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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文艺理论和新古文体（第3页）

苏轼曾主要以他的画家朋友兼老师文同（1018—1079）为榜样，谈论心与手的统一，要求“天工与清新”。在苏轼看来，无论在诗歌还是绘画里，这都是最重要的，因为作品传达的印象要新鲜，但也要是熟悉的。他认为不同的艺术形式间存在密切的关联。他曾在《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里这样表述这种关系：“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而这其中重要的是创作意愿的表达，而不是所凭的媒介。[60]

在苏轼看来，感知的能力是得道的前提，因而首先要对自己的感情足够警觉。苏轼认为，人的感情指的不是单个人的感情，而是与周围的人和整个宇宙，当然也和过去构成更普遍的关系。在这种关系里，对所有生灵和事物的短暂性、相对性的意识与某种忧伤的感性相联系。自汉朝瓦解后，这种忧伤常常体现在文人的诗作里。苏轼在他的散文《凌虚台记》里也表达了这种感情。[61]

当然，苏轼也知道可以暂时摆脱这种体现在诗中的、因世间万物无法长久而产生的伤感，甚至可以享受这种存在着的无常。这点从他1082年所作的

《赤壁赋》的结尾中可以看出，诗人对他的朋友说道：“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后赤壁赋》中的气氛却完全不同。诗人登上赤壁，最后还是无法承受朋友远去和身处自然的寂寥之感。[62]

新古文体逐渐被接受

后世将古文传统最重要的代表合称为“唐宋八大家”。[63]他们分别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以及宋代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和苏辙，其中以欧阳修最受推崇。这样的排序虽然考虑到了11世纪的古文代表是以200多年前的韩愈为依据的，但同时也掩盖了古文确实有新的发展。古文的叫法主要是通过明朝时期文人〔特别是茅坤（1512—1601）〕所辑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才逐渐被普遍接受的，但唐代作者和宋代作者对待古文的态度是有显著区别的。唐代的作者不排斥怪奇的手法，而宋代的作者力求通俗易懂的风格。[64]

新古文运动的创立者欧阳修和苏轼反对“时文体”，若没有他们，估计韩愈和柳宗元根本不会这样有名。然而，韩愈提出的“奇”与“高”的要求对以刻削为工的散文体的发展实际有推动作用，这种要求完全与宋代思想家所持的观点相背，这些思想家认为文学应当是对世界的真实描写。散文方面，这种倾向矫揉造作的、在某种意义上重拾骈体文传统的“时文体”主要代表是杨亿（974—1020），而被称为时文体的主要是晚唐公文里讲究的“四六体”。在诗歌方面，时文体这种叫法指的是晚唐那种词藻华丽的语言风格，它最重要的代表是李商隐。在宋代，因为《西昆酬唱集》，这种风格也被称为西昆体。

欧阳修并不是最先反对“时文体”，提倡冷静质朴的散文体的人。在他之前，也有作者赞美过韩愈和柳宗元的作品，主要是王禹偁（954—1001）、丁谓（966—1037）和柳开（947—1000）。提倡古文体的作者编辑了文集，以回应982年仍旧按照西昆体传统辑成的《文苑英华》。这些文集中除去后来奉敕于1814年辑成的《全唐文》，最著名的就是成书于1011年的《唐文粹》。

在11世纪初，究竟什么样的文体可被称为古文，人们其实并不清楚。这点可以从柳开的《应责》中得知。在回答何为古文时，他这样写道：

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65]

王禹偁在《答张扶书》里写道：

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既不得已而为之，又欲乎句之难道邪，又欲乎意之难晓邪？……近世为古文之主者韩吏部而已。吾观吏部之文，未始句之难道也，未始意之难晓也。

王禹偁以被认为出自韩愈的格言结束了这封书信。其中，古文这个概念的模糊性和相对性完全体现了出来：

故吏部曰：吾不师今，不师古，不师难，不师易，不师多，不师少，惟师是尔。[66]

欧阳修为何与许多其他的作者一样，无法真正遵循韩愈的道。就这一问题，他在《记旧本韩文后》中这样坦率地表述：

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年十有七，……固怪诗人之不道，而顾己亦未暇学，徒时时独念于予心，以谓方从进士干禄以养亲。苟得禄矣，当尽力于斯文，以偿其素志。[67]

欧阳修与钱惟演（977—1034）、尹洙（1001—1047）的结识或许可以被看作新古文体诞生的时刻。钱惟演因任官地变动，曾要求欧阳修和尹洙写文章祝贺。欧阳修先完成约千字的文章，却发现尹洙的文章虽长不及己半，但简单质朴，是更好的文章。从此，欧阳修便常与尹洙会面，同他喝酒，谈论有关文学的见解。最后，欧阳修写出比尹洙之文还短的文章，并得到了后者没有任何保留的赞赏。就这样，欧阳修被认为给简单质朴的古文增添了优雅之风。[68]

欧阳修这种挥洒自如的古文里（甚至是他所有的古文里）最著名的就是《醉翁亭记》。这篇文章是他于1046年贬知滁州期间写成的。文章结构通过重复使用表示结束语气的“也”而得以突出。文章以这样的语句结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这篇文章常被用来证明欧阳修嗜酒，可他于1036年的《与尹师鲁第一书》中这样写道：

然士有死不失义，则趋而就之，与几席枕藉之无异。……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故师鲁相别，自言益慎职，无饮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语。[69]

当然，欧阳修对酒的态度在他1045年至1048年贬知滁州期间可能发生过变化。但在那个时代，他文章里体现的对待自己命运的方式是典型的。那时候，清醒冷静的态度更得到崇尚，仕途中的挫折不再被当作隐遁或傲逸的理由。

欧阳修其他著名的文章还有《朋党论》《秋声赋》以及为与刘昫《唐书》相区别并对此有所补充的《新唐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五代史》，这部作品（特别在各卷序言里）有许多体现他散文风格的例子。

新古文体以简单为原则，把韩愈当作根据。但欧阳修评价文学时的“信简常”原则，也可以被理解为对唐代古文传统的批评。他反对该传统崇尚的“高”与“奇”的理想，这点特别清楚地体现在《与石推官第二书》中。欧阳修在这封于1035年写给他的朋友石介（1005—1045）的信里这样写道：

今足下以其直者为斜，以其方者为圆，而曰我弟行尧、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然足下了不省仆之意。凡仆之所陈者，非论书之善不，但患乎近怪自异以惑后生也。[70]

通过科举考试，古文体才得以真正被接受。1044年，当时范仲淹推行了他的改革政策，欧阳修重新考虑此前已被提及的把治国理政及解读经典作为国家考试题目的建议。当欧阳修于1057年被委以负责在京城举办的国家考试的职务后，他便以此制定了考试题目，但此举招致了各种各样的反对，反对的主体主要是那些仍以传统方式准备考试的考生。1057年，曾巩及苏轼、苏辙两兄弟参加年初的考试及第，他们的文章得到普遍的赞赏，让那些考试制度改革的批评者失去了批评的理由。1061年，他们被推荐到京城参加专门的考试。当时因疾病而身体虚弱的欧阳修为苏轼的考官，而司马光为苏辙的考官。这次考试，每名候选者要事先上交50篇文章，关于历史经典及时事政局的题目各半。考试时，候选者要在一日内完成6篇各500字的以经典为题的散文，另一日需完成一篇3000字的关于皇帝就当下某现象命题的文章。阅卷结束，北宋统治的地域里并没有考生在这次考试中取得一、二等。共有4名考生获得三等，其中一名就是苏轼。除去许多散文，苏轼的文章中还有大量不同类型的短文流传下来，比如笑话或逸事，后来被辑录成笔记出版。除去他的两篇以赤壁为题的赋，苏轼其他重要的作品还包括《日喻》《武昌九曲亭记》《放鹤亭记》。以散文著称的还有王安石[71]这位有胆识的改革者，虽然他的新法政策后来遭到批评，但在此后几百年里，他的部分文章作为古文范本而流传。

科举制度的发展以及古文体最终被接受，对文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除去讲究质朴、反对骈俪的语言风格外，历史的题目和经典得到了特别的重视，这才为后来几百年在经典方面的学问积累创造了基础。比如《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直至朱熹把它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苏轼在他应举的文章里提到了《中庸》。事实上，这部作品此前就因各种原因而获得关注。比如某些杂家尝试利用这篇作品，把佛教、道教及儒家传统联系起来，契嵩和尚（卒于1072年）曾借助《中庸》来阐述他有关佛教维系国家的功能的观点。

宋朝宗室退到南方后，仍有作者继续以古文体写作，比如朱熹[72]、著名的词人辛弃疾（1140—1207）以及政论文章作者陈亮（1143—1194）。在女真人统治的北方，同样非常热心于宗教事务的赵秉文（1159—1232）、刘中（卒于约1210年）以及以文艺批评闻名的王若虚（1174—1243）、元好问继续采用这种文体。在蒙古族统治时期，古文的传统得到了延续，这主要得益于像刘因（1249—1293）、姚遂（1238—1314）和虞集（1272—1348）这样的作家。事实上，在后来的几百年间，对文人阶层的散文体构成影响的还是宋代的古文家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