级，他们的存在有利于繁荣和创新，也增强了平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