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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因时而变还是效法古代（第2页）

在批评复古运动的弊病时，公安派的代表参照了欧阳修对“西昆体”的批评。欧阳修实际只是批评附庸风雅者，而不是批评“西昆体”及其知名代表，比如杨亿和刘筠。

明末清初，因这种对宋诗的新评价，而产生了若干重要的宋诗总集。其中，最值得注意也最知名的是吴绮（1619—1694）所辑的《宋金元诗永》，吴之振（1640—1717）和吕留良（1629—1683）所编的《宋诗钞》，厉鹗和马曰琯（1687—1755）所辑的《宋诗纪事》，《宋诗纪事》共录有宋诗人3812名。“兴趣”是公安派的核心概念，可译成因某种环境而产生的灵感。对“趣”的讨论尤为详细，如袁宏道在给李龙湖的信中称陶渊明和谢灵运是六朝时仅有的好诗家，认为“陶公有诗趣”。“趣”字实际有很多含义。袁宗道在《偶得放翁集快读数日志喜因效其语》中称赞宋代诗人陆游“尽同元白诸人趣”。如此看，“趣”可译成诗的技法，也可译成内涵或风格。在中国的文艺理论讨论中，“趣”的说法当然不是到了明代才出现的，而是由来已久。公安派作者也宗法某种更古的传统，他们视明初某些诗人为自己的前身，如前面已提到的江盈科称，明初的高启、杨基、张羽和徐贲尚作“诗人之诗”。[105]

主张本性和独到的徐渭对效仿者的批评最为严厉。他在《叶子肃诗序》中是这样写的：

人有学为鸟言者，其音则鸟也，而性则人也；鸟有学为人言者，其音则人也，而性则鸟也。此可以定人与鸟之衡哉？今之为诗者，何以异于是？[106]

《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也支持所有艺术门类中的本性说。他在《合奇序》中这样写道：

世间惟拘儒老生不可与言文。耳多未闻，目多未见，而出其鄙委牵拘之识，相天下文章。宁复有文章乎？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闻。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107]

判断某作品是否为原创，并不只是取决于它与其他作品是否相同。袁宏道和袁宗道兄弟俩与画家兼文艺理论家董其昌的某次交谈，可用来说明这种矛盾的观点。袁宏道在《叙〈竹林集〉》中有这样的记述：

往与伯修过董玄宰。伯修曰：“近代画苑诸名家，如文徵仲、唐伯虎、沈石田辈，颇有故人笔意不？”玄宰曰：“近代高手，无一笔不肖古人者，夫无不肖，即无肖也，谓之无画可也。”余闻之悚然，曰：“是见道语也！”

故善画者，师物不师人；善学者，师心不师道；善为诗者，师森罗万象，不师先辈。[108]

明代抒发性灵的思想的兴起，当然也要联系当时个人主义的兴起来看，后者特别体现在哲学家李贽的作品当中，他对当时文学的影响颇深。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将备受公安派推崇的徐渭描写成个人主义的代表：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糵，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109]

袁氏兄弟和公安派把对盲目崇尚唐诗的批评和抒发性灵的态度宣布为纲领，两者结合，并产生了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并不长久。明末清初时虽有批评复古者，如钱谦益[110]和袁枚（1716—1798）[111]，但相比较下对宋诗的轻视仍占上风，直至近世。这也与明初及清初相仿的某种复古运动的复兴有关。它先是以某种松散的形式出现，18世纪时又让位于某种严格形式，但总还是容许如王士禛这样好表达个性的作者的存在。[112]

清初的语文学与经学

在明代，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因无视道德理想的专制统治以及个人的堕落而无法实现。所以，17世纪明代的灭亡多被视为儒学的失败，无论是在国家还是个人的层面。因而，清初文人和知识分子在寻找新方向时，认为无法再以16世纪时自我修养的理想为依据，而是应当去寻找某种通往儒学源头，特别是儒学经典的直接路径。坚决、客观地应用语文学的知识和其他科学知识，比如应用受西方影响的天文学以考定时间，这造成了某种对意料之外事物的开放态度，而这样的态度此前在中国是不曾有过的。当时的学者主要生活在长江下游的富足地区和京城，我们关于中国古代及其经典的知识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要归功于这些人。[113]

17世纪，文人的兴趣在转向语文学的同时，也转向了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这有若干原因，首先是严格的审查造成并保持了知识分子的去政治化。对他们来说，魏忠贤对东林党的迫害还历历在目，于是，经学正好为他们提供了庇护所，特别是当审查几乎只针对反政府的言论，其他文学领域并未受牵连。

清政府懂得通过资助文学的学术工程而让文人依附于政府。这其中，考订训释的工作使得难以理解的、散落的文字得到了整理。今文经学也因此复兴，以至于长久以来被冷落的西汉文献又得到了应有的肯定。这种被称为汉学的运动的最终结果是对儒学的重新评价。由此，人们不仅愿意接受政治和社会的根本改革，也以儒家本来的价值为根据，积极地为之奋斗。

清代的学者间并没有太多共识，不同训解传统的追随者之间，以及汉学和宋学的学者之间存在着争论和分歧。最后，每个学术传统内部也发生了变化，所以可以说当时是各家争鸣的局面，这在后来的中国应当是几乎没有再出现过。[114]1829年，在广东刊行的《皇清经解》是对十七八世纪经学的全面概括，全书分为1400余卷，搜集经学著作70余家，180余种。这部作品要以变化了的形式，延续纳兰性德（1655—1685）辑唐宋元明诸家经解并加以汇刻的《通志堂经解》。[115]

推动清代学术专门化的是政治实践与文学实践的日益分化，以科举入仕的机会逐渐减少，为这种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没能当上官的知识分子有不少在国家或私人资助的纂修工程中找到了用武之地。比如，宋荦（1634—1713）在出任江苏巡抚时，召集知名学者于幕下。他命人重建某宋代学者在苏州的避暑居所，并举办文学活动，扶植后进。此外，他还设立图书馆，藏书十万余卷。关于江宁织造曹寅（1658—1712），我们知道的是，他对罕见的书籍感兴趣，且自己资助刊刻那些装潢繁复、部分有插画的书籍。由于清初禁止书院和知识分子结社，对许多学者来说，官吏和商贾的资助是仅有的安身的可能。

17世纪最知名的资助者是来自江南昆山（今属江苏）的徐乾学（1631—1694）和徐元文（1634—1691）兄弟。他们是明代遗民顾炎武的外甥[116]，但与其舅父不同，他们接受了清政府的聘用。比如，徐元文（自1679年起）与其兄徐秉义（1633—1711）自1684年起奉命编纂《明史》。这项工程在京城进行，有许多在1679年举办的专门考试中被选拔出来的江苏学者参与其中。同样出自这个时期的还有辑录1375种古体文章的《古文渊鉴》，于1685年至1686年间编注成集，后被译成满文，徐乾学应当参加了它的编选工作。这本选集效法经典，内容以教化为主，自19世纪起，其地位逐渐衰落。而同样依年编次且多有评注的《古文观止》却流传甚广，直至近世，仍被用来学习古文。徐乾学虽推崇朱熹的学说，却因其学术工程间接地成了后来汉学的推动者。他在编修《大清一统志》时提拔过的学者包括经学家、数学家兼地理学家阎若璩（1636—1704）、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1631—1692），而刘献廷（1648—1695）因这项工程成为京城最知名的语言学家和地理学家。

清朝时，150余项国家工程使科学得到了发展。在这些工程中找到安身之所的学者在工作之余还常可以专注自己的爱好。若干出自这些工程的作品由1673年设立的武英殿修书处刊印。修书处也进行彩色套印，刊印时使用活字。[117]不只经解和正史在这里刊行。1728年虽出现了政治上的动**，内容繁复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凡万卷）也在这里排印。为此，修书处造了超过150万个铜活字。其他大型工程，比如《佩文韵府》和《全唐诗》，则在曹寅主持的官书局扬州诗局印行。

最浩大的工程是《四库全书》，由纪昀（1724—1805）主持编修，360余名学者参与，另有几千名其他协作者。[118]1772年二月，乾隆帝诏令各省督抚于管辖地内搜集珍稀的书籍送至京城，也请藏书家进献所藏书籍。纂修由此开始，并于次年三月成立由学者组成的委员会。22年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汇编成书，对10250余种作品分别撰有提要。其中，3593种作品重新刊印，刊本共332卷。这项工程当然有其弊病，清廷于18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执行审查举措，其间，禁毁了2400种著作，抽毁窜改者几百种。[119]所以，这项工程不只是清朝推动学术和书籍业的最好的范例之一，借此也可窥见当时仍非常不自由的思想环境。

如《四库全书》和录存名目这样的工程有着古老的传统，秦始皇和多数中国的统治者都是这种传统的承袭者。他们总想保持对思想界，特别是对印行文字的控制。同样处在这种传统中的还有刘向、刘歆对经典的校订和阐述，以及王尧臣（1003—1058）等编辑、于1041年刊行的《崇文总目》，书名出自开封宫廷藏书处崇文院。1126年，崇文院因女真人的进犯而几乎全部被毁，后于南宋临安尝试重建，其结果体现在1177年至1178年间刊行但已亡佚的《中兴馆阁书目》中。由这些国家工程也可以看出，拥有卷帙浩繁的藏书和最著名的画作是各朝各代合法性的根本构成部分。这种对中国文化有着深远影响的传统自汉代起，一直延续至20世纪。

当然，文学也总让这些学者得以放松，并减轻了他们思想上的负担。许多因纂修而得到提拔的学者在闲暇时以多种方式进行写作。有些撰写笔记，比如《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有《阅微草堂笔记》传世，它是《夷坚志》后内容最丰富的志怪故事集。[120]对教育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的还有提督学政，任职者中不乏响亮的名字，最知名的代表估计是毕沅（1730—1797）和阮元。宋以来，致力于培养和宣传新儒家道德的书院与国家教育机构间总是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宋明书院的目的主要在于培育有魄力的品行端正的政治领袖，因此，道德教育及经史之学处于中心地位。明末，书院数量显著增加，它们不再只是教育和思想讨论的场所，也为政治党派的形成提供了环境。当时最重要的以实现政治目的为主的社团是东林书院[121]和复社。

清政府虽竭力阻止或禁止政治结社，但还是有许多学者结成文社。比如，顾炎武[122]曾参加于1650年成立的惊隐诗社，其成员创作的关于明朝的文章遭到政府追究，诗社不久遂陷于困境。其他社团还有阎修龄（1617—1687）为培养其子而创立的望社，以及黄宗羲与万斯大（1633—1683）、万斯同（1638—1702）创办的讲经会，其研究包括《尚书》真伪的问题，这是清代经学讨论中最流行的问题之一。

清政府一开始对书院和结社充满怀疑。1652年起，清政府曾在短时间内禁止创立书院。但为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清政府在1713年至1715年间颁布法令，准许开办义学。1733年，雍正帝最终准许创办由国家控制的书院。在这些新的以应举为目的的书院中，学生主要练习的是八股文。作为对这种死板方式的反应，18世纪后半叶出现了专门以研究经史为目的的书院。

17世纪和18世纪的散文

我们有关明代文学的知识也几乎都来自清初这些学者的著述，比如黄宗羲编的今存482卷的《明文海》。除了如归庄（1613—1673）、顾炎武、因孔尚任《桃花扇》中的角色而闻名的侯方域（1618—1655）、邵长蘅（1637—1704）和全祖望（1705—1755）等奉行的古文，在清初，骈体文也得到复兴，代表包括尤侗（1618—1704）、陈维崧（1625—1682）和毛奇龄（1623—1716）。但这些作者中的多数只摹仿古代楷模，所以他们被称为六朝派或晚唐派。只有袁枚是个例外，他用骈体文写成的那些文章独具个性。

影响18世纪散文的主要是桐城派，其主要代表方苞（1668—1749）、刘大櫆（1698—1779）和姚鼐（1732—1815）均来自桐城，并因此得名，这一派要求复归先秦两汉及唐宋的文风。桐城派的重要性不在于其成员所作的文章，而在于他们所编的文集，比如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但自18世纪末起，有些学者明确反对桐城派生硬拘谨的风格，其中包括经学家阮元以及来自杭州的诗人、学者龚自珍（1792—1841）。

清代真正有开创性的作品出自文言小说领域。这里要提及的主要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该书对文言有深远的影响；当然还有文白相间的长篇小说，其中首先要提的是曹雪芹（1715—约1764）的《红楼梦》。白话小说在17世纪中叶已达到顶峰，文言小说此时也取得初步成就，但若暂不考虑个别的作品，比如1664年刊行的陈忱的《水浒后传》，长篇小说的时代实际尚未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