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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全球玩耍之战（第2页）

如今在英格兰，如果你是个孩子，被发现独自在户外玩耍，你可能会成为刑事调查的目标。2015年，在英格兰中部的贝尔珀镇，一名4岁的男孩和他6岁的姐姐成为邻居投诉的目标，理由是他们在街上玩滑板车和玩具卡丁车的时候太吵了。穿着制服的警察接到报警后前往，他们的母亲被警方展开的45分钟的现场调查吓到了，她惊呼道：“孩子们在阳光明媚的大白天到街上玩，竟然还能惊动警察，我们这过的是什么日子？”离这儿不远的诺丁汉郡，警察向斯内顿埃纳大道上踢球的儿童家长发出通知，警告他们乱踢球可能会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球会砸到东西）。警方还提醒道，任何诸如此类的“反社会行为”或“不服从命令的固执己见”都可能被判100英镑的定额罚款，或招致2014年《反社会行为犯罪和治安法》第12项法规下达的禁令。一家报纸报道了这一事件：“诺丁汉郡警方的一名执法人员进一步强调，任何违反这一命令的行为都是刑事犯罪，将被判处监禁。”

与美国一样，在整个英格兰地区，孩子遭遇交通事故或被陌生人绑架的风险已经所剩无几了—他们在家久坐不动，玩着电子游戏，户外活动正在被取代。玩耍也正在从学校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标准化测验、压力和焦虑。根据2015年英国议会工作组关于健康童年的报告，在过去的10到15年里，英格兰地区的小学一年级也从传统上以玩耍为主的课程转变为更正式的由教师主导的教学。英格兰的孩子们甚至从4岁起就被要求通过正式的教育来学习。然而，越来越多的意见表明，四五岁的儿童可能还没有为小学才会接触到的正规教学方法做好准备。迫使年幼的孩子过早参与这类教学，可能会给幼儿的成长发育带来压力和伤害。

2012年，一份英国国家信托基金的报告揭示了英国儿童正在远离大自然的事实。报告称，经常在野外玩耍的儿童只占不到十分之一，而上一代人的数据是50%。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允许儿童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在家附近活动的地区已经减少了90%。根据《联合国服刑人员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如果天气允许，每一个没有从事户外工作的服刑人员每天至少应在户外进行1小时的适当锻炼”。但据估计，英国近四分之三的5至12岁青少年在户外的时间少于监狱的服刑人员。伦敦大学教育研究所的一项分析发现，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7至11岁的小学生午餐时间缩短，下午的休息时间几乎被取消。

在英国，学校普遍过度使用标准化测验，这种做法把本该以玩耍为根基的学校变成了施压者，全国范围内的教师和家长们对此表示强烈反对。2016年5月，全国超过44000名家长签署了一份请愿书，抵制政府强制实施的测验。一位名叫乌尔里克·谢拉特的母亲参加了抗议活动，她解释说：“我今天不让孩子上学是因为我热爱教育。我喜欢看到我的孩子们对学习阅读和写作感到兴奋。然而，想想看，SATs（政府强制的标准课业测评考试）和自上而下的测验正向教师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为了这些测验而教学，而不是让孩子在玩耍中学习。”她补充道，“有那么多有力的证据表明，孩子们是通过玩耍学习的，不是那些与他们的生活毫无关联的抽象课程。”最后她总结说，“小学生不需要政府主导的全国性考试，他们正在失去学习的乐趣。”另一位参与抗议的母亲尼古拉·杰克逊让自己的孩子们待在家里，她表示：“我不同意政府的观点，他们加大课程的难度，以提高标准。可学习只能发生在孩子们想学、有兴趣学的时候，不是他们被迫学习的时候。”

2017年，全国教师联合会年度会议上，教师们考虑抵制为7岁和11岁儿童设置的SATs考试，他们谴责该考试会损害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学业前途，并有使课程范围缩小和“为考而教”的风险。一位老师将SATs比作“对学校紧追不舍的恶魔”，一位代表认为这些考试应该被“斩首”。而另一位老师则表示，教育工作者们应“彻底推到这令人生厌的”由计算机完成的标准化评估系统。

来自曼彻斯特的老师克里斯·艾顿，认为老师应该“解放”孩子们的思想，而不是让孩子为他们无法理解的考试做准备，她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起立鼓掌。教师工会官员凯文·考特尼指出：“小学教育，应该是孩子们逐渐爱上学习的阶段，不该被害怕和恐惧失败所占据。”他补充说，“在一系列狭隘的学科和期望范围内不停钻研，是在剥夺学习的乐趣，而且其中很多内容的教育价值都值得怀疑。”

“我能想到最黑暗的词，就是虐待。”伦敦著名的切尔西露天幼儿园校长凯瑟琳·索利在接受《幼儿园世界》杂志的采访时说，“童年应享有的权利正在消失。会有一些孩子在阅读测验中不及格。他们将被视为失败者。6岁就失败了？弥漫在家长们中间的偏执情绪会让孩子感到压力和精神创伤。”

她表示：“我们看到孩子们来到这里，他们会认字母表、会数数，但不会擦鼻子，不会擦屁股，也不会和其他同龄人一起玩。我们失去了这一代的孩子，他们是由善意的父母抚养长大的，他们虽然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却被引上了一条道路，我们不知道这条道路将会在哪里结束。这是很危险的。”

“英格兰地区的孩子从进入学校的那一刻起，就面临着学习读写和做数学题的压力。”剑桥大学的戴维·怀特布雷德指出，“在许多学校，孩子们成了阅读方面的‘后进生’，而在许多其他国家，他们的同龄人甚至还没开始上学。现在，政府开始对4岁的孩子进行入学考试。根本没有例子能佐证政府口中的‘越早越好’。”

2018年，英国一个专家小组发布了一份报告，谴责政府对4岁儿童实施“基线测验”的提议。报告的作者之一，儿童教育学家南希·斯图尔特指出：“提议在2020年对99%的4岁儿童进行测验，这是基于一个错误前提的，即4岁儿童的知识和技能是可以准确测量的。但很少有统计学家相信这一点，也没有研究表明，4岁时的成就与后来的进步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如果你每天监禁孩子8个小时，如果你不给老师创造的自由，如果你把他们当作数据百分点或流水线上的产品来对待—如果他们对此表示不太高兴，你可不要感到惊讶，”全球著名的教育研究者和游戏倡导者肯·罗宾逊爵士指出，“如果我们开始把学生当作人，把学校当作孕育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中心，那么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玩耍在英国被认为是童年和学校教育的基础。1926年，英国政治家大卫·劳埃德·乔治宣称：“玩耍的权利是孩子对社会提出的第一个要求。玩耍是大自然对生命的训练。任何社会若侵犯这项权利，都会对其公民的思想和身体造成持久伤害。”1967年，普罗登委员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育报告指出：“玩耍是儿童早期学习的主要手段。这是孩子们调和他们的内在生活和外在现实的方式。在玩耍中，孩子们逐渐形成因果关系的概念，即辨别和判断、分析和综合、想象和规划的能力。孩子们开始全神贯注于他们的玩耍，而让玩耍达到令人满意结果的满足感，养成了他们集中注意力的习惯，这种习惯可以转移到其他学习中去。”《剑桥小学评论》（CambridgePrimaryReview，40年来英国最大规模的小学教育调研）2009年的报告例举了以玩耍为基础的早期教育的优势。

然而，在GERM的渗透下，学校“优胜劣汰”竞争的加剧、教学标准化、基于标准化测验的惩罚性问责制和公共教育私有化，不仅席卷了美国，而且也在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英国及其前殖民地澳大利亚蔓延。由于国家越来越强调基础知识和技能，在澳大利亚的许多学校里，艺术、音乐、戏剧和其他重要的基础教育被大幅削减。

纵观澳大利亚的所有学校，玩耍正被排除在儿童教育之外，越发严格的学术要求被施加在越来越小的孩子身上。这项政策被称为“国家评估计划”（NAPLAN，NatioProgramLiteralandNumeracy），目标是提高儿童在澳大利亚国家高利害测试中的分数。这是一项标准化测验制度，每年耗资1亿澳元（7500万美元），用于评估三、五、七和九年级所有学生的阅读、写作、语言习惯（拼写、语法和标点符号）和计算能力。

自2008年推出NAPLAN以来，一轮接一轮的高耗时测验稳步进行，但是人们不愿看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计算和读写的分数已经趋于平缓或下降。最近，包括新南威尔士州在内的多州教育领导人，要求对NAPLAN进行彻底审查，并重新考虑是否应继续实施，因为它给儿童和学校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墨尔本大学研究人员于2012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90%的澳大利亚教师报告说，孩子们在一系列高利害标准化NAPLAN测验中出现了与压力有关的哭闹、呕吐和失眠。这项研究引起了人们对NAPLAN“意外副作用”的强烈担忧，包括测试前的教学、花在其他科目上的时间减少，以及对员工士气和学生健康的负面影响。“为了对儿童进行测验，我们缩小了课程范围，”首席研究员尼基·杜尔弗说，“其实我们可以在不限制孩子学习音乐、语言和艺术等其他学科的情况下，继续计算和读写的教学。”

从2017—2018学年开始，苏格兰地区的4岁儿童都要用电脑进行在线读写和数学测验，这些测验被称为“苏格兰国家标准化评估”（SNSAs）。一位老师反映说：“我已经教书15年了，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残忍的无理取闹！”老师们称标准化测验是“一团糟”和“完全没用”的；而孩子们则“因极度痛苦而流出眼泪，浑身发抖，大哭不止，把自己弄脏”，并大喊“我不够好”“我做不到”“你们为什么逼我做这些？”。SNSAs并不像英格兰或美国施行的惩罚性标准化评估，而是旨在为教师提供诊断信息和即时反馈，以帮助儿童在学习中取得进步。但许多苏格兰教师和家长担心，这些测试对小学低年级孩子来说压力太大，并强烈要求取消这些测验。

科克理工学院的儿童教育专家朱迪斯·巴特勒表示，在爱尔兰，未受过专业培训的教师根本不理解玩耍的重要性。“他们认为那是老师在课程结束后提供的一些东西，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最有效的‘课程’可以通过玩耍来传授。”她告诉我们，“任务表和作业本在学校里随处可见。有人可能会说，这种‘产品’式教学对促进发展毫无帮助。”

即使在一些历来喜欢玩耍的北欧国家，学校中的玩耍也受到了威胁。儿童早期教育教授艾伦·贝特·汉森·桑德塞特介绍说：“在挪威，有一股政治力量推动着幼儿园或托儿中心，朝着更加学术和正规的教学方向发展。”她告诉我们，这种推动始于21世纪初，当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PISA测验显示，挪威的15岁孩子的得分处于中等水平。桑德塞特告诉我们，挪威的幼儿研究人员和教师们正在反击这种压力，他们发起了一场支持玩耍的“暴动”，以反对政客们要求进行大规模测验的呼吁。冰岛大学教育学院的研究员科尔布伦·帕尔斯多蒂尔介绍说，冰岛的学前教育学校（1至5岁）会注重玩耍，但“义务教育学校（6至16岁）就不那么注重了”。在丹麦，奥胡斯大学（Emdrup校区）的儿童研究员和荣誉教授斯蒂格·布罗斯特姆介绍说，在他们那里，以玩耍为基础的早期教育（日托班、学前班和幼儿园）仍然盛行，但从小学开始，1至9年级的玩耍就只是一个非常次要的角色了。直到2015年的学校改革要求更多的玩耍和体育活动，情况才有所改善。

现在，好消息来了！

是时候告诉你一些好消息了。

在所有这些黑暗面前，有一线希望—事实上，学校中的玩耍可能已经准备好重新席卷全球了。在世界各地的学校和课堂中，我们发现了许多受到玩耍启发的优秀课堂实践正在发挥作用，它们珍视孩子天生的好奇心、想象力、创造力和学习能力。

我们见证了这些“玩耍捍卫者”在世界各地所做的努力—在得克萨斯和纽约，在苏格兰和新加坡，在日本和中国，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有时，勇敢的老师和家长为了捍卫玩耍而单枪匹马地到学校据理力争；有时，他们为了让所有的孩子能够玩耍而拼尽全力。

我们将所有的这些努力称为“伟大的玩耍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