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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伦理（第3页）

对于改变时的过激行为，生物群系的忍受能力是不同的。比如在西欧，同样有一些大型动物消失了，森林、沼泽变成了耕地，新的植物和动物被人为引进，有些变成了害虫，导致当地动植物在数量和分布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然而只要土壤还是肥沃的，河水就能正常地奔流，新的结构仍在有序运行着，循环线路中并未表现出故障或紊乱。

可见，西欧的生物区系具有很强的抵抗力，内在运行自身具有抵抗力。不管变化有多么剧烈，西欧的金字塔总能发展出新的应对方式，为人类和大多数的本土生物提供安全的居所。

另外，日本也经历了激烈的改变，却没有出现混乱状况。

其他大多数区域，都在生态改变中经历了程度不同的混乱。在小亚细亚和北非地区，我们判断是因为当地气候变化引发了混乱状态，而气候变化，会进一步引发其他损耗。在美国，不同地区的混乱程度也不一样，西南部地区最为混乱，其次是奥沙克及其南部，新英格兰和西北地区情形好一些。而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由于没有过度开发土地，反而没有出现混乱。在墨西哥的部分地区、南美洲和澳大利亚，一场激烈的土地损耗正在进行中，我还无法判断最终的结果。

全球范围内的土地利用混乱局面，就像一只染了病的动物，好在这种混乱并没有完全达到死亡的地步。但就算土地得以恢复，层级中的生物数量也会降低，土地的承载能力也因此降低。当前许多生物区系，看起来欣欣向荣，实际上当地农业过于发达，土地肥力已经超过了可持续的承载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人口太过于稠密了。

在干旱地区，我们通过再利用的技术手段补充土地损耗，但发现这种技术手段不能获得长期的成功。在西部地区，就连最好的再利用工程也不会持续一个世纪。

历史学和生态学的证据，都指向一个结论：人工干预得越少，金字塔在重新调整过程中获得成功的概率就越大。而且，人工干预的程度与人口密度相关，人口越多的地方通常需要越为激烈的干预。如果北美洲能够控制人口密度，那么，它的金字塔将更稳固持久。

这个结论与我们现有的哲学信条相矛盾，哲学认为随着人口密度加大，人类的生活会变得更丰富；那么，假若人口密度无限增长，人类生活难道会无限丰富？生态学却认为，任何一种环境都无法适应无限增长的人口密度，通过人口密度增长获得不了长久的收益。

我们不可能完全了解人与土地之间的全部关系。最近，人们在研究矿物质和维生素营养学中发现，有种极其微量的物质决定了土壤对于植物的价值，从而也决定了植物对于动物的价值。那么它对向下的循环过程又意味着什么？对那些消失的、被视为美学上的奢侈的物种又意味着什么？它们为土壤形成提供过什么帮助，对土壤的维持又有哪些特别的重要意义？韦弗教授提议，我们应该让草原的野花去拯救那些因风沙而荒芜的土壤。谁又能知道，我们不会将鹤儿、秃鹫、水獭和灰熊利用起来？

土地健康和A、B争论

土地伦理反映出了生态良知，生态良知则反映出人类为了土地健康所负的责任。土地有自我修复的能力，而自然资源保护是我们为保护这种能力所付出的努力。

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之间存在分歧而被大众所知。从表面上看，这些分歧会导致混乱，然而我们观察发现，实际上在众多专业领域里普遍存在某种分歧。专业领域中的A组认为，土地就是土壤，它的主要功用就是生产产品；而B组则认为，土地是一个生物区系，它的功用很广泛，但是究竟广泛到何种程度，现在还没人完全了解。

以我自己所在的领域——林业为例，A组认为，种树和种卷心菜一样，他们觉得没有必要抑制那些过激的行为，他们还是站在了农业经济的立场那边；B组则认为，林业和农业经济有着根本不同，林业一边在维系自然物种，一边也在管理着自然环境，而不能再造一个环境。相比较下，B组更崇尚于按照自然规律生产。他们从生物群系和经济学角度，为栗树物种的消失以及濒危的白洋松而感到担忧。同时，他们也提出对目前一系列次生林的功能运转担心：野生动植物、户外休闲娱乐、水域和荒野地区。我从B组体会到一种生态良知意识。

对于野生动物也有两种不同看法。对于A组来说，肉类是以其产量作为衡量标准的，标准就是所捕获的野鸡和鳟鱼的数字的多少。如果单位成本允许，人工繁殖是可以依赖的手段。另一方面，B组则更担心整体生物群系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人工抚育的猎物会对原生肉食动物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如何管理外来动物？如何恢复日益衰减的动物，譬如濒临灭绝的草原松鸡？如何拯救稀有的黑嘴天鹅和高鸣鹤？这些管理原则，是否可以复制到生物管理上？和林业领域存在的分歧一样，在动物学界，同样有A、B两种分歧。

我必须承认我的农业生产领域知识匮乏，但这个领域同样存在分歧。在生态学诞生之前，科学农业发展速度很快，因此，生态学概念要进入农业领域需要一个渗透的过程。此外，农民们比护林员和野生动物管理者更了解大自然，他们会更彻底地去改造生物区系。不过，即便现代农业正在进行“生态耕作”，但仍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可以改善。

生态耕作中最重要的地方是：现代农业不以产量作为衡量农作物价值的唯一标准，而参考土壤肥力对于农产品在质量和数量上的附加值。我们可以使用进口肥料，以提高贫瘠土地农作物的产量，却不会增加附加值。这个观点有可能还有人提出质疑，我还是让更专业的人去研究分析吧。

那些主张“有机农业”的不满者，虽然带偏激的情绪，但他们毕竟倾向于相信生态学。特别是他们赞同土地和动植物群系的重要性。

农业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很少被公众所熟知，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几乎完全不了解。最近几十年来的技术进步，不仅体现在改进水泵上，也不时体现在改进水井上。这种技术进步意味着向土地更多地索取，直接导致土壤肥力下降。

在以上几个有分歧的意见领域中，我们看到的基本上是同一种分歧：作为征服者的人类与作为生物群体一员的人类之间的对抗；作为工具发明者的科学与作为未来引路者的科学之间的对抗；作为奉献者的土地与作为有机体集合的土地之间的对抗。在这个时候，罗宾逊对崔斯特瑞姆的忠告[53]，这个告诫对于我们仍有思考价值：

不论你想或是不想，

你都是一个国王，崔斯特瑞姆，尽管你已离开了世界，

但因为你是经受住了考验的少数人，

当他们都走了，这里就不再一样，

他们会在你所留下的东西做上标记。

结论

我觉得，如果人们不热爱土地，不去尊重和赞美它，或者它的价值没有得到重视，这样的土地伦理关系将难以维系。当然，我所说的价值，绝不单是其经济价值，更在于它更深层次的价值。这种价值，就是我们常说的哲学意义上的价值。

土地伦理发展中遇到的最严重的障碍，就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和经济体制，它们没有积极引导人类具备强烈的土地发展意识。那些数不清的新的生产工具，将现代的人类跟土地对立起来。人类与土地之间再不是唇齿相依的依赖关系，对于人类而言，土地就是城市之间的长着庄稼的那块地方。他们甚至不愿去那里待一天，他们认为高尔夫球场更好玩。倘若溶液培养能够比传统耕作获得更多的农业产品，他们一定会选择前者。对他们而言，人工合成的替代品，比木材、皮革、羊毛和其他天然土地产品这类原始产品要好得多。总之，他们觉得土地早就已经是“过时”的经济了。

还有一种严重的障碍，从土地伦理的角度看，农场主将土地视作对手，或者将土地视为奴隶。理论上来讲，农业机械化可以减轻农民负担，但实际上，这一点是否正确还存在着争议。

如果要理解土地生态学，就必须了解生态学，这些年，生态学并没有和“教育”共同发展，事实上，有些高等教育甚至刻意地回避生态学观念。生态学知识的汲取，并非只能从有生态学标签的课程中获取，你完全可以从地理学、植物学、农业经济学、历史学或者经济学课程中获得它们。从当今的教育上看，无论学习哪种课程，我们目前所接受的生态学知识还远远不够。

如果不是少数人勇敢地站出来表达对“现代”潮流的反感，推动土地伦理的普及几乎是不可能的。

想要推进土地伦理发展，最关键的一步就在于：绝不要再将土地利用问题仅仅看作一个经济问题。我们不光要从经济学角度审视问题，同时，也要从伦理和审美学的角度去看待它。如果是为了保护生物群落的完整性、稳定性和美感，那么我们就认为它是正确的；否则，它就是错误的。

我们毫不怀疑的是，我们为土地做的一切，都必然会受到经济条件的牵制。不管是过去，还是在未来，这种制约机制一直存在。经济决定论的错误观点已经根深蒂固，经济左右土地的使用方式。我们现在需要纠正这种观点。大部分的土地关系、土地使用的方式和态度，都是土地使用者的偏好和态度来决定的，而不是取决于他们的财力。绝大多数的土地关系跟投资时机、深谋远虑、技能和信仰有直接关系，而不是取决于现金。土地该如何正确使用，可以反映出农场主是不是一个有思想的土地使用者。

我有意将土地伦理视作一种社会推动力，是因为没有什么事情会像伦理这般重要，却又出于自动自觉。肤浅的历史系学生会认为，伦理就是摩西所记下的“十诫”。“摩西十诫”取自群体的共同思想，而摩西不过作为这场“研讨会”的书记员，暂时性地做出总结而已。之所以说“暂时”，是因为发展无时无刻不在继续。

土地伦理演进的过程，同时具备知性和感性演进。出于良好意愿所希望的自然资源保护主义，已被证明是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它缺乏对土地及其经济性的批判理解。在我看来，当伦理的边界从个体扩展到社会时，它的知识内容也要随之增加。

无论何种伦理，运行机制都是相同的，都包括社会对正确行为的认同，和对错误行为的反对。

总的来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态度和工具的问题。我们正在用蒸汽挖掘机改变着阿尔罕布拉，我们对我们的创造力引以为傲，我们很难放弃机械的帮助，它的生产力是其他工具的几十倍。然而，我们也应该用更温和的手段和更客观的标准，对它的功过做出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