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心已百念,孤游重千里。
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28]
人的遭遇不断地与大自然形成对比,或是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就像下面这两首五言绝句,作者分别是谢朓和庾信:
玉阶怨
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
长夜缝罗衣,思君此何极。[29]
重别周尚书
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
唯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30]
早期的七言绝句,例如萧纲的《夜望单飞雁》:
天河霜白夜星稀,一雁声嘶何处归?
早知半路应相失,不如从来本独飞。[31]
律诗在平仄、押韵、停顿和对仗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至少从理论上来讲是这样。在“平、上、去、入”四声中,除了平声,其他的三声都是“仄”。“平”相当于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一声和二声,“上”和“去”分别对应三声和四声,“入”声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存在了。
绝大多数律诗的规则也适用于绝句,因而,绝句这种中国诗歌中最浓缩的形式就成了“诗歌练习自律的最高学府”。[32]德博这样描述绝句:“诗人们希望用词句引起联想,用意是在言词之外达到诗歌想达到的效果,所以他们才越来越喜欢这种诗歌形式。”[33]
直到清代,中国都没有出现真正的作诗方面的教科书,这并不是因为人们将作诗视为灵感或天生的能力,而是因为作诗技能的学习主要是通过模仿,特别是背诵前代的范例来获取的。在这个过程中,对于结构特点的模仿常常是无意识的。不过在唐代,人们对各种规则还是有意识地遵循,只是在之后的几百年间才逐渐遗忘。留学中国的日本僧人空海所著的《文镜秘府论》是了解中国诗韵学发展的重要资料,空海在其中引用了吴兢关于声调顺序的说法:
第一句头两字平,次句头两字去上入。次句头两字去上入,次句头两字平。[34]
清代之后,现代学者瑜寿总结出了诗的12种格式,其中五言和七言律诗各2种,五言和七言绝句各4种。如果第一行的最后一个字押韵的话,那么就会产生一个变体,这样一共就是24种格式。
在《诗词格律》这本汉语诗律学方面的核心著作中,著名汉语语法学家、语言学家王力(1900—1986)用下面这个格式总结了律诗的基本规则:
从顺序上b接A,A接b,a接B等等,但如果第一句就开始押韵,那么前两句就成一组,这样A和B或者a和b就形成先后相连的关系。所以按照王力的研究,七言绝句的四种基本形式就是:1。BaAb,2。AbBa,3。bAaB,4。aBbA。[35]当然,在实际使用中并不是所有的诗都严格遵守这样的格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开始严格的规则慢慢开始放松。此外,对具体诗歌的研究显示:在唐代时,句尾的“仄”经常会有变化。
下面是王维的五言律诗《酬张少府》:
晚年唯好静,+--++
万事不关心。+++--
自顾无长策,++--+
松风吹解带,---++
山月照弹琴。-++--
君问穷通理,-+--+
除了格律,诗歌还有很多其他的规则和手法,例如“句眼”。[37]这种规则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且很快就因诗歌形式变得更为自由而退出了舞台,例如严羽曾经说过的“作诗正不必拘此蔽法,不足据也”。[38]
对严格规则的摒弃与禅宗对文学阶层各种艺术形式的影响不无关系,灵感因此重新有了空间,虽然有所限制,但它始终还是所有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基础。尽管人们对自然的感发更加重视,且丢掉了规则的限制,但形式上的严格并没有完全消失。严羽的诗话中也显示出这种摇摆,德博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而杨万里的诗句“醉中得五字,索笔不能书”[39]则形象地描绘了这个现象。
中国诗歌只能用极少的字来表达,而这种表达只能依靠书面汉语习惯使用单音词的这一特点来实现,回文或图诗的形式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无论是朝另外一个或多个方向读,这类诗都同样有意义。[40]
应该是从公元3世纪开始,中国人就有意识地试验这些诗歌形式。到公元5世纪,当时的文学理论已经将回文诗当作独立的文体来介绍,且不仅提到回文诗,还有像《璇玑图》这样做成正方形的回文诗章。这篇绣在锦缎上的诗章由共841(29×29)个字组成,不论朝哪个方向读,都可成诗。相传《璇玑图》为公元4世纪一个官员的妻子所作,表达的是这个妻子对丈夫忠贞不渝的爱情。唐代还有一些环形或螺旋形的诗谜,这种诗就像迷宫,读的时候需要找到诗的开头和正确的阅读方向。12世纪晚期桑世昌(生活在约1140年)编纂的《回文类聚》上半部分就收录了这类“藏头”诗谜和其他类型的图诗,下半部分收录的是回文诗。[41]此书之后还有朱象贤(生活在约1700年)于1692年所编的《回文类聚续编》。回文诗以及以不同形式写成的诗谜直到现在依然深受人们喜爱,说明诗歌从文学、娱乐方面带给人们的享受;而从很多方面看,这也是民间享受诗歌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