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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多彩的自然和内心的旅行180600 14 建安时期的诗人（第3页）

曹植的很多诗歌作品都流露出孤独与寂寞，例如作于公元211年战争期间的五言诗《送应氏》：

步登北芒阪，遥望洛阳山。

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

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

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

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

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

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

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14]

在诗中，公元190年被战火毁坏的洛阳城映射出了作者的命运，而作者登上山之后看到了这一点。

悲愤诗也与蔡琰（生于约178年）这个名字联系在了一起。蔡琰是著名文学家蔡邕的女儿。在第一任丈夫死后，没有子女的蔡琰回到父母家中。汉末南匈奴叛乱时，蔡琰被掳走，成为匈奴左贤王之妻。蔡琰的这段经历为后来大量讲述她所受苦难的作品提供了素材，特别是她在匈奴左贤王死后，又按照部落传统，嫁给了左贤王的儿子。后来，蔡琰被曹操接回，此后据说又第四次再嫁董祀。关于她是否用骚体创作了18首五言诗这个问题，从苏轼之后，这种说法就不断遭到质疑，而这样的质疑应该不是没有道理的。[15]

文学批评的开端

与曹氏家族关系密切的诗人留下的作品中，除了大量的诗歌，还有三篇记录当时文学潮流的重要文章也得以流传：曹植于公元216年写给杨修（175—219）的信，曹丕于公元218年写给吴质的信，以及被萧统收录在《文选》卷五十二中曹丕的《典论·文论》。[16]

曹植写信时是25岁，他希望父亲能够将魏国的王位传给自己。这位可算得上当时最受人欣赏的诗人将作品寄给了相熟的杨修，也许是希望能够以此表达自己将政治事务放在文学创作之前的意愿，并申明自己的政治抱负。

在信的开头，曹植强调自己从少年时期就开始文学创作，所以有权利对当时的作家进行评论。接着他又指出，除了孔子的《春秋》，无论是书面的文本还是口头的流传都要经过不断改善，每个人的喜好也不相同。他说自己虽将少年时的作品附上，但他现在更重视的是政事，只有在无法参与政事的时候，他才会去撰写历史或严肃的文学作品，而这些事情他本是打算到老年之后才做的。曹植信中将文学创作放在政治事务之后，将文学与公众事务区别开，并将文学创作归于青年时期，将严肃的、符合道德标准的创作归于老年时期，以此说明文学与政治以及行为与道德评价之间的区别。杨修在回信中则更进了一步，他认为这两者截然不同，政治作为与文学创作之间不具有任何可比性。

曹植的哥哥曹丕出乎意料地成为魏国的第一任国君。在上述两封书信公开之后不久，他凭借一些关于文学的短文超越了弟弟，被誉为“中国文学批评之父”。

曹丕跟自己的弟弟一样，也想扬名后世，认为著书立说是仅次于政治作为的方法。他在写给亲信王朗（卒于229年）的一封信中说，自己选出了百余篇“文论”、诗和赋，打算给周围的人公开讨论。在此之前的一封完整保存下来的写给友人兼门客吴质的信中，他已经详细地表达了自己对文学的观点。他先是哀叹了与孔融、阮瑀并称“建安七子”的四位诗人于公元217年因瘟疫而死，并回忆了旧日里如何一起出游，如何一起恣意放情：

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17]

曹丕说自己现在将这些朋友的作品收集在一处，读着那些名字就像看着“鬼录”。在评价了这些人的文学成就之后，他又感慨自己现在年纪增长，并被立为太子，永远不可能再有当初那样纵情的时光。信的结尾，他询问吴质最新的诗作，并流下眼泪。他的这封信可以被看作为文艺理论著作《典论·论文》的写作所做的准备。

《论文》开头就写道“文人相轻”，这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将自己擅长的一面当作评价别人的标准，实际在文学（“文”）中，并不只存在一种风格（“体”），但很少有人擅长所有的风格。即便是杰出的“七子”，也没有哪个人甘愿被排在别人之后。但是，懂得审视自己的君子（这里指的是他自己）就能在评判他人能力之时躲开这类麻烦。在对“七子”进行了一番评价之后，他紧接着提出了一种反传统的观点，即反对过分看重古代圣贤的作用：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18]

接下来曹丕又写道，文学（“文”）只有一条根，但会有很多分枝。奏章（“奏”）和驳议（“议”）适宜文雅（“雅”），书信（“书”）和论说（“论”）应该合理（“理”），铭文（“铭”）和诔文（“诔”）崇尚事实（“实”），诗歌（“诗”）和赋文（“赋”）应该华丽（“丽”）。这种区分并不是为了要一一列举各种文体，而是用当时所谓“清议”的方式论述各种文体的特点。受曹丕文章的启发，人们继续尝试各种分类形式，其中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分类尤为受人推崇。

曹丕文论的核心是“气”这一概念，“气”被认为是个人独有的，不能沿袭，这种观点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庄子：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19]

曹丕认为文学是永恒不朽的，这与生命或尘世间的朋友不同。他认为就是因为这一点，过去那些有天赋的人才会在处境很好或者处境不好之时拿起纸笔著书，以让自己不朽。曹丕列举了《易经》的注解、礼仪典籍和徐幹的《中论》，作为不朽文学作品的例子。有一种观点认为曹丕在这里列举的是带有道德教育功能的文章，并认为曹丕跟弟弟曹植不同，曹丕的思想完全遵循传统，而且他并不是直接针对文学作品。但也有王夫之（1619—1692）这样的学者认为曹丕的见解比弟弟更加独到，而胡应麟（1551—1602）则认为两人的成就同样高。

对曹氏兄弟的不同评价一直延续到现在，例如中国20世纪重要的文学史家郭绍虞（1893—1984）就指出曹氏兄弟所持的皆为传统文学观，而罗根泽（1900—1960）和朱东润（1896—1988）则认为曹丕的思想比曹植更具进步性，因为他承认文学是独立的。当然，所有这些观点都必须放在当时文学背景下去理解。但无可争议的一点是，曹丕通过使用“气”这个概念，同时将创造力不能给予他人、也不能继承的观点（源自庄子哲学）用于文学作品，由此使文学理论摆脱了传统的束缚，使中国诗人作为独立艺术个体而存在成为可能。

从曹丕这篇《论文》的传播历史，我们就能窥见它的重要性。据传曹丕曾将包含《论文》在内的《典论》写在白绢上，寄给自己的对手孙权。曹丕的儿子曹叡命人将《典论》刻石，并于公元230年3月将这些刻石立在魏国的祖庙门前。人们将这篇文章的内容视为开国国君的明训，对于这篇文章的重视可以从下面这件事看出来：曹丕在文中否认防火衣的存在，但一些西域的使者却带着作为贡品的火浣布来到京城，此后人们便从刻石上抹掉了曹丕的这段话。根据杨炫之《洛阳伽蓝记》（成书于公元547年）的记载，这些刻石直到公元500年前后还立在最初的位置上，郦道元的《水经注》也证实了这一点。

建安之后的诗歌艺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时政治局势和新的哲学思潮的影响，最重要的就是“清谈”运动和“玄学”。如果要列举建安时期之后诗歌领域的各个流派，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招隐诗”派，以及“玄言诗”派、“游仙诗”派、“田园诗”派、“山水诗”派、“咏物诗”派和“宫体诗”派等。这些文体或文类虽然题材各异，形式多样，但都体现出了避世的倾向，这是中国中古早期人文世界，或至少是文人，对外所表现出来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