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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正统与自由之间 文官的文本9001350 25 科举印刷术和审查（第2页）

所以，如陈淳佐证，《三字经》是有前身的。[22]其他初级课本还有包含568个姓的《百家姓》和据称是周兴嗣（卒于521年）一夜白头写就的《千字文》。通过《孝经》，青少年要学会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正确行事。为此，他们常常被要求以范例为鉴，就像吕本中（1084—1145）所著《童蒙训》里所辑录的那些一样。

在蒙学课本中，我们可以看出哪些道理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比如陈淳的这本蒙学课本完全受到唐和唐以前贵族道德传统的影响，虽然它在形式上已与像著名书法家虞世南所著的《兔园册》这样的在宋代还广泛流传的旧蒙学课本有区别。《三字经》里，总是三个字构成一个意思或一句话，四至八句话构成一个段落。整本书共1068个字，不同的字却只有514个。这些字里只有少数是复杂的，而大部分笔画较少，所以这本以教授儒家礼法为主要意图的蒙学课本既容易读又容易记。虽然《三字经》的使用在民国时期已明显减少，章炳麟还是在1928年进行了重订，然而他的做法仍无法阻止新课本的传播。旧的蒙学课本已经过时，并受到猛烈的攻击，但随着1981年4月《新道德“三字经”》在上海出版，这种课本的形式又重获新生，而宋朝以来许多的蒙学课本都没有获得像《三字经》这样的成功。

各种手册、课本和工具书的增多不仅使教育更加普及，对待文本的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书法因而也重新得到评价。由于那些需要长期保留的文本也必须印刷，书法便成了纯粹的艺术形式和自我修养的手段。文本如今更容易获取，所以也不用像以往那样熟记它们，印刷技术在带来方便的同时，也重新挑起了争论，即教育的最高目标是追求全面的类书式的知识，还是应当关注其根本和精华。

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是宋朝社会重要的构成部分。如果某府的居民认为考试本身有不当之处，那么有时确实会发生动乱。[23]这样的情绪很容易理解，因为考试成绩关系到不只个人的而且是整个家族的命运，而地位、权力和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取得的职位。尽管除国家考试外还有其他能取得职位的途径，比如推荐、买官，通过与高官的亲属关系或经由辅助性的职位而升迁，但那些通过国家考试取得官职的人不仅享有最高的威望，也有最好的升迁机会。这当然是宋朝统治者制定相关政策的结果。考试制度作为制度化、形式化的程序自公元589年就已存在，到宋朝才成为选拔官吏的基本手段。隋唐时期，国家考试置六科，其中三科以专业考试（法律、书法和数学）取士；其他三科以综合知识考试取士，分为秀才、举人以及最高等最重要的进士。唐朝时，那些能参加在都城按确定周期举办的考试的考生，或是经由府的官吏的推荐，或是要完成在京城学校的学业。

当然，考试制度总有它的批评者，有些人批评的是考试制度的某个方面；而另一些人，比如郑樵，则从根本上反对它。有关考试制度的改革中最著名的也是影响最大的要数欧阳修推行的改革，这些改革不断重新定义着自宋朝以来与国家考试制度紧密相连的教育概念。

对那些想要参加考试的人来说，备考不仅占据着他们的童年和青年时代，而且常常也占据着他们成年的大部分时间。成功通过殿试的考生平均年龄通常在35岁，在公布的考生名单里，不只有才成年的考生，也有已过六旬的考生，这种情况的产生有很多原因。有些人因为不利的条件很晚才完成必要的学业，而有些人由乡试经府试、省试再到殿试的过程是相当吃力的，考试不合格的情况时有发生。但考试不合格并非总是因为考生的能力不够，而是常为名额规定所限，根据这样的规定，只有一定数量的考生可以通过考试，特别是每级考试都规定了通过的比例。[24]在这种考试制度下，只有很少的考生能够参加殿试，他们的教育目标基本上是被这种考试制度的要求所影响，即便年岁已高，他们也并非没有通过考试取得官职的希望。

为准备国家考试，考生要学习历史、诗赋和儒家经典。后者包括五经：《论语》《孟子》《书经》《诗经》《易经》；三种礼制经典，即《礼记》《仪礼》《周礼》，还有《春秋》及其“三传”，自南宋起还包括《孟子》。对官吏制度有详细研究并对其改革提出过重要建议的范仲淹（989—1052），在他写于1030年的文章里阐述了这些文本对政治道德和社会教育的意义：

夫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盖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几存乎《易》，得失之鉴存乎《诗》，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经……[25]

对考生的要求当然不只限于对这些经典的认识。南宋时殿试分为三个部分，最后部分的题目或为经义或为诗赋，而前两部分的内容是就哲学或政治的根本问题进行讨论，谓论；而对政治或行政实践中的三个问题提出建议，谓策，这里涉及的问题完全可能是复杂的实际问题。在这两部分的考试里，经史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论述过程中使用历史上的例子或至少指示这样的例子是非常重要的。参加经义考试的考生在考试的第一部分要回答他们自己选择的有关经典的三个问题，并回答有关《论语》和《孟子》的各一个问题，而那些专注于诗赋的考生要就某个提给他们的确定题目写作诗赋各一首。为了能通过这样的考试，对这些最重要文本的准确掌握，甚至是逐字逐句的掌握是必要的。这当然也从根本上影响了考生的学习行为。

印刷技术和审查制度

印刷技术的普及当时就被认为是进步的特征，后来也总是这样。比如，钱大昕在他的《补元史艺文志》序中写道：

唐以前藏书皆出钞写，五代始有印板。至宋而公私板本流布海内。自国子监秘阁刊校外，则有浙本、蜀本、闽本、江西本，或学官详校，或书坊私刊。士大夫往往以插架相夸。[26]

私家图书馆成为地位的象征，有些文人对收藏书籍有着相当的热情，至少自宋朝起就出现了许多私家藏书的目录。它们提供给我们一些如今多已亡佚的著作的信息，其中有的散见于知名的收藏地。这些著作不只被收藏在中国，还有大量被藏于国外，比如日本。但私家图书馆却仍不及国家图书馆，特别是皇家的图书馆。皇家图书馆的收藏不只包括文物和象征权力的物件，也包括绘画、书法和书籍，它们还担负着代表皇权的功能。[27]

女真人和元朝统治时期，图书馆事业和图书印刷技术得到了推动，因为这样做有利于构建朝廷统治的合法性。[28]大规模的编纂工程，比如18世纪编纂的《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通常也有着这样的目的，即通过雇佣关系建立责任关系，以此消除文人特别是那些举足轻重的文人对政府的抵抗。至于这样的工程在多大程度上也被用来禁毁不利于政府统治的著作，仍然存在着争议，[29]但在这里面，国家对审查的需要肯定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总是倾向于把批评性著作看作国家衰落的原因，而不是把它们当成对衰落的批评。因此，批评必须经过巧妙的伪装，为的是不直接以批评的形式出现。[30]秦始皇焚书的记载虽有夸大的嫌疑，但自那以后，焚书、禁书以及作者因作品而受到迫害是寻常的事，为证明审查的正当性而提出的论据有时不只是政治的，也是宗教的，如韩愈在他的《原道》里就要求焚毁佛教和道教的著作。汉以后，中国民间确实流传着许多预言性的或另具神秘性的文本。它们多披着道教的外衣，[31]常为颠覆性的活动提供口号，比如《推背图》。[32]

大量公布禁书目录，以求审查的全面彻底，这是明朝以后的事。当然，这也反映了印刷技术的普及。[33]乾隆年间（1736—1795）的审查制度尤为严格，这一观点并无异议。然而，中国学界后来对此特别强调，也是因为这里涉及的是满族统治时期的审查制度，相比之下，对其他压制措施的评价常常要缓和很多。但通过乾隆时期的审查，我们能够对封建后期的审查行为有更详细的认识。其时，曾有过详细的有关审查的规定。

在判定某本书是否要禁时，主要是看以下八个方面：

这本书是不是反对朝廷或鼓励起义的？

这本书是否损害了被朝廷引为范式的过往朝代的声誉？

这本书是不是对边境安全和稳定有着战略意义的地理学著作？

这本书是不是被排斥的作者的著作或包含在该作者的著作中？

这本书是否包含有关儒家经典的非正统观点？

著作的风格是否有文学性？

对满汉关系的描述是否会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在关系紧张时期？

这本书是否与某些政治团体或组织，特别是明朝末年的这类组织有关？[34]

许多著作因各种形式的审查而被禁毁，但有些著作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被特别小心地收藏起来，得以保存。[35]这些审查措施对文人的意识本身造成的后果可能是最显著的，特别是通过教育，某种潜在的自我审查和自我调整已经成为自然的倾向。

审查措施不只涉及那些容易引起政治争论的著作，也涉及那些被认为有伤风化的著作，“精神污染”也被认为是危害国家的。如自元朝起，首先被审查的都是一些读者广泛，而内容与儒家正统和伦理要求相背的作品，特别是小说和戏曲。[36]这种严格是儒家学说发展成为意识形态的漫长过程的结果。自汉朝起，它开始成为国家的正统学说，而此前则是各家争鸣的多元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