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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两个父亲的故事（第2页）

说完之后，我感觉到一半的美国听众都在欢呼，而另一半陷入了难过。不开心的那部分人似乎被悲伤或愤怒所困扰，因为美国的孩子并没有享受到芬兰几乎每一所学校都具备的这些必要的专业化教育条件。让孩子过早地感受学习压力，许多学校“一刀切”的做法，以及孩子每日被电子游戏侵蚀……这些消极的影响，正成为许多美国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们关注的热点。

演讲结束后，两位30多岁的学前教师走过来和我交谈。她们是卡罗尔和丽莎。

卡罗尔在一所乡村小学教学已经七年了。她的同事丽莎是同一社区的幼儿教师。她们问我是否能抽出时间和她们谈谈。

卡罗尔看起来很害怕，丽莎眼里有泪水。

“怎么了？”我问。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丽莎眼含泪水说道，“我知道我们对孩子们所做的是错的！”

“哦，不，”我心想，“又来了。”

近几年，美国老师有太多这样的反应，我以为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了，但这位老师的情绪太夸张，也的确要哭了。许多老师告诉我，他们担心在学校里不得不做的那些事会伤害到孩子。我收到了许多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其他国家老师的电子邮件和信件。他们告诉我，在学校不得不给学生施加过度的学习压力，不让孩子们玩，这些让他们怒不可遏，以至于有些人后来彻底放弃了教师的工作。

丽莎解释说，她教幼儿园和学前班已经8年了，那段时间，所有的玩耍和儿童友好型学习方法都被弃用。当下的国家教育方针，逼着她不得不强迫四五岁的孩子进行高压标准化测验，并以“标准”和“严格”的名义对她的学生们施加过早且极不适当的学业压力。

显然，这背后的政治理论是，美国需要“赶上”新加坡、韩国和芬兰等教育水平优异的国家。而且从长远来看，我们越早对学龄前儿童实施学术“严格”战术，他们就会学得越好，就能越早为上大学和就业做好准备。他们认为这样做的话，美国有朝一日就会在教育水平国际排名中名列第一。尽管并无证据支持这一理论，而且近20年的这种“考试和惩罚”以及“越早越好”的做法几乎没有改善美国学生考试成绩的国际名次，美国国内因经济差异导致的在教育成果方面的成绩差距也没有缩小。相反，美国儿童心理健康水平和幸福感的下降趋势倒是并驾齐驱。

在本应和同龄人交流，爱上校园生活；在老师的指导下，在温和友好的氛围中，通过玩耍来认字，打下其他学科基础的时候，卡罗尔和丽莎班上的孩子，以及成千上万其他美国学校的孩子，却要被迫接受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去接受的东西，并感觉自己像个失败者。两位老师都表示，他们的孩子需要的是关心、支持和爱，而不是“更苛刻的期望和更努力的学习”，以及经常让孩子产生挫折的过度测验。

卡罗尔解释说：“听你讲芬兰的孩子是怎么接受教育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们对孩子做的简直错到离谱。不知怎的，我就是知道这些事是不对的，一点也不适合孩子们!”

我告诉她：“我知道你在学校的处境也很复杂，你一个人能做的有限。但是别放弃！”

我没有告诉卡罗尔的是，我已经听过上百次同样的事情了。在美国和世界的其他地方，教育工作者常常觉得自己陷入了这种困境，觉得自己无法满足学生的真正需要，却总要做一些与教育工作者的职业背道而驰的事情。越来越多的家长也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013年我搬到美国，在一所常春藤盟校进行为期三年的教学工作时的经历，曾让我产生过这种压力。

一天早上，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我带着3岁的儿子去了当地一家幼儿园。

那是个看上去很不错的地方，在受到热烈欢迎之后，学前教育主任让我坐下来喝杯咖啡。

“他认识多少字？”主任问道。

“对不起，请问有多少个什么？”我慌乱地问。

“多少字。他的词汇量有多大？他能数到多少个数字？”

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儿子才3岁，至少还有三四年才会面对这些问题。就这样毫无征兆地，我突然面对了美国教育中一个惊人的新概念—“学前准备”。

我听说，在竞争越来越激烈、学术压力越来越大的美国儿童教育体系中—具有象征意义的哈佛大学就在几个街区之外—“大学入学准备”的理念已经被运用到5岁儿童的身上了（也就是“幼儿园准备”）。但把这个理念应用到3岁的孩子身上似乎怪异得出奇。

我看了看儿子，他前不久还在母亲怀里吃奶，最近刚学会自己上厕所。

“为什么要问这个呢？”我问教学主任。

“我们得确保他的水平适合我们的教学项目，”主任回答说，“我们需要知道他是否能赶上班上其他同学的进度。我们要保证所有的孩子都做好了准备。”

在我的祖国芬兰及许多其他国家，人们会觉得这种谈话不可理喻，这就像把每个孩子明码标价一样荒谬。把测量3岁孩子的词汇量，作为学前班入学标准的想法是极其不合适的。在芬兰，孩子们在六七岁之前主要通过玩耍、游戏、唱歌和对话来学习（美国直到最近才这么做）。在芬兰，核心问题不是“孩子准备好上学了吗”，而是“学校是否为每个孩子做好了准备，并将接受每个孩子的差异”。我想问我儿子可能会去的学校：“你们准备如何迎接我儿子？因为他也很期待。你们又将怎样确保他在这里能健康快乐？”但我没有机会问出口。

与此相反，我蹒跚学步的儿子正站在美国教育体系的大门口，面临着严峻的学术挑战。

这一幕与我在芬兰农村长大的童年学习经历完全不同，我的经历植根于户外和室内玩耍。7岁时，我在附近的森林和溪流中游**，有时候一个人，有时候和伙伴们一起，不管浑身上下有多脏，也要去探险，爬树，爬山，挖虫子，与大自然交流，看世界是如何运转的……对孩子们来说，玩耍不仅仅是空闲时间的一部分，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

小时候，我住在武奥托马基农村的一所校舍里。我的父亲是当地小学的校长，当时，为了吸引教师到芬兰偏远地区任教，当地政府在校舍旁为他们盖了房子。

校舍真的很漂亮。它建于20世纪20年代，是一座白色的木制城堡式的房子，我们也住在那里。它坐落在芬兰北部那个小村庄最高的山顶上。因为地方太小，所以村子里没有教堂，只有一所学校，所有人都很看重它，它的存在犹如一座教堂。校园里到处都是可以攀爬的树木，还有可以爬上爬下的大石头和小山丘。那是个玩耍的好地方。

当一天结束，学生们离开校园，我便进入空****的教室，扮演老师的角色，假装给想象中的孩子上课。

那感觉真好。8岁的我在给小学生上课！我必须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做这件事—教室就在我们家客厅和厨房的隔壁，是禁区，所以我不得不偷偷溜进去。这使得整个“演出”更加激动人心，因为我正在演一部由我当老师的戏呢。

那座房子里没有其他人，我的父母不在身边，只有我和我亲爱的鲁鲁，这只忠诚的苏格兰牧羊犬会充当观众。在教室里，我和想象中的学生交谈，点名，并纠正他们的错误答案。但最令人兴奋的是我用想象力去教授魔法，以及自行进行自然现象实验（如水和轮子）的时候。

我总是想给我的“学生”一个惊喜，看看他们惊讶不已的表情。有一次，我假想自己带领“全班学生”进行火的实验时（我并没有真的这么做），火势失去了控制，我命令所有的学生从窗户沿梯子爬下去，逃出教室。当时，我们在老旧的木制校舍的二楼。我打电话给消防队，很快，场景就变成了所有的学生站在操场，惊愕地注视着消防队员如何把火扑灭。然后，我们爬回教室，学习了火的安全隐患。

我长大后成了一名高中数学教师，后来成了一名教育政策官员和大学教授。当年的“玩转未来”对我的成年生活和事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