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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张嘴（第1页）

最后一张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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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曾经两次上过报纸的头条，还有一次差点儿就上了。第一次是1966年，在她出发来荷兰的三年前。《印度时报》在报纸上印了一张照片，几个护士围在一个即将离世的著名电影明星的床边，其中一个护士就是我妈。更准确地说，其中一团灰色的烟雾就是我妈。报纸掉色了，照片也失去了原有的清晰度，剩下的只有一大团黑色（那个电影明星）和好多小灰点（六七个漂亮的印度护士）。这期《印度时报》被保存在了银行的保险柜里。

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我妈才会把报纸从保险柜里取回来，拿给客人看。来我们家做客的人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类：看不到《印度时报》头条的人和要把报纸头条当作神像来认真研究的人。通常情况下，客人都会指错灰色的小点，而我妈从来不去纠正。她自豪得很，不屑于纠正。

我知道我妈是哪个灰点，她曾经在我耳边轻声说过：“你看那些不断发光的灰色的点，那就是我。我当时正抓着普利特维拉·卡浦尔的手呢。”我妈是那群灰色的点点里离床最近的一个。

而另一个报纸头条被藏得很严实，谁都不许看。我也就只见过一次，是在报纸被送来的那天，1996年12月12日，星期四。我记得那天很冷，风很猛，刮起来跟一把大镰刀似的，有人在克拉林湖的湖面上滑冰。我跟邻居借了双溜冰鞋，把自己妄想成巴特·费尔德坎普[1]。我妈和我大哥在一旁看着。我大哥不会滑冰，也不会看书、写字、算算数和看时钟，不过很擅长打喷嚏，有时候能连打十几个。

1996年12月12日，我大哥又打起喷嚏来。每隔几秒钟，他的鼻子就要爆发一次，每隔一分钟克拉林湖面上就会响起一阵号角声，那是我哥用外套的袖子擤鼻涕的声音。

有一次我们在一家餐厅里，主餐塔克饼配豆子和酸奶油上桌的时候，我哥的喷嚏又爆发了。我们每次出去吃饭，去的都是同一家墨西哥餐厅—位于老港口的波波卡特佩特餐厅。出门前，每个人都要喝半升自来水，因为在餐厅吃饭的时候，我们是不许点饮料的，我妈觉得餐厅里的饮料贵到离谱。那里一小杯可乐的价钱，可以在超市里买两瓶一升半的可乐，打折的时候说不定还可以买三瓶。要是服务员来到桌前，问我们要不要开胃酒，我们必须一致说“不”，就连我爸也不例外。我妈觉得饭菜也贵，不过到了餐厅不吃饭是不现实的。

在我那童年的餐厅—波波卡特佩特餐厅里，我大哥不停地打起喷嚏来。服务员祝我们用餐愉快，这时一摊鼻涕飞向空中，落在了塔克饼上。

“没事儿，吃不出来的。”我妈一边说，一边若无其事地吃了起来。

我大哥也吃了一口，不过又很快把嘴里的东西喷了出来。

我爸失去了耐心，生气了，说：“快别打喷嚏了，快停下。”

“不是我，”我那个不会读书、写字、算算数和看时钟的大哥说，“是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自己的身体。

***

我妈没看见那个摄影师，他就像捕获猎物的猛兽一般绕过了我们。“一个棕色皮肤的女人，”我妈一边说，一边拿着报纸在手里晃，“他想拍一个站在雪地里的棕色皮肤的女人!”

“文森特·门泽尔，”我爸骄傲地说，“是文森特·门泽尔拍的你!”

“谁？”

“文森特·门泽尔，他给女王拍过照。”

“要是让我逮到文森特·门泽尔，”我妈大声嚷嚷道，“看我不用擀面杖打他的头。”

问题的关键是，照片上的我妈看起来有些落魄，衣服零零落落地挂在身上。我妈是一个非常节俭的印度小女人。以色列作家梅厄·沙莱夫曾经在《我的耶路撒冷》里写道：“用洗澡水洗衣服，用洗衣服的水拖地，再用拖地的水浇花。”1996年12月12日我妈穿的衣服，一开始是我大哥穿的，后来给了我二哥，然后又让我在花园里和工地上“折磨”了好久。在《新鹿特丹商业报》的首页上，我妈穿的那破衣裳大概就连乞丐也不会穿。照片上，我大哥鼻涕邋遢，下巴上、外套上和手套上全都是鼻涕。

“我怎么还有脸出门？”我妈爆发了。我们当时住在克拉林根的第贝利亚斯小巷里，要知道这里的每个人都是《新鹿特丹商业报》的忠实读者。这下所有人都见识过我妈了，那个穿着破衣服的棕色皮肤的女人，那个她不想成为却又时不时成为的女人。历史的力量是无法抵挡的。贫穷、战争，还有九个哥哥姐姐在我妈的性格里留下的不只是一道刮痕。

“我是那最后一张嘴。”我妈曾经这样跟我说，然后就继续小声念叨侵占了他们一家住的地方的穆斯林。在那个困难的时代，我妈是家里的第十个孩子。她那时才三周大，全家人就得去逃难。我妈的妈妈压力太大，没有奶水。那最后一张嘴想要吃的，却什么也没有，连一滴奶水也没有。我那刚出生的妈是被一只山羊救活的。她的大姐把她带去了一只山羊那里，每天都要在那里喝好几次奶，就直接把我妈的嘴巴对着山羊的**喝。就这样，我妈有了个小名，叫“扑哧”，她的九个哥哥姐姐一直是这么叫她的，那是喝山羊奶的时候发出的声音：扑哧、扑哧、扑哧。这是一个一直跟随着我的故事，让我知道我的家庭起源。

数年后我也出现在文森特·门泽尔的照片上，是为了话剧节的节目单而拍的。整个夏天我要参加一个文学项目，朗诵自己的作品，要去鹿特丹、海牙、乌特勒支[2]，还有阿姆斯特丹。相机的闪光灯亮起的时候，我的嘴角慢慢出现了一丝微笑。

“很好，”门泽尔说，“很好，很自然。”

那时，我想起了拿着擀面杖、置身于战场的老妈。

还有一次我妈差点儿就上了报纸头条。这次的报纸名气比较小，不是《新鹿特丹商业报》，也不是《印度时报》，而是小区的报纸《克拉林根之星》，每个星期会被送到各个居民家。什么老人百岁生日，邻居家的橘猫跑丢，香料商和肉店的广告以及各种折扣的消息都会登在报纸上。这是我妈最喜欢看的报纸，她每个星期都会如饥似渴地趴在报纸上看半天。

在破旧的报纸头条上登着一张骑着女士自行车的白种女人的照片，车龙头上挂满了购物袋。这个女人是安斯·德鲁特尔，是邓同超市的最后一个顾客。邓同超市原本是一个小杂货店，经营了三十年后，摇身变成了大超市的连锁店，仿佛一条巨大的贪吃蛇。每天邓同超市关门前，店里常有各种各样的促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