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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暗流涌动（第2页）

冯保也不愿意这位最大的政治同盟者离开。在闻讣之后，冯保马上就和张居正进行过密谋。夺情倡议一起，冯保立作呼应。二更天时，诸臣的“保留”疏从宫门递进，天不亮居然挽留特旨就从宫中传出来了，不可谓不快！

张居正的亲信、户部侍郎李幼滋最先意识到问题的举足轻重，索性捅开窗户纸，建议张居正夺情以保住权力。

按照旧例，在内阁办公室，首辅去职三天后，次辅就搬到原来首辅的位子上去坐，并接受同僚与下属穿红衣拜见。吕调阳是次辅，此次虽然没有迁座位，但坦然接受僚属拜见。

张居正已经感到很恐慌，可是事情还在争论。即使在张居正的阵营里，也有不少人建议张居正还是顺应舆论，丁忧为好。张居正的门客、贡生宋尧愈，蓟镇总兵戚继光，原大理寺卿陆光祖等，都劝张居正回乡。戚继光甚至提出可以让徐阶回来再做一段时间的首辅，反正徐老年纪大了，不可能久居其位，三年后把权还回来就是了。

李幼滋则坚决反对这种看法，斥之为“宋儒头巾迂论”。他认为张首一走，形势如何变化，根本就无法掌控。眼下百事待举，执宰岂可一走了之？

张居正此时进退两难，与冯保商量了之后，认为还是夺情最为稳妥。

吏部尚书张瀚是由张居正一手提拔上来的，平时唯张居正马首是瞻。冯保传出中旨（皇帝直接下诏），要张瀚带头倡议夺情。张居正在请归的同时，也跟张瀚吹风，让他赞同皇帝的挽留。张瀚故作不解，说：“元辅奔丧，那是应给予特殊恩典的，但这是礼部的事，与吏部何干？”张居正几次派出说客晓以利害，张瀚就是不为所动。张居正大不悦，于是拟旨切责张瀚，说张瀚是“奉谕不复，无人臣礼”。当时，廷臣们个个惊恐，都纷纷附和“保留”之议。张瀚拊膺叹息道：“三纲沦矣！”张居正益怒，指使言官弹劾这个“叛徒”。结果十月十一日，突然有诏，勒令张瀚致仕，吏部全体官员罚俸半年。

为了对舆论有个交代，从九月起，张居正就按照惯例接连上疏，表示要回乡守制。但是，他的奏本里却另有文章。他说：“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夫非常者，非常理所能拘也。”然后他又说自己哪怕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皇恩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而拘于常理之内乎”！

万历皇帝与张居正又玩起了双簧：一个坚决走，一个非要留。连续三次上疏后，张居正便不再坚持要回乡，而于十月十三日提出了“在官守制”的折中方案。万历皇帝让司礼监的太监魏朝随张居正的儿子回江陵奔丧。张居正提出过了“七七”之后，自己不随朝议事，不参加朝廷庆典，只赴阁办公，并且不穿红色官服。

张居正为表示孝心，还提出守制期间，不领工资。万历皇帝就特批每月由有关衙门给张家送油盐柴米聊补困境。最荒唐的是，万历皇帝还让光禄寺每天送去酒饭一桌。

反对夺情的官员立刻发起攻击，且来势凶猛，这是万历和张居正事前绝对想不到的。

十月十八日，也就是张居正提出“在官守制”的五天后，吴中行首先向老师张居正发难。他的奏疏写得相当煽情，从人伦大义上对张居正施压。他说：元辅昼夜为公操劳，父子相别十九年。这期间，儿子的身体由壮而强，由强变衰，父亲由衰成头白，由头白成苍老，音容相隔开。现在父亲逝于千里之外，却不得临穴一哭，情何以堪！

吴中行很坦然，把奏疏递上后，又把副本给了张居正一份，表示此举是出于公心。次日，赵用贤也上疏，用语极其刁钻，建议张居正赶快丁忧，过段时间再由皇上开恩召回，此为上策。

第三天，艾穆和沈思孝联名上疏说：张居正若留下，那就是厚颜就列，遇到国家大典，是参加还是不参加？不参加吧，于君臣大义不合；参加吧，于父子至情不合。到那时不知陛下何以处张居正，而张居正又何以自处？

他们还公开指责张居正夺情违反道德，“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说他擅权无异于“宰相天子”，说他行为有类商鞅和王安石，道德和才学却远不如，说他是“愎谏误国，媚阉欺君”……

张居正决定，对他们几个人进行廷杖和充军。礼部尚书马自强知道事情要闹大了，忧心忡忡，亲自出面为吴中行等人疏通，遭到拒绝。翰林院掌院学士（院长）王锡爵，邀集了翰林院赵志皋、张位、于慎行、张一桂等数十位官员求见张居正，要个说法。张居正避而不见。

王锡爵一不做，二不休，自己去了张府，闯进灵堂，见到了张居正，当面激烈指责他。

张居正无言以对，取出墙上的剑，跪在王锡爵面前，边哭边拜：“皇上要留我，而诸位要逐我，我怎么办？怎么办？要杀我吗？”

翰林院的侍讲赵志皋、张位、于慎行、李长春、田一儁和修撰孔教、沈懋学等人，也上疏阻止张居正“夺情”的事情。张居正对吴中行等“门生造反”的行为尤为愤恨，暗中已经有话给锦衣卫，将几人往死里打。

然而，张居正这次采用的强硬手段，效果并不佳，反对意见仍未压制住。

十月二十四日，观政进士邹元标在四人受刑后毅然上疏，对张居正的人品、执政作风全盘否定，要求立即罢免张居正。邹元标也受到八十廷杖，发配极边卫所充军。而张居正在士人中的威望却急剧下降。

在这之后，布衣韩万言、南京浙江道御史朱鸿谟先后上疏为吴中行等人鸣冤，皆被严厉处置。翰林院侍讲张位、赵志皋等人也因论救吴中行相继被贬谪。又有芜湖生员王律托名海瑞，写了一篇声讨张居正的疏文。后南京操江都御史胡槚为巴结张居正，命太平府同知龙宗武予以严查王律。龙宗武将王律逮捕，严刑拷打，逼迫王律把无辜的吴仕期牵连进来，两案合并为一。案件审结后，龙宗武上报给张居正，张居正暗示他杀了王律。龙宗武便将吴仕期下狱，故意不给他饭吃。吴仕期饿极，将衣服里的棉絮吃尽，仍未死。龙宗武则命人以沙囊堵其口毙之，后王律也被虐待至死。

众人的反对，尤其是门生的背叛，让张居正更加一意孤行。有人对此评价张居正为贪恋权力。其实权力只是一把双刃剑，关键是如何使用。为了有效改革，张居正必须拥有权力，所以从这点讲，无可厚非，但致命的地方是他没有看到权力在带来荣誉背后埋藏的灾难。

从刘台发难到夺情风波，张居正失去了往日的稳重。《国朝献征录》说他“志意渐恍惚”。面对异己力量，张居正不再企图以德服人，而是“思以威权劫之，益无所顾忌”。《明史》也说他从此“闻谤而不知惧，愤戾怨毒，务快己意”。

张居正的死穴

人无完人，张居正在政治上纵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他的死穴在于“徇私情”。在他执政晚期，这个问题一直被人诟病，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他无底线地纵容自己的同乡、家人、家仆和亲信。

刘珠是张居正的荆州同乡，与其老爹张文明的同年诸生，典型的老学究，热衷于权力却久无功名。隆庆五年（1571），张居正主持会试，刘老学究此时已六十六岁，破天荒地高中进士。刘珠就把这头功记在这个小老乡身上，一心想找个机会好好报答一下张居正。

万历二年（1574），机会来了，张居正过五十大寿，刘珠前来祝贺，并特地撰写了一副对联：“欲知座主山齐寿，但看门生雪满头。”很明显，这是拍马屁，也难为刘珠的马屁拍得这么响亮，对此，张居正乐呵呵地笑纳。

张居正为亲属谋私，或者纵容奴仆，令很多官员和百姓大为不满。张居正有六子，依次为敬修、嗣修、懋修、简修、允修和静修。他对前三子寄予厚望，一心希望他们走仕途，在培养方向上就是科举。这三子也没令他失望，最后都金榜题名，其中懋修才学最高，为万历八年（1580）的状元。

正是这样，张居正戴上了“徇私”的帽子，况且他做得也过于明显。

万历二年（1574），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会试落第，考官也没有买张居正的面子，给予张敬修名次。张居正为此很恼恨，竟决定当年不选庶吉士，对此世人曾有不少议论。

万历五年（1577），次子张嗣修进京参加会试，中二甲一名。万历皇帝经李太后授意随即将张嗣修的名次改成一甲二名，并当即加封其官职。当时这也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因为张居正的确动用了特权。因为大明法律明确规定，大臣在建功或考满后可以“荫子”。“文荫”，即让一个儿子进国子监读书，毕业后任尚宝司丞、尚宝司卿。很多人开始议论，张嗣修是不是因此而得一甲二名？不管张居正是不是有私情，还是动用了自己的权力，都无法堵住众人的悠悠之口。

万历八年（1580），三子张懋修终于及第，且中了一甲一名，状元是也；同时，两次落榜的张敬修也中了进士。一门两中，天下大哗。张居正为子弟上进，朝中权贵纷纷效仿，带坏了科场风气。

此后，张四维、申时行、吏部尚书王国光、侍郎王篆的儿子也都陆续科场得意。从这点讲，张居正确实没有树立一个好的榜样。此外，张居正的家奴也没给他争气。游七是张居正的心腹家奴，相当会看脸色行事。张居正任首辅后，游七与宫中的小太监、朝中的言官都有交情，相互称兄道弟，遭到了朝廷不少人非议。

在与人结交上，张居正与凡夫俗子无异，主持内阁的每个成员都是精心筛选的。然而，这些人要么是柔顺听命的仆人，要么是善于曲意逢迎的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