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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第2页）

于是，我的手里又出现了一张新的申请表。

“审计师，电工，服务员，”工作人员说，“什么都比作家好。”

我想说的是：“我是在印度出生的，总可以回去见家人吧!”然而我知道这样的讨论毫无意义，把刚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走到桌子旁边把表格重新填写了一遍。姓名、地址、护照号码、出生地、国籍，接着又到了职业这一栏。我想到了我妈，还有我妈的梦想，可惜的是她的孩子们都没能帮她实现那个梦想，阿什瓦德没有，约翰没有，我也没有。当我在虚线上写出“医生”两个字的时候，我的手不停地颤抖。

这次，印度签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点了点头，说：“明天下午晚点的时候您就可以来取签证了。”

两天后，我飞向了新德里，飞回了我出生的国家，一晃二十几年都过去了。

印度国际机场的味道闻起来就像我妈厨房的味道，洋葱、香料、红辣椒，很热，很拥挤，我提着箱子穿过一群脖子上挂着牌子的人，他们中的一个是卡卡尔叔叔，是茜塔拉阿姨的老公，她是除了我妈和贾斯兰阿姨以外年龄最小的一个女孩。

“您还记得我吗？”我从荷兰给茜塔拉阿姨打电话的时候，问道。

她想了想，说：“记得，你当年个子很小，还很调皮!”

我对最后一次造访印度的记忆只剩下一片烟云，不过那是在孟买，在夏尔马叔叔家。我们还去了诺伊达，卡卡尔一家就住在那里。

我跟茜塔拉阿姨说，我要去印度拜访家人。“随时欢迎，”电话的另一端立刻说，“只要是家人，我们就随时欢迎。”

我提着两个箱子，走过新德里机场，寻找那些我已经不记得长什么样的印度家人。我的眼睛划过无数个写着名字的硬纸板，看见“恩斯特医生”写在一个牌子上，牌子挂在一个又矮又瘦的男人的脖子上。

“叔叔？”我说。

那个男人笑了起来。

我们握了握手，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过了一会儿，叔叔说：“快过来。”我跟着他走向了出口，那张写着“恩斯特医生”的牌子仍然挂在脖子上。有的人充满兴趣地看着我，到了机场外面我们还优先打到了车。

从德里机场开车到诺伊达大约要一个小时。到了高速公路上，卡卡尔叔叔问我旅途是否一切顺利，直到现在还没有放下接我的牌子。我有点担心我妈跟他说我是荷兰的一位非常有名的皮肤科医生，她那么好面子，这种事发生的可能性很大。然而我的称呼完全归功于我在鹿特丹上的经济学，而且还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

“现在你成作家了。”卡卡尔叔叔说，话语里带着惊讶，似乎完全无法理解我的选择。从医生到作家，只听他用印度语嘟囔起来，这是我的母语，不过我还一窍不通。

天很黑，已经快到午夜时分了。我看着外面，试图用视线捕捉我的祖国的模样。几十个男人手里拿着刷子，站在马路边，正刷着路边的混凝土护栏，一道白的，一道黑的。车子开过去的时候，一点没有减速的意思，远处的车全都停了下来，一个男人躺在路上。我们慢慢地开过事故现场，只见一辆车翻在了路边，车顶瘪了进去，失去了原有的形状，这就是印度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突然一阵恐惧向我袭来，是对这个国家的恐惧，对这里的陌生的人和陌生的语言的恐惧。我在这里干吗？我在找什么？

茜塔拉阿姨穿着睡衣打开了门，略微尴尬地拥抱了我，说：“你长高了，那时候个子那么矮，还是个小调皮。”说到这儿，她自己都觉得好笑。

我们走向厨房，卡卡尔叔叔示意我坐下，那个写着我的名字的牌子还挂在他的脖子上，是忘了摘下来吧，还是会在我的逗留期间一直都戴着呢？就跟以前我一整个星期都得戴着那些个奖牌似的，要让所有人都看到我获奖了，比如邻居、老师，还有邓同超市的收款员。

阿姨问我要不要吃点什么，露出了笑容，眼里却充满了睡意。

我说了声“谢谢”，告诉她自己不饿。

“那要喝点什么吗？”

“水。”我这么说只是不想麻烦她，“水”是我认识的为数不多的不算骂人的印度词语，应该是我小时候我妈教我的。

我住的房间里有一张小床，还有一个电风扇，叔叔在跟我展示电风扇的使用方法时**澎湃，根本不亚于卖电风扇的，说：“这是遥控器，总共三挡。”我看着头顶上旋转的风扇，扇叶越转越快，叔叔又说：“晚上热，就别关了。”

最后还是阿姨说我肯定很累了，轻轻地说了声“晚安”，关上了身后的房门。

我很快就睡着了，一阵海浪把我带入了梦之海。

第二天早晨我在客厅里遇见叔叔阿姨，两人都穿着睡衣，坐在地上闭着眼睛做放松练习。电视打开着，一个教父拿着话筒吟唱起来，金色的屋顶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我在沙发上坐了下来，看着我妈的姐姐做着深呼吸，把手臂举过头顶，我试图辨认她跟我妈相貌之间的相似之处，然而茜塔拉阿姨就跟大多数印度女人一样：娇小的身材，又长又黑的头发，皮肤呈牛奶巧克力色。要是有人告诉我茜塔拉阿姨不是我们家的亲戚，我也相信。

过了一会儿他们来到了厨房的餐桌前，我吃烤面包，他们吃卷饼配蔬菜，已经换好了衣服，叔叔终于不再戴着那块写着我的名字的牌子了，阿姨问我睡得怎么样，说完又笑了起来。这回我突然发现了她跟我妈的相似之处。她们的牙齿长得一模一样，都又白又整齐。渐渐地，我看见了更多的相似之处：眼睛下面的斑点，脸上的绒毛，还有鼻子上面小小的皱纹，仿佛我妈的脸暗藏在那张脸下面似的。然而，茜塔拉阿姨还是很不一样的，她很安静、很和谐，卡卡尔叔叔坐在餐桌前手臂不用紧贴身体，可以放松地吃早餐。在这个家里，擀面杖只会出现在厨房里。

我喝了一口茶，看见杯子上印着荷兰银行的标志，茜塔拉阿姨说：“你妈上次来看我们，从荷兰带来了好多礼物。”说完指向四周，我跟着她指的方向看了过去，看见了银行的钟、银行的台灯，还有银行的电子温度计。昨天晚上我完全没有看见这些东西，也算是个奇迹了。

“还不止这些呢。”叔叔说。

我点了点头，完全可以想象叔叔说的话。我妈在银行大概有二十个账户，童年里，我经常跟我妈去银行。有时候开账户会拿到一套笔作为礼物，有时候是电子灭蝇器。这些礼物都是给新客户准备的，然而我妈在系统里发现了一个漏洞。她欢快地刷着卡，把钱转到另一个新账户里去。免费的都是好的。就这样，我们每次都能拿着小礼物回家，就好像家里的东西还不够多似的。

这会儿，我的叔叔阿姨家也堆满了东西，也许我妈跟他们说那个银行是一个有名的设计品牌。

“我们还有印着这个标志的华夫饼。”茜塔拉阿姨说。

下午我出去散步，诺伊达跟新德里接壤，还算一个比较新的城市。住在那里的大多数人都很有钱，车都不用自己开，请了司机。有些房子的大门前还有坐在椅子上、睡意蒙眬的保安。脏衣服都有人洗好熨好。我走过的街道都已经不再是泥地了，而是柏油马路。人力车司机问我要不要坐车，奶牛在忙碌的交通中吃着草。穿着校服的孩子们跟我招手，我也跟他们挥了挥手，他们大声笑起来。他们都不是异国的人，我才是。远处，女人们提着大包，站在蔬菜摊前面讨价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