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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索罗浮起来了002（第3页）

别的几个激进分子很少参与到我们的讨论中来。一个激进分子趴在打字机上一门心思打字，另一个忙着捣鼓东西方关系研讨会拥有的唯一一辆汽车——他们总共六个人，一辆车正好坐得下。这个修理工围着这辆老爷车忙前忙后——这辆破车真是毛病百出，我们想这车肯定没有办法提挡加速，我父亲则认为，它可能永远也不会有提挡加速的机会。修理工是个不苟言笑的年轻人，他的脸被烟雾熏得脏兮兮的，身穿工装服，头戴一顶有轨电车售票员常戴的海军蓝的帽子。他是个工会成员，在玛丽娅希尔菲街这条主干道行驶的有轨电车上工作了一整夜。他每天都一副很困倦的样子，一脸的怒气，叮叮当当地摆弄着各种工具。他取了一个恰如其分的代号：舒劳斯本舒吕舍尔，意思是“扳手”。弗兰克舌头滴溜一转，很顺溜地说出了“舒劳斯本舒吕舍尔”这个词，他就喜欢在我们面前炫耀他能毫不费事发出这个音。弗兰妮、莉莉和我一再要他翻译一下这个词的意思。于是我们就称这个修理工为“扳手”。

“嘿，扳手。”弗兰妮对躺在车底下骂骂咧咧的扳手说，“希望你不要弄脏你的大脑，扳手。”扳手不懂英语。我们只知道一件与他有关的事：他有一次竟约苏西跟他出去。

“天哪，从没有人约我出去过。”苏西说，“这是什么事啊。”

“这是什么事啊。”弗兰妮重复了一遍。

“哎，你要知道，他从没见过我这个人呢。”苏西说。

“那他知道你是个女的吗？”弗兰克问。

“耶稣啊，上帝啊，弗兰克。”弗兰妮说。

“呃，我只是好奇而已。”弗兰克说。

“扳手是个怪胎，我敢说。别跟他出去，苏西。”弗兰妮对苏西发出忠告。

“你开玩笑吧？”苏西说，“亲爱的，我从不跟人约会，不跟男人出去。”

这句话似乎被动地落在了弗兰妮的脚边，弗兰妮没有听出名堂来。我看见弗兰克焦躁不安地挨近她，接着又离开了她。

“苏西是个同性恋，弗兰妮。”我与弗兰妮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对她说。

“她没有这么说啊。”弗兰妮说。

“我想她是同性恋。”我说。

“那又如何？”弗兰妮说，“弗兰克是什么？大香蕉吗？弗兰克不是好好的？”

“你要提防苏西，弗兰妮。”我说。

“你为我想得太多了。”她说——这句话她重复了一遍又一遍。“走开点，别烦我，好吗？”弗兰妮向我请求道。可是，在这件事上，我是绝不会答应她的。

“所有的性行为实际上可能涉及四到五种不同的性的类别。”东西方关系研讨会的第六个成员这样对我们说。这是从弗洛伊德——另外一个弗洛伊德——的一篇文章的哪个地方冷不丁地抽出的一句话，我们听得云里雾里，不得不请求弗兰克连着翻译两遍，因为他的第一遍翻译我们根本不懂。

“这就是他的原话。”弗兰克说，“所有的性行为实际上都涉及一群不同性别的人。”

“四个或五个？”弗兰妮问。

“当我们与一个女人做时，”这个男人说，“实际上是在与未来将要变成的那个自己做，与童年的那个自己做。而且，不言而喻地，是在与我们的情人将会变成的那个自我做，与她童年时的那个自我做。”

“不言而喻？”弗兰克问。

“所以你每次干一个人，实际上同时在干四五个人？”弗兰妮问，“这听上去也太累了。”

“花在性事上的能量是唯一不需要被社会取代的能量。”神情相当梦幻的第六个激进分子这样对我们说。弗兰克十分费劲地为我们翻译了这句话。“我们自己就替换了我们的性能量。”这个男人一边说，一边看着弗兰妮，好像他刚刚一语道破了世上最深刻的一个道理。

“真不是开玩笑。”我小声对弗兰妮说。弗兰妮听得好像很入迷，我没想到她竟然会如此入迷。她不会喜欢上这个激进分子了吧，我有点担心。

这家伙名叫厄恩斯特。厄恩斯特，就这个名字，很普通的一个名字，没有姓。他不爱与人争论。他就是爱写，东一句西一句，没有连贯性，没有意义，写完轻声念一下，然后回到打字机前，噼里啪啦地继续写。将近傍晚时分，这些激进分子离开弗洛伊德旅馆，好像跑到了街对面的莫瓦特咖啡馆，在那里瞎混好几个小时。那个地方黑乎乎的，光线十分暗淡，放着一张台球桌，挂着好几个飞镖板，总有一群表情严肃的人一边喝着加朗姆酒的茶，一边下棋或看报。厄恩斯特很少跟同事们去莫瓦特咖啡馆。他还是坐在旅馆里噼里啪啦地写啊写。

如果说尖叫安妮是最后一个回家的妓女，那么厄恩斯特就是最后一个离开弗洛伊德旅馆的激进分子。如果说尖叫安妮经常遇见老毕力格第一个来旅馆上班，那么她就经常遇见厄恩斯特最后一个下班离开旅馆。厄恩斯特浑身散发出一种身在别处的怪异感觉。他与施万格说话的时候，两个人的声音会变得很轻很轻，最后差不多成了耳语。

“厄恩斯特在写什么？”弗兰妮问苏西。

“他是个色情作家。”苏西说，“他又约我出去了。他看到了我本人的模样。”听了这话，我们不禁沉默了一会儿。

“写什么样的色情作品？”弗兰妮小心翼翼地问。

“色情作品能有多少种，亲爱的？”苏西说，“他写最坏的那种，变态的那种。暴力。堕落。”

“堕落？”莉莉说。

“说给你听不合适啊，亲爱的。”苏西对莉莉说。

“那说给我听。”弗兰克说。

“太变态了，说不出口。”苏西对弗兰克说，“你懂的德语比我多，弗兰克——你自己去看吧。”

弗兰克果然去看了——他还为我们翻译了厄恩斯特写的那些色情东西。后来我问弗兰克，他是否认为色情是真正麻烦的开始——如果我们不去理会这些东西，事情还会照样走下坡路吗？但是，弗兰克的新宗教——他的反宗教——已经为他提供了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

“走下坡路？”弗兰克说，“呃，这当然是最终的方向——我的意思是，不管什么事，都是这样。即使不是色情作品，也会是别的什么东西。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注定是要走下坡路的。你知道往上走是怎么回事吗？是什么东西引发了向下的进程？那是无关紧要的。”弗兰克随口说了起来，那种做派真叫人恼火。

“应该这样来看，”弗兰克给我上起课来，“为什么我们差不多要花大半辈子时间才能长成一个倒霉的少年模样？为什么你总是待在童年，总是一个孩子，总是不肯长大？为什么童年差不多要占据这个人生的四分之三时光？等童年结束，等小孩长大，你突然就不得不面对各种现实……”弗兰克身体贴近我，对我说，“你知道这个道理。当我们还在第一家新罕布什尔旅馆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会永远停留在十三、十四、十五岁。永远——照弗兰妮的说法。可是，一旦离开了第一家新罕布什尔旅馆，我们的人生时光就加速往前赶去，差不多是以原先的两倍速度往前赶，道理就这么简单。”弗兰克说，显出一副得意扬扬的样子，“花了半辈子的时间，你才活到了十五岁。然后哪一天一眨眼你突然就二十多岁了，到了第二天，三十多岁了。三十多岁的日子也一晃而过，就像你与喜欢的好朋友一起过了一个快乐的周末。不知不觉间，你又回想到了十五岁的时光。”

“走下坡路？”弗兰克继续说，“这是一个漫长的上坡路——到十四岁、十五岁、十六岁。从那以后，当然，就要走下坡路了。谁都知道下坡比上坡快。先是上坡，走到十四岁、十五岁、十六岁，然后就一路下坡。像流水一样往下走，像沙子一样往下流。”他说。

弗兰克为我们翻译厄恩斯特的色情作品的时候，他只有十七岁，弗兰妮十六岁，我十五岁。莉莉只有十一岁，太小，还不宜听。但莉莉坚持说，如果她现在这个年纪可以听菲尔格伯特念《了不起的盖茨比》，那也可以听弗兰克翻译厄恩斯特的那些东西。（尖叫安妮绝不让她的女儿黑英奇听弗兰克翻译的一个字——虚伪得也真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