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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夜雨寄北 妻子或好友02（第1页）

二　夜雨寄北：妻子或好友02

有姓名可考的唐朝进士共两千七百四十八名，以唐朝实考二百六十六次计算，平均每年录取不到十人。

隋唐时期推行科举制度来代替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度使寒族士人能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而踏上仕途。世家大族子弟依靠门荫入朝做官日渐衰微，这是科举制度的一大进步。但随着科举制的发展，通过科举制取得政治地位和权力的新的官僚集团操纵科举考试，又引发了新的矛盾。

特别是晚唐，科举考试竞争日趋激烈，考生必须奔走于公卿门下，取得他们的赏识，并向主考官推荐，才有录选的可能。而及第后，进士称主考官为“座主”“恩师”，自称“门生”；同榜及第的进士称“同年”，他们互相援引提携，遂为朋比，附党背公。

唐代进士考试实行实名制，考卷不需弥封、誊录，对考生在应试之前干谒请托从未加以禁止。考生可以将表现自己文采和思想的作品，或诗或文或小说等，写成卷轴，在考试前送给有地位者，以求推荐。呈献给礼部的叫“公卷”，呈献给名公臣卿的叫“行卷”。主考官评阅考卷，也会参考应试举子在文坛上的名声及其他作品。

当年白居易谒见顾况行卷。顾况看着他的名字徐徐地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等到读了“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顾况嗟叹，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韩愈的大弟子张籍曾任水部员外郎，以乐于提拔后进而知名。当时，越州考生朱庆馀担心自己的应试，就作了《近试上张水部》（一作《闺意献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朱庆馀用比兴手法，以新嫁娘自喻，以公婆比张籍，探询考试情况。张籍回答：“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是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朱庆馀一时声名大震，后中进士为秘书省校书郎。

当时的李商隐年轻气盛，耿介清高，前后五次参加考试都没有提前行卷：“凡为进士者五年。始为故贾相国所憎，明年，病不试；又明年，复为今崔宣州所不取。居五年间，未曾衣袖文章，谒人求知。必待其恐不得识其面，恐不得读其书，然后乃出。”（《上崔华州书》）

十二月，中书舍人崔龟从出为华州防御使、兼御史中丞宪衔。他写了《上崔华州书》：“中丞阁下，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读经书，七年弄笔砚，始闻长老言，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

李商隐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道非周公、孔子所独能，道是从亲身体验中得来的，自己身上也有道。他认为，作文不应讳忌时世，亦不应甘居百经万书之下，应挥笔为文，不去模仿古人：“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百千万年，圣贤相随于途中耳。”（《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他对经书以外的异品殊流非常重视，对于仙道杂记、小说稗史都特别注意。

到了开成元年（836年），整年李商隐都滞留长安，夏天开始生病。身处京师可以奔走权门，打探消息，得到援引。考取之后，还要各种关系提携，才能顺利通过吏部考试，踏上仕途。

李商隐到处投谒，希望有人赏识。但是这一年的奔波没有多大效果。李商隐在献谒公卿的文章里充满耿直峻切的言论。比如说，李商隐认为孔子不必独尊。

李商隐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在收到他的文章之后，有的干脆置之不理，有的浏览一下不耐烦朗读出来，有的总算朗读出声，但不是读错了字，就是读错了句读。所以他不愿再学着别人行卷，除吉凶书及人凭倩作笺启铭表之外，不复作文。而李商隐“进不敢问，退不能解，默默已已，不复咨叹”（《与陶进士书》）。

开成二年（837年），李商隐26岁时，第五次应试，才终于登进士第。而这，多亏了令狐绹的热情相助。

李商隐自大和三年（829年）与令狐绹相识，两人的关系颇为亲密。两人一同读书研艺、赋诗赏花，可谓形影不离。

李商隐和令狐绹的关系最好，经常开他玩笑：“官书推小吏，侍史从清郎。并马更吟去，寻思有底忙？”（《赠子直花下》）开成元年，在令狐绹初迁左拾遗时，他曾作《令狐八拾遗绹见招送裴十四归华州》：“二十中郎未足稀，骊驹先自有光辉。兰亭宴罢方回去，雪夜诗成道蕴归。汉苑风烟催客梦，云台洞穴接郊扉。嗟余久抱临邛渴，便欲因君问钓矶。”

李商隐写给令狐绹的诗最多，如《酬别令狐补阙》《酬令狐郎中见寄》《寄令狐郎中》《寄令狐学士》《梦令狐学士》《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和令狐八戏题二首》《子直晋昌李花》等在诗题上标明寄赠令狐绹的，就不下二十首，还不包括题目上没有标明而实际上也是寄给令狐绹的诗。

大和九年（835年）四月，令狐绹在门下省任左补阙、左拾遗，专门对圣上进行讽谏和举荐人才。由于李商隐不屑于向权贵行卷，令狐绹每年都帮助李商隐抄出旧文呈给礼部，推荐李商隐：“岁岁为写出旧文纳贡院。”（《与陶进士书》）

开成二年的考官高锴一向敬重令狐绹，认为他很贤明。有一天在朝上遇见令狐绹，两人寒暄。高锴问令狐绹谁是他最好的朋友。令狐绹连说三次“李商隐”，说了三遍就退下了，也没有说请高锴关照的话。高锴心领神会，就录取了李商隐。

李商隐和令狐绹关系出现裂痕是在开成二年秋天。当时，李商隐准备去王茂元幕府。令狐绹不同意，他们闹得非常不愉快。

李商隐写信给令狐绹：“子直足下，行日已定，昨幸得少展写。足下去后，怃然不怡。今早垂致葛衣，书辞委曲，恻恻无已。自昔非有故旧援拔，卒然于稠人中相望，见其表，得所以类君子者，一日相从，百年见肺肝。尔来足下仕益达，仆困不动，固不能有常合而有常离。”“首阳之二士，岂蕲盟津之八百，吾又何悔焉！千百年下，生人之权，不在富贵，而在直笔者。得有此人，足下与仆当有所用意。其他复何云云。但当誓不羞市道而又不为忘其素恨之母妇耳。商隐再拜。”（《别令狐拾遗书》）

首阳二士，是殷末不食周粟而死的伯夷、叔齐，李商隐借以作为能够效忠王室的典范。盟津八百，是周武王在孟津会盟诸侯，他代指臣下私自结党，誓以效忠王室为己任。

当时李商隐正年轻，血气方盛，所以这封书信锋芒犀利，既蔑视权势，又信赖史笔，表述了不懈精进的一种信念。

与令狐绹的隔阂深化于开成五年。在这期间，令狐绹父丧服阙，仍为左补阙，兼史馆修撰。李商隐写了《酬别令狐补阙》。在诗中，李商隐说，令狐绹帮助自己中举，自愧无报。自己与王茂元女结婚，希望他不要见疑。他像鹤辞侣，迹虽暂离；又像蝉抱枝，心仍永托。要是令狐绹在位不推荐自己，只好以魏勃见齐相曹参的方式来替他扫门了：“弹冠如不问，又到扫门时。”

7．秘书省校书郎

秘书省校书郎是李商隐在朝廷中担任的第一个正式职务。

开成四年（839年）春，李商隐28岁，他再次从泾州去长安应释褐试。这次被顺利录取，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王昌龄、白居易、柳宗元、杜牧、钱起、元稹和朱庆馀等都是校书郎出身。李德裕也曾以门荫授秘书省校书郎。

秘书省隶属中书省门下，主要从事“邦国经籍图书之事”。秘书省是古代的国家图书馆，春秋时期的老子李聃就曾做过周王朝国家图书馆馆长。

秘书省这个机构初设于东汉，包括藏书馆和档案库。唐高宗初年改秘书省为兰台，睿宗时复称为秘书省。秘书省设秘书郎四人、校书郎八人、正字四人。校书郎为正九品上，正字为正九品下。正字和校书郎一起，为典籍史册进行校对和订正讹误。

隋代建立，秘书省藏书只有八千卷。到隋开皇三年（583年），达到三万余册。唐代文宗时，诏令秘阁搜访遗文，日令添写。至开成初年，李商隐任校书郎的头一年，秘书省藏书达到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

图书是一卷一卷存放，其形制如同条幅的卷轴形式。当时的藏书家，如褚遂良藏书至数十百卷，韦述家聚书二万卷，王涯家藏书数万卷。

当时所有图书都是人工抄写，抄写人偶有不慎，比如漏字或认错字，就会出现失误。当然，由于人为传抄导致的书籍文字错误只是图书校勘的原因之一。此外，战争对图书的损害具有毁灭性，由于佛寺受到战乱的冲击较小，所以古代图书常常存放于佛寺之中，白居易就把他的诗文集存放于几处佛寺之中。虫蛀的损害延续时间较长，一部书籍经常被噬咬得千疮百孔。继秦始皇焚书之后，项羽又火烧咸阳宫，把秦代的国家图书毁于一旦。唐代建立，李渊想把隋炀帝藏在洛阳的图书运抵长安，船行到三门峡时触礁沉没，全部图书尽葬鱼腹。

秘书省藏有从水、火、兵、虫之害中残存下来的许多断简残篇，正需要校书郎和正字琐碎而耐心的工作。唐代的抄书是一项很专门的职业，对抄手的书法水平有着严格要求。

李商隐初任校书郎，志得意满，作了“玉山高与阆风齐，玉水清流不贮泥。何处更求回日驭，此中兼有上天梯。珠容百斛龙休睡，桐拂千寻凤要栖。闻道神仙有才子，赤箫吹罢好相携”。秘书省地位清高，富藏文书典册，以玉山比喻秘书省。玉山，是群玉之山，周遭山形颇中绳墨，上古帝王以此为珍藏书册的府库。

玉山册府是秘书省现成典故，是帝王藏书之所。《穆天子传》：“阿平无险，四彻中绳，先王之所谓策府。”郭璞注：“言往古帝王以为藏书册之府，所谓藏之名山者也。”唐人一般以玉山指秘书省，以蓬山指翰林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