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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结语（第2页）

欧洲文艺复兴的独特性

在阿诺德·汤因比（ArnoldToynbee）的通史中，“复兴”这个概念不是指某个时期，而是一种历史中经常出现的现象：为了达到某种自觉追寻的目标，一个巫师将死者从沉睡中唤醒。复兴可以出现在政治秩序、哲学体系、法律、语言和艺术中，就像复仇者一样，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会出现。半个世纪之后，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Goody）也提出类似观点。复兴可能会出现在任何有文字的文化中，因为这样的复古必然与书面文本的本质相符。然而，这一概念主要指的是对中心的“回顾”，试图翻译古代文本并将其作为当前改革的工具。从这个非常有限的角度来看，“复兴”实际上无处不在：印度教在笈多王朝时期得到复兴，还有阿拔斯王朝、法蒂玛王朝或布韦希王朝式的复兴[100]；19世纪末，在埃及和其他阿拉伯语地区出现了奥斯曼帝国的复兴（alnahda），还有“毛利复兴”[101]和1920—1950年拉丁美洲出现的“殖民复兴”。他当然也知道，中国“真正的”复兴是宋代发明了火药。而通过翻译和概述，当时中国对欧洲文艺复兴的了解已经非常充分。而在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复兴这一概念已经与历史基础完全割裂。

所有真正的复兴都出现在相似的情况下，这一点非常令人惊讶，但是欧洲形式的复兴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维度。它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沿用汤因比的比喻，用咒语唤醒古代的第一批人是加洛林王朝，奥托王朝举棋不定，而霍亨斯陶芬家族更为坚定；最晚在12世纪，古代的复兴在欧洲几乎已经无所不在，扩张到庞大的规模。亡灵巫师当然也知道如何把古代亡灵圈禁在白垩圈中，他们从亡灵身上释放出千年的知识并开始研习。与穆斯林不同，欧洲人走得太远，想砍掉宗教的强大双翼。

文艺复兴最重要的特征，也是其身份的核心是思想的巨大张力。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教育和研究机构拥有类似的大量学科和成千上万的学生——印度的大学没有，智慧之家和伊斯兰学校也都完全没有可比性。今天人们已经忘记，在欧洲的大学里曾有一支教授、博士和硕士组成的队伍，他们把知识库堆积起来，最终为对话提供了起点。与更古老的观点不同，中世纪——以奥卡姆，甚至亚里士多德等人为代表——继续沿袭古代的批判性、怀疑性态度，并传承到现代。几乎科学革命的所有伟大人物都受过高等教育。这样看来，埃里克·琼斯的“欧洲奇迹”根本算不上奇迹。无数次尝试解决问题的结果就是最终取得重大突破。突破时不时出现——一开始是以几百年为维度，后来越发密集——这是一个统计学问题。就算在宋朝，受过教育的“士”甚至不到人口的5％。

不是单纯复制古代，而是继续发展古代遗产——这一意图从一开始就为欧洲文艺复兴的文化创作奠定了基调。彼特拉克写道：“单纯信赖古代事物，简直一无所成，发明那些事物的也是人。没有什么事物如此值得崇拜、如此完美，以至无法再改进。”布鲁尼强调，人们必须接纳古代，但同时要进行改造，古为今用。安吉洛·波利齐亚诺嘲讽道：“在我看来，只会模仿的作家就跟长尾小鹦鹉或喜鹊似的，他们说的都是自己不理解的东西。”事实上，拉丁欧洲的文艺复兴不仅仅是一次转世，其中奠定了它在世界历史中的特殊地位。因此我们也坚持这一概念，反对关于它的激烈争议，也反对单纯地划分时期。穆斯林和拜占庭的学者也是文艺复兴的“共同继承人”，与他们不同，拉丁欧洲完全开发了古代思想和形式的理性和美学的潜力，并从中造就全新的风格。拉丁欧洲之外的国家可能从“西方”获得这样或那样的工具，但它们很少对进口物再进行改造。想法在各处闪现，但没有出现长期效用。16世纪，意大利人已经在浇铸阿拉伯字母活字了，而在阿拉伯语的起源地，人们还依赖手抄本。

欧洲社会的活力在快速变化的服装风格中得到清晰展现。用费尔南·布劳岱尔的话说，欧洲是时尚大陆。“我们几乎每年都会发明一种新的衣着风格。”16世纪的葡萄牙人路易斯·弗洛伊斯如是说，“在日本，穿着永远一样，一成不变。”文艺复兴晚期的艺术展现出辉煌的多样性，在欧洲之外很少能找到对应，欧洲人庆祝想象的方式也一直推陈出新。在这些想象中，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和学者有他们的共同点。想象是一切创意的开端，无论是《仲夏夜之梦》，还是用水果巧妙排列出的鲁道夫皇帝像，抑或是火星的椭圆轨道。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想象都出现在欧洲。这个空间为阿尔钦博托、莎士比亚、开普勒和其他一些伟人以及无数小人物提供了实践想法的机会。有时，科学天才和艺术天才就在同一人身上闪现，比如阿尔贝蒂和列奥纳多。

用日本文学家的话说，文艺复兴是一个分界模糊的“流动的世界”。中世纪盛期语言和书写的变化就是文艺复兴的发端，这些变化也被称为“话语革命”。布克哈特把它看作“个体的诞生”，实际上这是一场关于内心世界主观性的对话。早在12世纪，人们就越来越多地讨论世俗问题。对谈成为“西方”的标志之一，比如与印度教文化就可以形成鲜明对比。在相互作用中，人们逐渐观察到市民文化的形成。一开始是法学家，后来越来越多的行业和阶层都发表意见。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群体的前身，他们后来在文艺复兴的历史中和前工业化的历史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受过教育的、经济上强大的市民阶级，他们要求获得政治发言权，有时候也得偿所愿。

古代思想的催化作用——我们不能简单把它看作一种“起因”——对于拉丁欧洲的理性和知识的发展来说，怎么高估都不过时。希腊人留下的批判性对话技巧的确激发了持续的疑问和质疑，塑造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文化，但对于重大突破来说，拉丁欧洲驯服远古巨人的计划更是至关重要。人们开始拆除古老的圣殿，不仅是因为他们在亚里士多德等伟人身上辨认出一些错误和矛盾。事实上一些别的“潮流”对此也有贡献：船长的亲身经历，观察和系统实验，超出亚历山大港水平的数学知识，还有很多地方蓬勃发展的爱国主义，这些都是竞争的结果。与此同时，爱国主义也让人们燃起雄心壮志，誓要超越雅典和罗马。

许多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平民联盟在欧洲各国飞速蔓延，其他地方根本无法相比——这些联盟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代表是英国议会——它们也让实验、讨论和出版变得更容易，它们让人们有更多可能去思考“不纯洁的事物”。法国哲学家奥默·塔隆（OmerTalon，约1510—1562）精辟地指出“西方”精神丰富的多样性，以及它对古代遗产肆无忌惮的挖掘：“如果柏拉图的著作中有什么适合我、对我有用的东西，我就接受它；如果伊壁鸠鲁的花园里有什么好东西，我不会轻视它；如果亚里士多德提供更好的东西，我一并带走；如果埃利亚的芝诺的商品比亚里士多德的更畅销，我就离开亚氏并献身于芝诺；如果哲学商店里的一切都空洞无用，我就不会买任何东西。”

造就科学革命和工业化的各种因素可能有不同的重要性。可以确定的是，欧洲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在文艺复兴时期变为现实，为创新提供无数机会，甚至民主思想也被接纳。城邦和罗马共和国的实践提供了榜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和西塞罗奠定了理论基础。哲学话语对西方民主的起源到底有多重要，主要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观念对历史进程的影响。马克斯·韦伯指出，直接支配人们行为的不是思想而是利益，但随后又补充说：“尽管主导人类行为的是利益，但通过思想建立的世界观经常是这条轨道上的扳道工。”想想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on）、詹姆斯·麦迪逊（JamesMadison）和约翰·杰伊（JohnJay）发表的《联邦党人文集》——其中包含了一些令人神往的充满政治智慧的论文，这些文章帮助美国宪法和现代代议制民主铺平了道路——他们用“普布利乌斯”的笔名发表。这里指代的是普布利乌斯·瓦雷列乌斯·普布利库拉（PubliusValeriusPuplicola），李维之后罗马共和国早期的执政官，也是共和国的创始人之一。

人文主义为欧洲和世界的未来准备了丰厚的遗产。人文主义向人们展示了活跃的和沉静的生活、善与真、特殊和普遍；把人们的目光从彼岸引到此世，让哲学成为生活艺术的老师。人民掌权的模式在中世纪晚期也重新回到世上，而没有被驱逐。在同一片理性的空间内不仅产生了公民社会，先前还诞生了民主理论——在欧洲和欧洲的殖民地美洲——一开始只出现在这里，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因此，如果把马基雅维利和其他前辈如布鲁尼或萨鲁塔蒂的推论都归结为一个传统，并不完全是错误的，而且从这个传统中还产生了英国和美国革命的思想世界，以及西式的现代民族国家。马基雅维利的共和党计划只是纸上谈兵。如果真的实现，就像前面所说，它将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宏伟的建筑。

牧神黄昏

为一个时代命名必然会让一些不属于此的东西变成此时代的事物。时代名称要能概括数百万人的生活，还要显现每个个体和团体的日常行为，而他们又各有各的特征。我们所描述的时代也变得多种多样，令人困惑。文艺复兴与异教神祇嬉戏。它让理性和经验上升为新科学的征兆，而知识和信仰终结之地，魔法师和“智慧女性”就大展身手。文艺复兴时期教堂的湿壁画见证了数学上无比正确的中心视角；离壁画不远，壁画的捐赠人所崇拜的偶像就悬在教堂顶上，它们是为那些男女捐赠者制作的还愿蜡像，大小和真人一样，还穿着衣服。神秘主义和数学精神是这个时代的体现，还有宗教狂热分子，他们想用火净化一切。文艺复兴以古典风格庆祝辉煌的胜利。它和伊拉斯谟一起微笑，与拉伯雷一起放声大笑。它怀有热切的虔诚，也被土星型疾病忧郁所困扰。学者和技术人员完成了雅典和亚历山大港开始的项目。它的表面遍布一道道崎岖的沟壑，这些曲折中包括古登堡、菲奇诺和富格尔、波提切利和博斯、路德、米开朗琪罗和莎士比亚。作为他们的象征人物，我们可以搬出普罗米修斯、奥德修斯和浮士德博士，以及堂吉诃德和登上伊拉斯谟之船的所有愚人。顺便说一句，尼采提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或者说“超人”并不在内，只有其中一些——用时代的行话来说——“独特”的人像时代苍白的阴影一样漫步整个时期，如阿尔贝蒂或列奥纳多。号称要用锤子砸碎一切偶像的哲学家也让文艺复兴变得越来越异教化，是异教传说最强大的助产士。但是指责一个人是无神论者通常只是为了在信仰争议中取消对手的资格。被末日恐惧笼罩的宗教改革者皮埃尔·维雷热切想找到“无神的怪物”，可能很难如愿。如果一个狂热分子抱怨说，所有基督教国家都被“该死的无神论”传染了，那么他只是在简单解释当时悲惨的时代环境。列奥纳多和马基雅维利是少数被怀疑为无神论者的知识分子。

文艺复兴的历史最迟开始于12世纪，12世纪迅速累积的古代典籍为此提供了最有力的论据。这些“复兴”的传统对科学、技术和文化创作有最广泛的意义，这样至关重要的意义证明，不能将这个备受讨论的概念单纯作为一种艺术风格的标题，而是当作一个时代的总称。然而，意大利的建筑和绘画自15世纪开始才显示出古典形式持续而深远的影响。人们从木刻画的时期划分中就能看出这种困难，当文艺复兴风格在北方某些地区刚刚展现时，意大利已经在努力摆脱巴洛克盛期风格的影响。

插图83：《森林人》

出自：康拉德·盖斯纳，《动物史》，1551或1669年，苏黎世

我们想让文艺复兴在何时结束？半人半兽的萨提尔神的变形给予了我们提示。17世纪，他从一个堕落的天使变成一个时而冷漠、时而友好的牧神。布鲁诺用他来比喻苏格拉底，一个有着美丽灵魂的丑陋的人，而自然学者认为他是一个人类和野兽**创造的怪物。启蒙时代把他看成是一个原始人种，最终却采纳更古老的说法，把他变为一只猴子。在同样的旋律中，龙萎缩成蜥蜴，诱人的塞壬成了海猴子，东方的怪物也从世界地图上消失。长期以来如此强大的说辞甘心落败，同时也丧失了它们在哲学中的经典地位。随着笛卡儿主义的吸引力不断上升，形式逻辑变得越来越重要。

17世纪，山脊另一侧的余脉已经变得平缓——尽管那不勒斯人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Vico，1668—1744）还可以被算作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他是以修辞学为本的人文主义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也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历史真相的代表。甚至“中世纪”也幸免于难，例如，1627年，博韦的樊尚的《大宝鉴》在天主教重镇杜埃再版——不是被当作奇特的历史素材来源，而是作为教材。第谷·布拉赫模型在18世纪还抵达了葡萄牙和法国，更不用说“民众”的世界观。盖伦和希波克拉底像以前一样被尊为医学权威，但实验和解剖刀让他们的观念逐渐被更新。古老的想法逃离躯体，并成为机械般的装置。直到19世纪，化学才成为无可争议的大学学科，并开始剥去炼金术、魔法和占星学的外衣。

萨沃纳罗拉虔诚的政变和路德的宗教改革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的终结，尽管有一些同时代的人这么认为。在欧金尼奥·巴提斯蒂（EugenioBattisti）看来，特伦托宗教会议是“反文艺复兴”的信号，海勒姆·海顿认为“反文艺复兴”在17世纪达到**。宗教战争炮声隆隆，暂时淹没了伟大的对谈，即赫尔德所说的“呼吸的空气”，但并没有让对谈从此沉寂。对谈的话题从对知识的热忱、对古代的欢欣和12世纪的世俗化一直延续到经历启蒙又古典的18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公民自由”的概念在1651年被霍布斯埋葬，在18世纪也复活。人文主义的教育也幸存下来，它在19世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势头强劲。另一方面，教派争端失去了重要意义。在英格兰，1688年后新教徒不再受迫害。世俗的空间继续扩大。例如，在信奉加尔文宗的多德雷赫特，1620—1680年摆放在家中的宗教图像的数量减少了四分之三。从科学史的角度看，开普勒和伽利略是一个重大转折。观察和经验能够成为一切知识的来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最后的胜利顶峰是牛顿1687年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洛克1690年的《人类理解论》。

地中海地区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经济持续衰退。经过20多年的战争，威尼斯在1669年失去了克里特岛，这是它在爱琴海的最后堡垒。未来之海是大西洋，未来权力属于英格兰。罗曼诺夫王朝在俄罗斯拉开序幕，清朝开始统治中国，这些事件都与全球危机有关，即便不是唯一的原因。与欧洲一样，全球危机也动摇了东南亚的秩序。因此有理由将它和17世纪看作一个划时代的鸿沟。

也许密涅瓦的猫头鹰已经悄悄地又展翅欲飞。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这段世界历史可能已经完结，而在东半球有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徐徐出现。不过，在历史的“流动的时代”中，每个夜晚都有即将到来的黎明熠熠生辉。希腊人的胜利是否暗示了西方的曙光或者东方的黄昏，无法下定论，而且也不重要（插图81）。要讲述一个时期的结局或开端，总是意味着同时看见暮色和曙光。即使布鲁诺也不能确定，他是活在新一天的清晨还是活在旧一天的夜晚。也许文艺复兴和随之而来的“大分流”也不过是当前“大融合”的先决条件——只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进程中的某一阶段，这个进程就是全球现代化。

世界一梦

从彼特拉克开始，文艺复兴偶尔会把自己看作“现代的”。正如艺术极度推崇想象力和原创性，在中世纪时经常被贬低的进步和新事物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一些人文主义者坚信，一个科学和艺术的新时代已经到来，这样也就定下了基调。“骰子已经落下”“我敢做！”乌尔里希·冯·胡腾以此为座右铭。1499年，波利多尔·维吉尔的《论物之发明》出版，预示着新的技术史的开端。书中总结了古代所有新事物。现在的关注点不再是“过去”，尽管“改革”都是以过去为参照物。伽利略上一代的学者——例如特勒肖、康帕内拉等人——就被冠以“创新者”的名号，这是赞誉，也有辱骂。帕特里齐承诺一种“新哲学”，约翰·迪伊应允一个“新学科”，费尔内尔创建一种“新医学”。培根有志于科学的“伟大创新”，哥白尼和开普勒想要一个“新天文学”。最后是笛卡儿，他要求认定他生活的世纪和他自己的数学方法都具有现代性，他的方法是为了获得绝对真理。他明确把现代与以前的思想区分开来，以前只有平平无奇的观点问世，它们的“历史”只是关于已经发现并保存在书中的东西。

科学仍然坚定地追寻培根。没有维萨里和哈维就不会有我们熟知的医学，没有机械表和蒸汽机也就没有汽车；没有开普勒的天文学，没有伽利略和牛顿的物理学，太空旅行只能出现在虚构文学中。文艺复兴甚至延续了希腊人的计划，探索磁力和电力。后者在16世纪由威廉·吉尔伯特命名为“电”（viselectrica），成为一个固定概念。然而，被锁链束缚的普罗米修斯必须以自己的肉体为代价才能获得知识。亚里士多德的译者路易斯·勒·罗伊（LouisLeRoy，1510—1577）就持这种观点。大自然没有向人们展示进步和腐朽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吗？空气用雷电和风暴让大地翻腾，火焰摧毁大地，水流让土地分开，辟出海湾，冲击出河谷和海盆；山脉被侵蚀……创新把欧洲带入现代，但勒·罗伊和蒙田一样都看到了创新的矛盾之处，他认为印刷术的发明是神启的馈赠，而火炮的发明则是魔鬼的**。

虽然理性和数学承诺安全，但存在的基础被撼动。帕斯卡意识到，存在在无限和虚无的两个深渊之间摇摆。怀疑论哲学和笛卡儿的质疑让人类成为他的世界中另一种意义上的造物主，这种形象渐渐浮现在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甚至笛卡儿本人的面前。在事物的特性和感官与理智展露出的东西之间，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慢慢生成。如果把上帝排除在存在的游戏之外，那么人类对自然和宇宙的看法就是唯一的可能性。现在人们越来越怀疑，人类只能把自己所有的想法和要求传播到全世界，别的什么也做不来。世界是按照人类设想创造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完全就是人类的创造物。因此，“现实”也就只是头脑中的一个形象、一个梦想。

普洛斯彼罗在《暴风雨》中向那不勒斯国王的儿子所说的话经常被引用，这些话就像是这个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的时代的终曲。“你看起来似乎有点惊讶，吾儿，高兴起来吧。我们这场小小的狂欢已经结束。我们的演员们——我早就说过——都是精灵，他们已经在空气中消散，在稀薄的空气中。如同这虚无缥缈的幻象中的海市蜃楼，那些高耸入云的楼阁、华丽辉煌的宫殿、肃穆庄严的庙堂，甚至地球以及地球上所有的一切都将消散，就像这一场幻景，连一丝云彩都不曾留下。同样的材料建造出梦，也构成我们，我们短暂的一生被酣睡环绕。”这种令人激动的自信听上去很不一样。事实上，文艺复兴的时代与文艺复兴主义打造出的戏剧般的局面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舞台上有夜色中闪着寒光的匕首，毒药涓涓流入水晶高脚杯，而最后的夕阳红得像提香的着墨，给欲望和死亡镀上一层光芒。冰冷的逐权者拥有“巨大的梦想”——这些梦想在1900年前后曾引发“歇斯底里的复兴”——但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因为缺乏现代性而生出的幽灵。正如尼采所说，文艺复兴并没有那么伟大、强硬和清晰；相反，它像所有历史一样既矛盾又复杂。

关于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人类尊严，文艺复兴时期的讨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诗人约翰·邓恩在1624年——三十年战争刚开始时——回忆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没有谁是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踞；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部分。如果一个碎块被海洋冲走，欧洲就会失去一角……每一次人类的死亡都让我缺少了一部分，因为我属于人类。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文艺复兴时期一些最重要的思想家为一个伟大的想法铺平了道路：人权既不是基督徒的也不是穆斯林的，既不是欧洲的也不是亚洲的，而是适用于所有人。人权的历史包括16世纪关于良心、自由和宽容的讨论，也包括如何对待美洲和非洲土著人民的思考。启蒙思想家德尼·狄德罗（De）惊讶地观察到，所有文明中最傲慢的那个同时也是自我批判最彻底的。这或许就是“西方”最大的优势，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