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四个字在妳脑袋里慢慢转了一圈,没有激起任何波澜,却让妳忍不住在心里笑了一下。
不是因为好笑,而是因为太熟悉了。
妳太清楚他所谓的「有事」是什么样子——打电动到天亮、睡到下午、把现实搁在一旁不处理。
妳曾经替他圆过多少次场、替他解释过多少次「他不是故意的」、「他只是太累了」,而现在,连这个地方,都接受了那样的说法。
妳没有说话,只是坐着。
在那个瞬间,妳第一次清楚地感觉到一件事:这场开庭,从一开始就不是公平的。
不是因为结果,而是因为位置。
妳必须在场,因为妳是被要求说明的人;而他可以不在场,因为制度会替他留下空白。妳坐在那里,背脊挺直,胸口却一下一下抽痛着,像是在提醒妳——妳之所以坐在这里,不是因为妳选择了正义,而是因为妳活了下来。
而他没有来。
法庭并没有因为他的缺席而出现任何停滞。
程序继续往下推进,语句被一条一条念出来,像早就排好的流程。检察官的声音平稳而克制,没有情绪,也没有多余的停顿,书记官的键盘声在短暂的静默后重新响起,清脆而规律。
没有人再提起那张空着的椅子,也没有人询问他为什么不在。妳坐在那里,看着眼前的一切慢慢展开,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在这个空间里,「不到」本身并不是问题,只要理由被说出口,缺席就能被转化成一种合理状态。
妳开始意识到,这里对「在场」的要求并不是对等的。
妳必须到场,因为妳是被要求说明的人;而他可以不到场,因为制度允许有人替他完成解释。
这个差异没有被写在任何条文里,却在实际运作中清楚得不能再清楚。妳坐在那里,背脊挺直,双脚稳稳踩在地上,却感觉自己像被什么无形的东西固定住了——不是椅子,也不是空间,而是一种被要求「必须存在」的状态。
妳忽然回想起自己这一路走到这里的每一个环节。
从第一次走进医院开始,从第一次被要求把伤口摊开、被拍照、被记录开始,妳没有缺席过任何一次。
即使身体还在痛,即使呼吸会牵动肋骨,即使每一次描述都像把那个夜晚重新拉回眼前,妳都在场。因为妳知道,只要妳不在,事情就会被写成另一个版本——一个没有妳声音的版本。
而现在,妳坐在这里,看着那张始终空着的椅子,第一次清楚地感觉到:不到场,本身就是一种被保护的权利。
那不是逃跑,也不是违规,而是一种被默许的选择。只要有人替他说完理由,只要程序没有被卡住,他就不需要承担任何「缺席」带来的后果。
没有人要求他解释,也没有人追问他的去向。时间照样往前走,案件照样被处理,而妳,则必须坐在这里,承担所有被观看、被记录、被评估的重量。
妳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
那双手曾经在某个夜里失去力气,也曾经在事后颤抖着抓住任何可以支撑自己的东西。它们曾经被消毒水反覆擦拭,也曾经在文件上一次又一次签下自己的名字。
现在,它们只是安静地放在膝上,却仍然紧绷着,像是在提醒妳不要松懈。妳很清楚,在这个地方,只要妳一放松,就可能被解读成不够稳定、不够可信。
妳听见检察官继续往下询问,语气平稳而中性,像是在处理任何一件例行案件。
妳也听见自己的名字被叫到,那声音在空间里显得特别清楚。
妳应了一声,声音没有颤抖,却觉得胸腔里那股熟悉的闷痛又慢慢浮了上来。
那不是恐惧,也不是委屈,而是一种很清楚的感觉——妳正在一个要求「完整到场」的制度里,替一个选择「不在场」的人承担全部后果。
妳突然明白,这场开庭真正的不对等,并不是谁说了什么,而是谁被要求承受。
妳必须坐在这里,必须回答,必须维持清醒、维持稳定、维持一个「看起来可信」的样子;而他,只需要缺席,就能把自己安放在一个不必被检视的位置上。这不是偶然,而是这个制度在运作时自然形成的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