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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伦理（第2页）

令人困惑的地方在于，人们理解的利己主义之外的义务，是为社区捐建道路、学校、教堂，以及赞助棒球队这一类事情，但是，在改善水土或是保留农场动植物多样性方面，却认为不是自己的义务。土地使用的伦理，仍然完全受制于经济上的利己主义，跟一个世纪以前的社会伦理没有两样。

总之，我们希望农民为挽救土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而他们回应说只能做这么多了。一位农民砍倒了山坡上大部分的林地，给牛群腾出放牧空间，却任由雨水将石块和土壤带进当地的小溪，但他仍然能获得同乡的尊重。如果他在农田里撒播石灰，采用等高线种植法，那么，他仍然可以得到保护区中的特权和薪酬。因为我们过于保守，只考虑以利益驱使他们，而没有告诉农民们真正的义务是什么。没有良知的义务毫无意义，而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将社会良知推广到土地保护上。

伦理学没有进步，就是因为我们在思想上，在信念上，没有从内在发生改变。实践证明，自然资源保护之所以没有将伦理学作为基础，是因为我们在哲学和信念中不承认它的存在。我们试图让自然资源保护变得简单，结果却无功而返。

土地伦理的托词

当历史需要面包时，我们却递给它一块石头，还说石头和面包长得差不多。下面，我描述的就是那些取代了土地伦理的石头。

将资源保护系统搭建于经济动机基础之上，有一个缺点：土地共同体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是没有经济价值的。野花和黄莺就是例子。威斯康星的22000种高等动植物中，只有5%的动植物可以用来出售、食用，或做其他经济用途，不过，植物的整体性维护着生物群落的稳定，没有经济用途的生物也是群落的一员，它们是有权利存在下去的。

当某一种没有经济价值的植物濒临灭绝时，我们就会虚构一些理由，说明它对经济的重要贡献。

20世纪之初，黄莺即将灭绝。鸟类学家们为了保护这个物种，不得不对公众说，如果昆虫不能得到有效控制，那么，昆虫会把农庄毁掉，而黄莺具有的经济意义就是可以大量消灭昆虫。

今天，读到这些牵强的借口还是觉得很痛苦。虽然土地伦理还没有为人所理解，但我们逐渐接受这样的观点：鸟儿有继续存在的权利，无论它们是否有经济上的价值。

肉食动物、猛禽类和食鱼鸟类也有类似的问题。很长一段时间里，生物学家们不断强调说：这些生物为农民控制了啮齿动物，保护了农作物。这再一次证明，必须提出具有经济价值的证据才能有效。最近的几年，我们才听到了比较诚实的论点：肉食动物是群落中的成员，不能用任何理由损害它们的生存权，不论是否影响经济。不幸的是，这种观点仍然停留在纸上。捕杀肉食动物的行为还在大肆进行；而国会法令、自然资源保护部门和许多州立法机关却还在沉默，眼看着灰狼被赶尽杀绝。

有些树种成材缓慢，不能迅速地带来经济效益，林业工作者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希望把它们从森林中赶出去：白杉木、北美落叶松、柏树、山毛榉和铁杉木都是这种情况。在欧洲，林业生态学是比较先进的，他们承认非营利性树种的合法性，将它们保护了起来。人们还发现山毛榉对土壤肥力的增强有突出的贡献。欧洲人普遍认为，森林与树种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地表植物与动物群之间同样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

缺乏生态价值，是生物物种和动物群落的普遍特点，甚至是整个生物群落的特点。沼泽地、泥淖、沙丘和“沙漠”都存在这样的特点。我们的建议是把它们作为避难所、遗迹或者园林，由政府出面进行保护。但这些群落散布在一些具有较高价值的私人土地，政府没有权利征收。因为不能付诸行动，这些群落仍在大面积地消失。如果私人所有者具有生态学意识的话，他就会主动承担起责任来，他的农场和社区也会更多姿多彩。

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无用之地”绝不缺乏经济价值，而人们意识到这点时，大部分土地已经被毁掉了。现在人们抢着往麝鼠沼泽地里注水，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出现一个明显的趋势：凡是私人土地所有者没有能力做到位的事情，由政府统一管理。如今，森林草原管理、土地和流域管理、公园和荒野保护、渔业和候鸟管理等领域，都由政府管理运营，政府补助金在这些领域广泛地使用。目前来看，这些政府措施都是适当、有效的，我本人为此也投入了大半生的精力。不过，我们还是要提出这样的问题：这项事业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目前的税款能否维持各方面的正常运转？政府的自然资源保护工作，会不会因为铺的面太大而导致机构臃肿呢？我想最好的答案就是，让土地伦理深入每一个私人土地所有者心中，让他们自觉地承担更多的责任。

林场主和畜牧业者，这些工业社会中的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他们指责政府不该扩大土地所有权和管理权，但又不愿采用政府倡议的自发保护森林和土地资源措施。

很明显，私有土地所有者反对政府要求他们去做对群体有益但对自己无利的事情。不过，如果做这些事情让他们损失钞票，倒也可以理解，但这类工作仅需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些就行，他们依然满腹牢骚，就很值得争论了。

近几年，政府为自然资源保护教育设立了国土局、农学院和扩展的服务机构，并大幅增长了土地利用补贴，但在土地伦理教育方面却乏善可陈。

总之，以经济利己主义为前提，自然资源保护体系是不会长久的，也难以做到平衡。缺乏商业价值的政策迟早要被这个体系忽略掉，虽然它们是健康的运行机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个体系假定，一切具有经济价值的部件，在不能转换成经济效益的情况下仍能继续运行，而我认为个体会将这类复杂且琐碎的事情甩给政府，政府也会力不胜任。

这个问题的补救措施就是，私有土地所有者能够自觉自愿地分负起一部分土地伦理义务。

土地金字塔

用于补救和指导土地经济关系的伦理观，首先需要理清人与土地的关系，并将其上升为一种生物机制。只有当我们能察觉、感知、理解、喜爱或者信赖某件事物时，我们才能建立伦理道德观。

自然资源保护教育经常普及“自然生态平衡”的观念，但观点却过于难懂，导致推广起来收效甚微。生态学上，有一个观点叫“生物金字塔”。首先，我将简要地介绍一下这个观点，随后再阐明它在土地利用方面给我们的启发。

植物吸收阳光中的能量，能量在植物区系的环路里循环流动。我们可以把植物区系想象成一个多层的金字塔，最底层是土壤，上面是植物层，植物层依赖土壤，植物层上是昆虫层，昆虫层上是鸟类和啮齿动物，以上还有各种动物群体层，最终到由大型肉食动物构成的金字塔的最顶层。

每个层次上的物种具有相似性，当然，并不是说它们长得相似，而是它们所吃的食物相似。上面的层的食物和其他服务，下一层负责提供；反过来，上一层为下一层提供水和其他服务。每向上一层，物种的数量便会大量地减少。因此，最高层的肉食动物就有足够的猎物供其捕食，而它的猎物把下一层的动物作为捕食对象，到了昆虫层，数以百万计的昆虫可以去食用不计其数的植物。这种金字塔式的生态体系，展现了从最顶端到最底层之间的层级数量。人类与熊、浣熊、松鼠一样，属于杂食性动物，共享中间层。

这条生物之间相互依赖、共存的线路，被称为食物链。只是，原本由“土壤—橡树—鹿—印第安人”组成的食物链，现在已经被“土壤—玉米—牛—农民”这一条所取代。每一个物种，包括人类，都只是众多食物链条中的一环。鹿除了吃橡树，也吃其他的植物；牛除了吃玉米，也吃其他的植物。所以，各条食物链是紧密联系的关系。食物链看起来极复杂，却始终保持稳定，因为它具有高度组织化的结构。它的稳定来自各个部分的相互合作与竞争。

最初，生命的金字塔上存在的食物链又短又简单。随着物种的进化，金字塔的层级不断增加，食物链环不断延伸。进化使生物区系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人类就是生命金字塔中无数种物种中的一员。

因此，土地是土壤、植物以及动物组成的食物链环的能量源泉。食物链是引导能量向上运动的通道，而生物在死亡和腐烂后向下重新回归土壤。能量不断在线路中循环，有些能量腐烂后，补充到空气中；有些藏在土壤、泥炭和生命周期较长的森林中。这个环路就像一支生命周转基金，有些能量被损耗掉，又有别的能量补充进来。岩石被海水冲刷，它的能量沉积在海底，经历过若干个地质时期后，将重新形成新的大陆和金字塔。

能量向上流动的速度与植物和动物群落的复杂结构相关，就像树液的流动和树干上细胞组织的复杂结构有关。土地的复杂结构是以土地为能量中心，为各种依赖关系提供顺畅运行的保障，这就是土地的基本属性。

当线路的某一部分发生变化，其他部分也要相应调整以适应变化。进化本身就在不断地变化，最终的目的，就是通过能量流动机制延长它的线路。进化是一个缓慢的变化过程，相比之下，人类不断发明的工具，却大大加速了变化的速度。

动植物群落的结构发生了一个变化。顶端的大型肉食动物被砍掉了，食物链第一次变短了。驯养的物种正逐步取代野生物种，野生物种被迫转移栖息地。从世界范围来看，动物和植物区系的联合阵营中，有些物种在别的栖息地变成了有害生物，导致原生物种灭绝。这种结果在这个结构中是难以预知、难以捉摸的。在农业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不断运用新技术与入侵物种进行较量。

另一个变化，出现在动植物间的能量流动及能量回归的方式上。肥力是土壤接受、储存和释放能量的能力。农业以过度透支土壤肥力的方式，或以驯养物种取代本地物种的方式，打乱了能量流动通道，耗尽了能量储存。当土壤耗尽肥力，失去固定它们的有机物质时，很快会加速水土流失。

水是能量线路的一部分。工业化通过排污系统和水坝拦截的方式，将维持能量循环所需的动植物也清除了。

交通业的发展，很容易地将一个地方的动植物带到了另一个地方，回归到了一个新地方的土壤中。人们汲取岩石和空气中的能量，将其运输到其他地方。我们用的氮肥就是从鸟的粪便中得来的，而鸟却在赤道另一端捕食。因此，以前那种小范围的、相对独立的线路，已经链接到世界范围的联合阵营。

由于人类的介入，金字塔的能量循环发生了改变。在拓荒年代，这种改变会使所有动植物呈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假象。这些假象会掩盖或者延缓一些由于人类介入所带来的惩罚。

我将土地作为能量循环线路的中心，有三个基本观点：其一，土地不仅仅是土壤；其二，当地的动植物能够保持能量线路的正常运转，外来的动植物也许会改变这种运转；其三，与进化相比，人类所带来的改变产生的影响，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基于以上观点，我们提出两个根本问题：面对新秩序，土地能否自我适应？人类能否在改变中使用较为和缓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