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空间里,只要没有证据能指向对方,任何能把责任移开的说法,都可以被提出来讨论。
妳坐在那里,清楚地意识到,这已经不是在还原事实了。
这是在为「无法指认」找一个出口。
对方律师没有需要证明妳真的撞伤自己。
他只需要让法庭接受——伤势的来源,存在不确定性。
而只要存在不确定性,责任就无法被放在任何人身上。
就在这个时候,邱律开口了。
她的声音不高,语气却很清楚。
她指出,被告的辩护人正在不断缩小事实范围——把一连串具体的暴力行为,缩成模糊的「可能性」,再利用这个模糊,否定整个伤害的成立。
那不是补充情绪,而是标准的法律语言。
不是反击,而是提醒法庭:辩护不该靠删减事实来成立。
她没有替妳说故事,没有替妳形容那一夜,她只是把界线划清——暴力是否存在,不能因为证据不足,就被任意重写。
可是她的话,没有改变场内的流向。
法官没有接着追问辩护人,也没有要求修正那个说法。
那段提醒,被放进纪录,却没有被真正接住。
妳坐在那里,很清楚地看见一件事——邱律不是没有保护妳。
而是她的专业,在这个节点已经没有位置。
因为接下来,问题还是会回到妳身上。
妳想开口反驳,不是为了辩论,而是出于本能。
那不是跌倒,那不是意外,那不是妳自己造成的。
但妳很快就明白,这些话说出口之后,等着妳的,仍然会是同一个问题——妳有证据吗?
这不是一场可以靠常识取胜的场合。也不是一个允许人用身体记忆作证的空间。
在这里,只要对方的说法没有被证据排除,它就可以被放在桌上,被视为「可能」。
而妳,正被迫站在一个必须证明「那不是可能」的位置上。
那一刻,妳突然明白——当证据不存在的时候,最残酷的不是不被相信,而是任何与事实相反的说法,都能被正当提出。
妳不是被反驳,妳是被重新安排到一个必须为自己的伤势负责的位置。
邱律坐在妳旁边。
她没有转头看妳,不是冷淡,而是一种专业的克制。
她很清楚,在这个空间里,任何过度的关照,都可能被误读成情绪操作。
她替妳把界线说完了。
也清楚地指出,对方辩护人正在缩小事实范围,把具体的暴力,折叠成抽象的「可能性」。
可是说完之后,她没有再补一句。
不是因为没有话,而是因为她知道,现在不是她继续说的时候。
妳坐在那里,看见她把文件收好,动作很轻,没有任何多余的声响。
那不是放弃,而是一种清楚知道「已经说到极限」的收手。
法庭没有因此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