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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玩耍的天敌GERM全球教育改革运动（第2页）

20世纪90年代，“以标准为基础”的教育运动在全世界英语国家和地区中风行一时，这一运动首先基于优先考虑学习（成果）而不是教学（投入）。这是有道理的。因此，这些改革旨在更加重视学校的绩效表现，而不是仅仅审查学校的内容和结构。在今天的教育界中，对学校、教师和学生提出明确和足够高的绩效标准，是提高教学质量和改善学校的先决条件，这一点仍然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强制实施外部标准化课程、教学大纲以及用于标准判断的统一测验规程，显然是这些基于标准化的教育政策的产物。

严格的标准化限制了学校和课堂的自由和灵活性，限制了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如尝试新的想法，或者让孩子通过玩耍学习。它还限制了教师进行本土实验，减少替代方法的使用，并限制了学校和课堂承担风险的责任。其结果是，学校的教学越规范，老师和孩子们就越不愿意冒险，越不愿意创造性地思考。

尽管许多研究人员、儿科医生和教师都普遍赞成通过玩耍来学习，但作为全球最大的“GERM”受害者，美国正将世界带入一个剥夺儿童玩耍的黑暗教育时代。

事实上，如果你问那些支持GERM的普通美国政治家、政策制定者、管理者和那些自诩的教育改革者，他们认为孩子们需要什么才能更好地学习，他们的答案不外乎这些主题：孩子和学校应该是“数据驱动”的，不断地对其进行计算机测量和评估；教学应是标准化的；对未达到任何数据目标的儿童和学校应予以教训、惩罚并重新进行测验。所有4岁、5岁、8岁和12岁的孩子都将做好上学的准备，进入大学，然后开始职业生涯，他们可以获得在世界经济中竞争所必需的技能。仿佛只有这样，才没有一个孩子会落在后面，确保每个学生都会成功。美国也可以争得头筹，成为世界第一。也就是说，仿佛孩子们听了这堆充满了营销话术的没有任何依据的陈词滥调，就能掌握学习精髓了。GERM是一个融合了自1980年代以来，所有已经失败了的教育改革主张的集大成想法，包括与标准化测验数据相关的惩罚性问责措施。有证据表明，没有一个成功的国家使用与GERM有关的政策，来实现其学校制度的重大改进。

世界许多地区的教育政策，已经将重点转移到更多地使用普遍性的标准化测验中，投资于教育技术，寻找更有效的衡量方法，以及向学生提供教学。有时，这些改革是根据其他国家的解决方案设计的，偶尔也会用国际发展组织的教育方针。跨国界教育解决方案的转移是如此频繁，以至于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运动。这项运动的一些成果使学校受益，如对成绩差距和不平等现象的关注增加。但另有一些后果并没有给教师或学生带来好处。例如：对课程的关注范围缩小，对测验分数的过度依赖，以及学校内玩耍的减少。

使用“全球教育改革运动”一词来指代这些趋势，最早是在2006年的一篇关于教育改革以提高经济竞争力的期刊文章中出现的。最初的想法是受到波士顿学院研究教授安迪·哈格里夫斯的启发，以及他关于“基于标准化的改革”如何影响20世纪90年代学校教师工作的研究。当时，“基于标准化的改革”运动在国际政策制定者中颇为流行。此后，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深受“GERM”影响的教育体系中，对儿童进行大规模标准化测验所得出的数据成为教育的全部内容，成为衡量学校、教师和孩子们成败的“标杆”。GERM不仅仅是高风险的标准化测验，它还是一种智力和政治范式，是全球化竞争的产物，以不正当的方式体现在政策和实践中。

GERM在不同教育体系中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第一个，或许也是最明显的共同特征，是学校之间在招生方面的竞争加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是一个由36个国家组成的政府间组织，其内部的许多教育系统都加强了要求学校在其地理区域内与其他学校竞争的机制。20世纪80年代智利的择校实验、90年代瑞典的教育券制度、美国2000年后的特许学校以及英国最近的中学学院，都说明了市场竞争被认为是改进全系统教育的引擎，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其有效性。

GERM的第二个特点是学校教学的规范化。20世纪90年代，教育的重心从投入转移到产出，导致了“基于标准”的教育政策的流行，特别是在英语国家和地区。这些改革最初旨在更加重视学习成果和学校表现，而不是教育的内容和结构。美国的《共同核心州立标准》、英格兰的《国家课程》、苏格兰的《卓越课程》、德国的《新国家教育标准》、《澳大利亚课程》和《新西兰课程》都是竭力使教育体系内所有学校教学标准化的例子。同样，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形式的标准化提高了国家教育体系的绩效。相比之下，有两种形式的标准化可以在公共教育中发挥高效作用：新加坡将教师培训的标准化质量和强度设置到极高；芬兰将学校资金标准化，以便资源公平地分配给每个儿童和每个学校。

GERM的第三个共同特征是教师职业和学校领导的非专业化。人们错误地认为，任何人只要了解有效教学的程序或脚本，或任何刚从顶尖大学毕业的人，都可以在学校任教，只要参加为期7周的培训课程，然后他们就能被任命为“教师”。各种非学术性的快速通道和“速成”班为成为教师提供了多种途径，大学和学院通常提供教师教育学位课程。同样，在许多美国学区，公立学校的领导层职位也向任何有管理或领导经验的人开放申请。

事情彻底变得怪异起来，许多美国学校现在越来越多地由非教师和非教育工作者—那些没有教育专业任教资格的人—来管理和教学。这就类似于我们国家的医学、法律、建筑学、会计学、航空学、工程学和航空航天专业的从业人员都没有相关的专业资格证明。

GERM的第四个全球化趋势，是对四五岁的儿童进行大规模高利害标准化测验。这是一轮数据收集浪潮，可以推测，教师和学校要为学生的成绩负责。学校绩效以标准化测验数据形式指导着学校和教师的评价、监督和奖惩过程。

绩效工资、教师休息室的数据墙和报纸上刊登的学校分数都体现了问责机制的施行，这些机制通常主要从外部标准化的学生测验和教师评估中获取数据。当学校的责任感依赖于学校的高利害数据，而学生的低利害依赖于低质量的标准化测验时，责任就变成了摆设。也就是说，加强对学生成绩的责任感会削弱学生对自己学习的责任感，缩小真实学习和玩耍学习之间的缝隙。

GERM的第五个趋势，是公共教育以市场为导向的私有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一个理论认为：应该给予父母选择子女教育的自由，从而鼓励学校之间的健康竞争，以便他们更好地满足家庭的多样化需求。学校自主招生和优惠政策往往有助于家长的选择，通过私立学校、各类特许学校（美国）、学院（英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免费学校（瑞典）使公立教育私有化。择校理念认为：父母应该能够利用为子女教育预留的资金，选择对子女最有利的公立或私立学校。然而，在这一点上，几乎没有任何客观证据可以表明：以市场为导向的私有化能够全面改善教育体系，甚至对其所服务的学生来说也是如此。虽然教育体系的表现与市场不太一样，但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企业的主要组织原则是通过最大化销售、利润和市场份额为所有者和股东创造利润和投资回报，通常是以牺牲竞争对手为代价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共教育体系的组织原则，是向所有学校的所有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此外，大多数教师的主要动机并不是利益或奖金的驱动，而是公民义务、职业自豪感和对于帮助儿童学习的热爱。

事实上，大量的证据表明，任何教育政策框架以GERM占主导地位的地方，都没有成功地改善学生的学习和幸福感。相反，以合作、创造力、专业精神、信任和公平作为教育政策优先考虑的因素，支撑着新加坡、加拿大和芬兰等国成功的教育体系。

究竟谁是GERM的幕后黑手，谁才是反对玩耍的斗士？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乔治·W。布什、巴拉克·奥巴马和唐纳德·特朗普执政美国的时代，这些反对玩耍的人包括了三届政府的所有领导层、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参议员和美国代表、国家和州选举产生的官员与两党的决策者、几个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智囊团，以及几家近年来在教育问题讨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型慈善机构。他们通过对儿童进行大规模的标准化测验，努力让学校“提高标准，设立问责制，高度严格化”。但这些做法对改善学校几乎没有任何作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将儿童教育中的玩耍排挤了出去。他们似乎并没有故意把破坏学校中的玩耍作为一个明确的政策目标，但实际效果是一样的。为了给考试和备考腾出空间，为了给越来越小的孩子施加不适合其年龄的学业压力，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爆发了。

2001年，《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在共和党总统乔治·W。布什、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和其他美国政界人士的支持下诞生，该法案让学校不得不接受大规模、高利害、强制性的儿童标准化测验的评估。这些测验不是由课堂教师设计和运行的，而是远程测验公司。仅仅10年，该法案就被普遍认为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它曝光了教育体系中的问题，却对解决这些问题无能为力。

随后，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两党的广泛支持下，通过倡导“共同核心”课程标准和大规模的“力争上游”联邦竞赛，获得了超过40亿美元的拨款，继续对儿童施加大规模、高利害的标准化测验压力，同时直接忽略了教育问题的许多根本原因，如贫困、资金不公平、教师培训和教学质量参差不齐等。这些联邦教育计划，无论其用意如何，结果让人大失所望。所有的这些尝试都没有对美国儿童的学习成绩，以及缩小成绩差距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事实上，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加剧了美国学校中的玩耍之战。

在玩耍之战中，我们的孩子是受害者。他们正在失去童年，正在失去真正的学习时间；他们失去了快乐、探索和实验的机会，失去了为未来技能打下坚实基础的机会。这场战争除了带来童年压力、学校的低效以及数十亿纳税人宝贵资金的浪费外，没有取得任何有价值的成果。这是一场让一些孩子讨厌学校、逃避在学校中学习的战争。因此，这是一场威胁到我们社会未来的战争。

了解教育问题的本质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大多数学校的改革尝试都是针对症状，而没有对准教育问题的根源。“经过多年对教育界和教育工作者的报道，”前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教育记者约翰·梅罗写道，“我确信，我们国家对有希望能迅速解决深层次系统性问题的方法‘上瘾’了。”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基本问题。这本书解决的教育问题并不是孩子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在学校玩耍。它远远不是我们面临的唯一的教育问题，它只是一种症状，是困扰世界各地教育体系的深层次问题所产生的结果。

简单地说，美国的问题就是几十年来的忽视、种族和经济隔离、贫困和政治管理不善，而摧毁了许多学校，特别是内城区和贫困地区的学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错误的教育政策正在把所有公立学校变成标准化的测验工厂。玩耍和其他重要的校园生活组成部分正在被移除—为测验留出空间。儿童教育的一个重要基础正在被破坏，整个结构都在面临倒塌的危险。

反玩耍斗士们认为，为了“赶上”那些在国际基准测验中，取得更高分数的国家，为孩子们提供未来劳动力和个人职业成功所必需的“21世纪技能”，美国4岁的孩子们需要在教室里静坐不动。玩耍几乎被彻底剥夺，孩子们要接受持续的直接教学、不断的练习。一旦测验成绩不理想，就要被惩罚，还要经历耗时过长的大量家庭作业和长期睡眠不足的情况。反玩耍的斗士们宣称“为了让孩子们在21世纪的大学里和事业上走上正轨，学术上的严谨是必要的”。相比之下，儿童发展专家则认为这属于“培养不当”“教育上的玩忽职守”，甚至是“徘徊在虐待儿童的边缘”。

得克萨斯大学名誉教授、玩耍史学家乔·弗罗斯特指出，尽管有如此多的前车之鉴，但痴迷于测验文化的教育官员仍在致力于剔除学校中的玩耍、课间休息、体育和艺术，而家长们已经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了。他写道：“担心孩子标准化测验不及格、被留级、不能上大学的家长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荒谬的做法。所有的事情—成人的焦虑、有限的运动、电子游戏和高利害测验—或通力合作、或单枪匹马地剥夺了孩子在自然环境中专心于自由玩耍的机会，并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了负面影响。”

正如《多伦多星报》的教育记者安德里亚·戈登在2014年写的那样：

玩耍中的孩子们总是喜欢做这样的事：比赛，攀爬，摔跤，悬挂，投掷，保持平衡，用棍子围篱笆，从高处跳下，被尖锐的物体吸引。理想的状态都是在没有成年人看管的时候。

现在的孩子们还没进入玩耍状态，就会听到这样的话：慢点，趴下，放下，不要扔东西，不要碰棍子，不要从那里跳下去，别碰，太危险了，小心点……

不幸的是，无论是美国、英国和其他地方，成年人都已经形成了一种错误的共识，用弗罗斯特的话来说，就是“必须以某种方式保护儿童免受一切伤害”。现实世界中，生活充满了风险，财务、身体、情感、社会—合理的风险对儿童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与正式教学之间保持平衡的学习包括：玩耍、户外课间休息、与高水平教师进行词汇量丰富的对话、亲身探索和发现。美国的孩子们并没有经历过这些，他们被囚禁在室内，一天中几乎没有课间休息或可自由支配的课外活动时间。他们为在电脑上进行的测验和分数评估做准备，同时承受压力，改变行为，死记硬背，并早他人一步做好学术比拼准备。放学后，那些本应在外面玩耍、探索、享受自主支配时间、和家人相处的孩子，反而被束缚在数小时的家庭作业还有越来越多的基于电子设备的学习和娱乐中。根据最近的一项评估显示，美国年轻人平均每天花6到9个小时上网，45%的美国青少年表示自己“基本上一直在上网”。

耶鲁大学的杰罗姆·辛格和多萝西·辛格在2008年发表了一项针对16个国家的2400名母亲的跨文化研究报告，结果发现72%的人认为孩子“长得太快了”。在美国，这一数字更是达到了95%，是所有被研究国家中最高的。最近的一项全球调查表明，有54%的母亲说孩子在操场或公园里玩会更开心，41%的母亲认为看电视节目和视频更让孩子开心。另一项由宜家公司发起的全球调查，发现超过80%的7至12岁孩子宁愿和朋友一起玩，也不愿看电视或上网。

玩耍，曾经是美国早期教育的一个重要基础，可如今正在被扼杀。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儿童正在遭受不友好，甚至敌对的校园环境，这与许多家长、教师和儿童发展专家的建议背道而驰。佛罗里达州的一位母亲最近震惊地得知，女儿上幼儿园的第一天，就上了小学的入门课。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本应该是充满欢乐和惊奇的一天，可现在几乎完全用在了测验上。五个不同的陌生人，要求这个女孩完成任务，并对其进行评估。“当我把她抱起来的时候，”这位母亲说，“她不想谈论她在学校做的事情，但她说她不想回去。她不知道老师们的名字。她没有交任何朋友。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当她在房间里和小动物们玩耍时，我无意中听到她在教它们算数和拼单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