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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政治友谊（第2页）

高拱和隆庆帝的关系十分亲密。在裕王府邸九年里，高拱为裕王讲授经筵，敷陈剀切，谨慎用事。裕王深受教益，二人建立了深厚的王臣、师生关系。高拱离王府后，“府中事无大小，（裕王）必令中使往问”，裕王还先后手书“启发弘多”“怀贤”“忠贞”等字赠赐高拱。嘉靖四十年（1561）景王入藩之国，裕王为嗣的地位开始明朗，因而高拱与裕王的这层关系，不仅使高拱的上司、同僚对他刮目相看、趋之若鹜，而且也奠定了以后他在政治上大大发挥作用的基础。

隆庆三年（1569）十二月，冷落了一年多的高拱接旨后，不顾腊月严寒，日夜兼程，直奔京城，官复原职，并且兼掌吏部。言官原多与高拱有隙，故人多不自安。胡应嘉闻高拱复出，被吓破胆而亡，欧阳一敬也在解官归田途中郁郁而死，一时人心惶惶。高拱通过门生心腹散布言论，安抚言路诸官，“徐阶昔日对我有恩情，后来因为小事不睦，不足以怨恨”“我自当彻底改变过去不好的思想和念头，与诸君共同治理朝政”。高拱言之凿凿，颇为大度，于是人心稍安。

这时候，老成持重的李春芳是内阁首辅，可是他并没有什么主见，只是充当好好先生，明哲保身。他很清楚高拱与隆庆帝的关系，也很清楚高拱的野心与为人，所以不久之后也主动辞职了。咄咄逼人的高拱把首辅李春芳挤走后，就成了内阁首辅。

高拱与张居正的关系非常微妙。高拱比张居正大十三岁，中进士也比张居正早六年，说起来，他应该算是张居正的前辈。高拱这个人很有学问，也很有能力，但因为人比较傲，从来不肯轻易依附于哪一个政治集团，所以一直也没得到过重用。他很早就被选到裕王府当侍讲，也就成了后来隆庆帝的第一个老师。张居正曾经在回忆中把自己和高拱的关系比作西汉宰相萧何曹参、丙吉魏相这样的好搭档，又说自己与高拱是“生死之交”。在隆庆五年（1571）十二月高拱六十大寿的时候，张居正还撰写文章，将隆庆皇帝比作周成王，将高拱比作周公，将自己比作召公，说“即余驽下，幸从公后……公每降心相从，宫府之事，悉以谘之，期于周、召夹辅之谊，以奖王室”。

徐阶在扳倒严嵩之后，快速提拔了一些人，这其中就有高拱和张居正。严格来说，高拱并不算徐阶这边的人。作为嘉靖末年的执政大臣，徐阶已经明显看出裕王不久即将接嘉靖皇帝的班，所以他早在几年前就把张居正也安排进了裕王府做裕王的侍读讲师。在隆庆帝的各位老师里，高拱无疑是第一人，因为在裕王最无助的日子里，高拱就像父亲一样给了裕王最大的依赖。徐阶很清楚隆庆对高拱的感情，所以早早地就把高拱引入了内阁。

但张居正的入阁就不一样了。嘉靖四十五年（1566），也就是嘉靖朝的最后一年，张居正虽然是嘉靖朝国立大学的副校长，但论官阶不过是五品的翰林院侍读学士；到第二年，也就是隆庆元年（1567）正月里，徐阶就把张居正越级提为三品礼部右侍郎；又过了不到一个月，到二月初，在徐阶的力主之下，张居正居然以才干了不到一个月的礼部右侍郎的身份突然就进入了内阁，成为副宰相了。这不只是连升三级了，这在整个明代都是很少见的。徐阶也说这是引用了“特进”之例，也就是特别情况特别对待。

高拱改革

高拱的行政能力可谓杰出。《明史·高拱传》里说他是“练习政体，负经济才，所建白皆可行”。也就是说，有什么事到高拱手上，绝对不会积压下来的，有工作高拱立马解决，行政工作效率非常高。除旧立新是高拱执政的基调。高拱复出后，力反徐阶所为，重新评价嘉靖皇帝，停止不加澄辨的平反，从而创造了良好的君臣关系和政治氛围，为进一步改革找到了支点和依据。在隆庆帝的支持下，内阁首辅高拱开展了整顿和改革。高拱认为，“法不能无弊，行之既久，其弊更不可胜言”，主张“法与时迁，更法以趋时”。因此，高拱执政后，誓言“先立规模”——改革体制、健全制度。在高拱执政的短短两年半里，高拱对吏制、军政、边政、财政、司法等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动作最大的当数吏治的整顿——大力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就连太医院也由十二科缩减为十科；严抓考核关，对官员任职资格、选拔、回避、考核、赴任、请假等各个环节，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革新。吏部的考核制度更加完善，每个官员每月的情况都要汇总，年终统一考核，不合格就要严办；且明确官员考核定等及升降理由，做到以事实为依据。高拱尽改徐阶旧制，“授诸司以籍，使署贤否，志爵里姓氏”；有官员被黜，高拱必亲“告以故”，黜者“无不慑服”。他将每个官员详细信息做登记，包括是否贤良，被罢免的官员也告知原因，让众人信服。官员的提拔，高拱也改了规矩，鼓励大批非进士身份的官员入仕提拔；同时，地方官员等职务，则交给年富力强的官员，而盐政、马政等以往被人轻视的职务也格外重视，着力提高相关职务的待遇，并选拔才干。这样一来，明朝的吏治考核状况大大扭转，官场办事效率提升。

与此同时，高拱还改革军政，建立军事指挥官储备、选调、升迁系统。高拱认为，军事是专门的学问，主管军事的兵部官员，要有特殊的资格，并建立储备、调动、升迁的特殊体系，而不再与其他部门官员经常互调，按常规拔擢使用。于是，朝廷陆续出台了相关措施，对兵部官员的选任、调动、升迁、待遇等做出规定。高拱以尚书陈希学、曹邦辅，侍郎王遴各率师背城列阵以待；以京尹栗永禄、南都御史护守山陵；又起御史刘焘在天津守通粮；而以总督王崇古、谭纶专征剿无内顾；以侍郎戴才理军饷。由于布置周密，防范严谨，蒙古兵未敢入犯大明王朝。

高拱重视理财，树立养民为先的政绩观；对理财官任用、升迁制度进行改革。高拱同时提出，生财自有大道，聚财断不可变成敛财。他在《议处欠粮欠谷官员以图实效疏》中推出了多项改革措施，核心是改革对天下州县一体以税收指标完成情况考核官员的制度。他指出，对原系地方凋敝、百姓逃亡、田地抛荒甚多之州县，若一味下指标，是逼州县长行苛政，导官吏重殃其民，故改为以存恤贫困、召集流亡、开垦荒田，换言之以疏民困的情形来衡量官员政绩。

他执政期间，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即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国库严重亏空的局面。据专家岳天雷统计，高拱当政的隆庆五年（1571），相比徐阶当政的隆庆元年（1567），岁入增长53％以上，支出减少42％以上。明朝军队逢战必胜，隆庆四年（1570），俺答汗之孙把汉那吉来降，授予指挥使官衔。高拱在南方两广、云贵边事上亦颇多建树。隆庆初，广西古壮族人韦银豹等据寨反明，有司多次前往抚剿，都没有效果。高拱荐殷正茂为总督往剿。殷正茂任法严、善战，但性贪。高拱说：“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其实，高拱在用殷正茂的同时，已着眼于提擢、培养本省人才，在两广郡县中“多除制科，宽其荐额，勿拘成数”，引导民风向上。不久，果然“乱民乐业而向化矣”。时人都以高拱为善用人。隆庆四年（1570），殷正茂征诸路汉土官兵十四万人，代替李迁镇压古田僮族韦银豹、黄朝猛之乱，分兵七道进，连破数十巢。黄朝猛死，韦银豹被手下人出卖，最终被捕。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居正与高拱的关系还是非常好的：张居正和大太监李芳一起策划了高拱的复出；高拱担任首辅后，张居正和高拱在很多事上都是通力合作的。

徐阶遇险

高拱非常有才干，在首辅大臣的位置上尽心尽力，各方面表现都非常出色，可是他也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缺点，就是心眼儿小。所以高拱复职后，曾经弹劾他的一些大臣开始坐立不安，胡应嘉甚至过度惊吓而死。但高拱却通过门生传播“华亭有旧恩，后小相失，不足为怨”等言论，言辞颇有大度之气。大家刚刚松口气，形势立即再次紧张，因为高拱很快对徐家开始了报复行动：将旧账再翻一遍。

隆庆元年（1567），高拱指使手下言官弹劾徐阶，揭发徐阶的弟弟和三个儿子横行乡里，有凭有据，这激起了受徐阶保护的言官的愤怒。他们纷纷把矛头对准高拱，弹劾一次接着一次，高拱实在撑不下去，只好于隆庆元年五月间辞官回乡了。直到隆庆二年（1568），徐阶致仕后，高拱才作为顾命大臣重回朝廷。

徐阶辞职，高拱似乎又看到了希望，蠢蠢欲动，欲重归朝廷。恰巧，张居正惜于高拱的才干，向隆庆帝上奏重新召回高拱。第二年，经张居正推荐，高拱再度入阁成为次辅，当时的首辅为李春芳。令张居正没想到的是，高拱一门心思复仇。此时的徐阶已经远居江南老家，高拱仍挖空心思实施报复。

恰巧在此时，孙克弘案发，高拱终于找到了机会。隆庆五年（1571），孙克弘按照官场规则，派家人孙五到京打点，并给当朝首辅李春芳写了一封问候信。李春芳与孙克弘私交甚好，原因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李春芳会试一甲第一名，孙克弘之父孙承恩则是当年的主考官，因此两人结下了友谊。

恩师的家人前来京城，李春芳理应接待，这本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没想到孙五刚刚来到京城，就被高拱的手下韩楫、宋之韩捕获。原来，高拱为抓徐阶的把柄，专门派人监视松江来京人员。

那么，孙克弘与徐阶又是什么关系呢？其实，两者没有直接的来往，问题就出在李春芳身上。孙克弘与李春芳私交甚好，李春芳与徐阶都是前朝重臣，上任以来“萧规曹随”，况且对徐阶十分拥护，严格执行徐阶拟定的政策，而高拱处心积虑加害徐阶时，李春芳早就看不下去了，几番表现出同情。

高拱这招叫无中生有，借刀杀人。

孙五被韩楫、宋之韩等人逮捕以后，随身所带都是些孙克弘写给亲朋好友的书信。苦于找不到徐阶指使的证据，他们就一连几日严加审讯孙五，要孙五交代自己就是徐阶派来的奸细。孙五坚决不承认，韩楫、宋之韩并不甘心，决定来个移花接木，将一起与之不相干的案子牵扯进来。

当时，正好有两个松江人——顾绍、沈元亨来到京城告徐阶的状，说徐府家仆诓骗、延误转运颜料银。颜料银是宫廷征收的捐税，是后妃用的脂粉钱，因不纳入国库，所以很难算得清。徐阶连后宫的脂粉钱都敢贪，这两案牵扯在一起，隆庆皇帝勃然大怒。

趁此机会，高拱授意韩楫等人要将此事深究细追。就这样，孙五来京一事与徐府一案莫名其妙地联系到一起，并编造出一套说辞：顾绍、沈元亨来京告状，徐阶心里恐慌，特派孙五来京拦阻，并求重新起用。在韩楫、宋之韩等人的要挟下，孙五最终屈服于强权。

主审此案的京师巡城御史王元宾，受高拱、韩楫等人指使，对孙克弘大肆诋毁，最后孙克弘被罢免。

这还没算完，高拱从孙克弘案入手，顺藤摸瓜，趁机查封了徐府在城中开设的十余家布行，多名店工被逮捕，主要罪名是非法经营。徐阶多年经营的布行，在官场斗争中全部被查封。这也彻底摧毁了徐阶东山再起的可能性。

为此，朝廷还成立了“徐阶专案组”。这个“专案组”的组长，就是与徐阶有座主和门生之谊的蔡国熙。在蔡国熙的“努力”下，终于拟定“法办”徐阶三子——徐璠、徐琨充军，徐瑛革职为民，徐府家产全部充公。

徐阶由孙克弘案株连，栽了这么大一个跟头，元气大伤。

而徐阶的弟弟又去世了，经不住折腾，一向高傲的徐阶不得不低头给高拱写信，请他给徐家留条后路。可是高拱并未就此罢手，回信说，您年纪大了，就留守文渊阁吧，有事我们向您汇报就行。

徐阶立即明白他的意图，非常生气。张居正也无法忍受，出面极力劝说高拱，这场斗争才宣告结束。

没有彻底扳倒徐阶，高拱气还没出够，转而诬陷张居正，通过一些谣言，说张居正帮徐家是因为收了徐家三万两银子。对此，张居正十分气愤，当场指天发誓，予以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