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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第2页）

“那是螨虫的味道。”我爸说。

我妈说：“快提箱子吧。”

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全家去我爸工作的军营过夜。军营空无一人，我爸是值班的军官。跟螨虫的抗争进行得不太顺利，于是他们开始用中国的分子制药做实验，冷战掌控着整个世界。

按规定家属是不允许在军营里过夜的，然而我妈坚信，在复活节期间，我爸肯定会有一晚上睡不着。而我不是那种过了三个月就一觉睡到天亮的小孩，而是只会让父母感到绝望的小孩。也许当时的我就是一颗炸弹，终有一天会把整个家炸得七零八碎。用波兰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的话来说：“当一个作家出生时，这个家也就完了。”

那天晚上，也就是复活节的第二天，我爸妈打消了再生小孩的念头。三个小孩就够了，三个儿子，虽说三在印度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是不幸和厄运的征兆。我们小时候，要不带两个，要不就是带四个面包去学校，也从来不许玩“一二三木头人”的游戏。然而在军营里，在无尽的黑夜里，我妈坚定地说：“三个就够了，三个很好!”

也许我妈的这句话，这些辞藻就是我的人生篇章的开头。现在就算下石头也没关系，大风已经扰乱了湖面的平静，世界早已做好了全面的准备，眼前的画面让人们联想起灾难片的场景。

我的想象引起了一场无辜的喷嚏风暴。虽然整个军营里连一只螨虫也没有，阿什瓦德还是打了一整夜的喷嚏。只有约翰睡着了，发出轻吟的声音，沉迷在梦之国。我的存在应该要感谢他。这样的小孩，养十个也不困难。然而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上帝的恩赐，而是第三个孩子，象征着不幸和厄运。

我喝了十六个月的奶，我妈的胸哺育我、安抚我。十六个月过去后，我妈受够了，把辣椒酱涂在**上，好帮助我断奶。然而作为半个印度人，我觉得辣椒酱很好吃。最终还是我妈在孟买买的牙膏发挥了作用。我妈买了很多那种又粗又白的牙膏，味道苦极了，跟苦瓜差不多。

我妈把食物送到我嘴边，我就把嘴巴闭上，嘴唇紧紧地合拢在一起。什么胡萝卜呀，茴香呀，红菜头呀，我都不吃。我不吃的，阿什瓦德就把它们全都消灭干净。跟几年后一样，那时的我成了一个不听话的小孩，后来又变成一个招人烦的青少年。也许正因为他什么都吃，才成了我们三个中个子最高的。

小时候，我唯一自愿吃的东西是芒果。有照片为证，很真实的照片，成了我最初的回忆。

同样的石膏墙，同样的亮光，只不过白雾不再来自牛奶，而是香烟的烟雾。一缕弯弯曲曲的烟，宛如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空中画出来的一样，形成了一行行飘摇的、神秘的文字。

夏尔马叔叔是我们的远房亲戚中唯一抽金边臣[2]香烟的人。他专门跟一个退役的英国军官买烟，每个月军官都会托人特地把香烟从英国海运过来。有人说那个军官以我叔叔买香烟赚的钱为生。他抽了一根又一根，有时候还同时抽两根。不知道是记性不好，还是怀旧情绪泛滥。每当这时，他的眼睛就凝视着远方，额头上出现直直的皱纹。刚把一根香烟在烟灰缸里捻灭，手就又塞进了裤子口袋里，拿出一包白色的金边臣，弹出一根香烟，点燃，然后深吸一口气，烟雾从他的嘴巴里冒出来，形成了一个圆圈。等他回过神来，额头上的纹路消失了，就会用空闲的那只手拿起烟灰缸里的香烟，送到嘴边，就这样，微笑着，一会儿抽一口第一根，一会儿又抽一口第二根。

我妈很讨厌我叔叔的这个习惯，让我们离他远一点。“抽烟很危险，”我妈跟我们说，“能把人抽死。”然而，越是禁止不许做的事情，我们就越是好奇。于是，我每天都站在叔叔坐着凝视远方的椅子旁边，看着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的两个哥哥站在我旁边，我们一起试图解读那飘在空中的白色的、弯弯曲曲的“文字”，仿佛在解读叔叔的想法。

有一次我成功地从烟灰缸里拿到一根香烟，我们飞快地逃跑，就像发现了印第安人的宝藏似的。叔叔似乎什么也没发现，漫不经心地从口袋里拿出金边臣，重新点了一根。

我把香烟递给阿什瓦德，要是他死的话，问题应该不会那么严重。他把香烟塞进嘴里，可是嘴里并没有冒出烟来。

“你得把嘴巴做成一个O形。”我说。

阿什瓦德张开嘴巴，香烟掉在了地上。

约翰捡起香烟，说：“烟灭了。”

突然，我妈的脚步声出现在附近。我立马溜走了，阿什瓦德也跟着我逃跑了，只有约翰站在原地，手里拿着那根香烟。我躲进了花园里，听见我妈大声叫起来，约翰号啕大哭，被我妈“敲”了。约翰比我个子高，总是替我挨揍。

当我又回到叔叔的椅子旁边时，只见他的食指来回摆动，说：“调皮啊，真是太调皮了。”说完就切了一块芒果，递给我。我立刻把芒果塞进嘴里，好大一块。芒果的汁水从我脸上流了下来，我看着空中那越来越细、越来越轻的烟雾，直到它们完全消失在半空中。究竟是哪些辞藻、句子隐藏在那些透明的烟雾后面呢？又是用哪只手写的呢？

就在此刻，我也能感受到同样的吸引力，想去那烟雾帘子后面看个究竟。时至今日已经出现了成千上万行文字，组成了一个故事，仿佛飘在空中的一条生命。这就是我看见的，我读到的，我深深吸入肺里的东西。

1928年9月5日，阿满宇·夏尔马出生在比吉诺尔县，一个位于北方邦的小地方，离孟买还挺远的。他的爸爸是一个鞋匠，妈妈负责照顾十个孩子。阿满宇也是第三个儿子，不过在他后面还有四个女儿。在他的童年里，只有阳光、尘土和米饭，别的就什么也没有了。家里穷得底朝天，除了梦想别无所有。

每个月都会有个男人从城里拿着电影放映机来到阿满宇住的县城里。这个人穿着白裤子、白衬衫，每个手指上都戴着闪闪发光的戒指，在这个荒凉的地方，这就是富有的象征。他沿着警察局的墙，把凳子摆成一排排弓形。放映机安在警察局对面那座房子的屋顶上。每当这时，聚集的人比去参加医生的儿子和律师的女儿的婚礼的人还多。住在附近的孩子们都屏住呼吸，看着那个高高悬挂在绳子上的机器。当画面出现在墙上，虽说不是很清晰，阳光也很强烈，孩子们还是看明白了：在比吉诺尔县外面存在着另一个世界，那里有一条出路等待着他们。

就这样，漫长的等待开始了。等待太阳下山，等待天空先变成红色，再变成紫色，直到世间万物在一片深蓝色中褪去了颜色，接下来天就黑了。每个月的等待都是那么漫长，然而等待给村子里带来了快乐，等待的人，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

阿满宇四岁的时候，看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电影院女孩》。他坐在一个小山丘上，离警察局的墙大概100米，看不太清，看到的也许是电影院的魔法：动来动去的画面和漂亮的人物。他永远也不会忘记普利维拉·卡普尔的脸，那个被我妈照顾过的电影明星，而现在正出现在比吉诺尔县警察局的墙上，又帅气又年轻。

晚上阿满宇回到家，被他妈一顿揍，一直打到手疼。阿满宇在两个妹妹之间躺了下去，却怎么也睡不着。并不是因为灼热的皮肤，而是因为那张出现在他面前的卡普尔的脸。卡普尔面带笑容，露出了洁白的牙齿，乌黑的头发中间梳出一条笔直的中分。阿满宇擦掉脸上的泪水，用湿湿的手指摸着头发，从左往右，脸上出现了一丝笑容。阿满宇·夏尔马有梦想了。

第二天早晨，阿满宇是家里第一个醒的，站起来大声说：“我要当演员!”

他的妹妹们揉着眼睛，开始嘲笑他。

这时爸爸也醒了，没好气地说：“什么事啊？”

“阿满宇想要当演员。”一个妹妹傻笑着说。

“有毛病吧。”妈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