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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变革与告别旧的道路1850年以后 37 连载小说与公共领域的新形式（第2页）

20世纪初的女性先驱者之一是秋瑾。她是坚定的政治活动家，女权和行动主义运动的开路者，但她的诗文还是旧体。因为总要设法摆脱当局的跟踪，她习惯销毁自己的作品，所以传世的只有诗130首，文13篇，以及弹词《精卫石》残本6回。[16]

世纪之交的这位女权斗士后由于在浙江筹备起义，失败而遭处决，所以常被称为革命烈士。[17]先前她与丈夫迁居北京后，深受来自日本的新闻的影响，最后放弃家庭，争取离婚，并前往日本留学。在日本，她成为革命者和通俗文学的维护者。她不只主张在文学中使用白话，1906年由日本回国后，她还在当时进步女性文化的中心上海创办了提倡男女平权并宣传爱国思想的女性杂志《中国女报》，为这本杂志，她开始写作《精卫石》。

谴责小说和为城市读者所作的通俗小说

清末的长篇小说已预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端倪。[18]比之过往几个世纪，此时的长篇小说变短了，不是联缀成篇，角色繁复，而是有一条情节主线贯穿故事，并在故事中突出行为者的心理活动和社会背景。欧洲文学在中国既盛，新发展遂起，小说家们开始采用西方的文学题材和形式。此外，中国本土的文学传统仍然活跃，部分以变化了的形式继续发挥作用，有些作者甚至有意识地采用旧的形式。

因而，在思想与文学寻找新方向的过程中，有些受欢迎的题材被保留下来，比如1879年初刊印，后经多次加工的长篇小说《三侠五义》，小说以公正的法官包拯为中心。这本小说源于说书家石玉昆，他以独特的方式弹唱，与满族演唱者相近，并创立了石派书。石玉昆演说包拯的有些早期记录，可以显示出封建时代晚期城市中的说书者与以散文写成的长篇小说之间的密切关系。[19]《三侠五义》代表了一种封建时代晚期的民间文学形式，处于这种传统中的还有长篇小说《彭公案》，这一形式不久开始受到西方侦探小说的影响。

除此之外，还有承袭《水浒传》传统的侠义小说，承袭才子佳人小说传统的作品，例如满洲旗人文康所作的《儿女英雄传》（初印行于1878年，凡41回）[20]，以及狭邪小说，比如《海上花列传》，其作者明确指出，全书笔法“脱化”于《儒林外史》。这些长篇小说中的许多内容都经过改编，有时改动尤甚，因为它们几乎总是从特定的意识形态出发，这些立场又总要相互适应。旧的长篇小说也以各种形式，经历了这样的加工。

晚清小说基本可分为“社会批评”和“多愁善感”两类。社会批评类小说因袭《儒林外史》创立的传统，《儒林外史》特有的讽刺笔调在这里变成了对时弊的尖锐批评，比如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21]此书的前45回自1903年起便在日本横滨发行的《新小说》上连载。这本杂志在1905年停刊后，作者将此45回与另30回作为单行本，分为5卷在上海刊行。1909年，第76回至第87回刊行。作者去世后，又刊出第88回至第108回。该书内容为自号“九死一生”者的记述，这本回忆录采用了自叙体，是中国最早的自叙体小说，楔子写男子在上海偶得一手抄本子，后寄给在日本发行的《新小说》刊印。吴沃尧的小说写的是19世纪最后20年，记载了当时中国的世情。

吴沃尧是名多产的作家，作品还有公案小说《九命奇冤》（1904年1905年）和长篇小说《恨海》（1905年），后者虽不怎么知名，但颇可观。故事以庚子国变为背景，情节主要围绕两对由父母定下婚约的情侣。这两对情侣因战乱而失散，再次相见时，却发现彼此不再合适做夫妻。一对情侣中的未婚妻已沦为妓女，一对情侣中的未婚夫拐了人家的钱财，吃上了鸦片烟。类似的与才子佳人小说相仿的定式，也可见于吴沃尧的长篇小说《劫余灰》。

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对时世甚至表现出了厌恶之情。[22]此书于1901年至1906年间为连载所作，共60回，以对比强烈的色调描写了中国官场的极度腐败，反映了作者对时世悲观阴暗的看法，这种看法有时被认为与他的痨病有关。具有这种悲观色彩的还有他的长篇小说《文明小说》。[23]此书部分以“戊戌变法”为背景，其他部分取材于当时的文学作品。

清末最著名的长篇小说无疑是刘鹗的《老残游记》，该书于1903年至1907年间首先以匿名连载的形式刊行。[24]书中旅客老残的形象背后估计是作者自己。老残的梦中呈现出了中国的现状，这种状况被比作残局或是一艘行将沉没的船。《老残游记》之所以名于世，不只在于对当时特别是山东地区的人文与景色的出色描写，也在于该书对旧的主题和素材的加工。

当时文人的绝望与失望的情绪常在小说名字中体现出来，比如《痛史》《恨海》《劫余灰》《苦社会》。《苦社会》为长篇小说，1905年刊行，无撰者名。许多作者在自己的号或笔名中也表达了这种悲观的情绪，比如《孽海花》的作者曾朴（1872—1935），笔名东亚病夫。[25]此书前六回原为金松岑（1874—1947）作，于1903年至1904年间刊印。短暂的合作后，金松岑将这本书的写作计划交予曾朴，后者于1904年续写20回。之后几年间，又作了若干增补。在1927年至1930年间，曾朴还对全书做过修订和补充。小说写晚清官场的状态，以金雯青与他新纳的妾为线索，将金雯青的悲剧与对晚清时世的讽刺相结合。第一回写奴乐岛，其居民长久不知自己的处境，终日醉生梦死，歌舞升平，直至某日发现自己生活的岛正在沉向海中。

使用外来语和述及中国几乎未知的事与书，也是当时的新风尚，比如《官场现形记》中谈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在曾朴的《孽海花》中，甚至还有傅兰雅（JohhomasWade）、一名俄国的虚无主义者以及德国元帅瓦德西（AlfredGrafvonWaldersee）等角色出场，瓦德西在八国联军为镇压义和团起义进行的“惩罚性远征”中表现尤为突出。故事的场景不再只发生在中国，而是也发生在欧洲。国际事件和中西往来中的现成题材虽进入晚清小说中，但这些小说并非要模仿欧洲小说的形式，尽管其中偶尔可见后者的某些影响。相反，晚清小说只是采用欧洲小说中的人物，比如柯南·道尔（ArthurDoyle）笔下的福尔摩斯，他在许多侦探小说中成为受欢迎的形象。

广为世间所称的还有描述希冀状态的未来小说或具体的乌托邦小说，比如《痴人说梦记》，作者署名旅生，身份不详。书中描写的上海没有外国人，没有外国警察，相反有许多铁路和中式学堂。这样的理想还以梁启超这代维新者的思想为根据，但在世纪之交的政治舞台上，却已几乎为报刊作者悲观绝望的批评与讥讽所取代。这些作者当然清楚，他们的生存取决于读者的同情，而他们的读者恰好是来自商埠中的改良主义者，这些改良主义者以各种方式与外国人合作。

以市民视角写的揭露中国社会弊恶的小说也叫作谴责小说，此外，还有可被称为革命小说的作品。这些作品的作者通常是在政治上活跃的知识分子，出身于社会中下层，部分在日本生活。这类小说最知名的代表是陈天华（1875—1905）初登载于《民报》的长篇小说《狮子吼》（1905年）。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自由结婚》（1903年），其作者张肇桐除该作外便鲜为世人所知，以及《洗耻记》（1903年）。

多愁善感类小说基本承袭的是《红楼梦》的传统，但它们常与自17世纪迄19世纪中叶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有更多相似之处。此类小说的代表有《六才子》《花月痕》。这些小说多写狭邪妓家，如是者还有《海上繁花梦》以及张春帆撰的《九尾龟》，可以说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先驱。要归在其中的，还有已提过的可视为此类小说中压卷之作的《海上花列传》，小说描写了上海的风月场，1892年连载刊行，1894年出单行本，作者韩邦庆（1856—1894）也以短篇小说名世。[26]

鸳鸯蝴蝶派[27]的叫法可溯至此类小说中最为世所艳称的《玉梨魂》。该书由徐枕亚（1889—1937）所撰，于1912年刊行，作者依照旧传统，用成双成对的蝴蝶和鸳鸯来比拟相爱者的诗充塞书中。[28]这一叫法初为表示轻蔑的称呼，后被用来指1910年至约1930年间刊印的逾2000种小说以及113种杂志和49种报纸。这种文学样式也称“礼拜六小说”，因为它们完全是为打发时间所作。徐枕亚的《玉梨魂》刊行后不久，尤其引起了年轻读者的热烈讨论，他们对这类爱情故事的兴趣遂盛。徐枕亚与其他有相似作品的作者同样使用骈俪的文体，他与这些作者交游，共同成立社团。其成员包括《泪珠缘》的作者陈蝶仙和《美人福》的作者李定夷。

《玉梨魂》写的是家贫的天才书生何梦霞，在远房亲戚崔翁家里任家庭教师，家中除崔翁16岁的女儿外，还有守寡的年轻儿媳和孙子。何梦霞与两名女子间都产生了男女之情，而两名女子以死告终。何梦霞遂东渡日本，学习新思想，发挥自己的天分。他始终认为，为了爱情，自己也要付出牺牲。1911年的武昌起义最终导致清朝灭亡并促成民国建立，这给了他机会。在战斗的最前线，他为爱情与共和献出了生命，自己的情诗紧贴在胸口。这类关于三角关系的题材当时极受欢迎，已经以不同形式见于旧小说中，比如《玉娇梨》，也见于当时的小说中，比如曾朴的《孽海花》和苏曼殊的《碎簪记》。

这本小说的成功为徐枕亚带来的却不全是欢乐，因为出版社拒绝将收益分给他。为重复这本小说的成功，自己也挣到钱，徐枕亚又作《雪鸿泪史》。这部于1915年2月完成的作品是中国最早的日记体小说。故事与《玉梨魂》相同，形式却是日记体，每个月为一章。作者在小说的例言中称，是书主旨在矫正前作之误。特别是，作者详细叙述书中人物的家庭背景，所以此书多被怀疑是自传题材。

消遣文学中当然有时尚。在第二个10年里，首先是哀伤的爱情故事风行，内容几乎总是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的对立，和更普遍的旧的社会秩序中的冲突。几年后，在军阀袁世凯（1859—1916）的统治下，民国成立所引起的兴奋被清醒所取代，谴责讽刺类小说随之复炽。这些“社会小说”中最知名的是李涵秋的《广陵潮》。广为世人所喜的还有侦探小说，其最著名者是程小青创作的系列作品，以及各式黑幕小说，这些小说有时是委托之作，为的是攻击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对手，或只是为了丑诋私敌。不出意料的是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党北伐时期武侠小说的盛行，其中有些当然作于这之前，比如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儿女之情、社会批评、战争纪实，所有这些成分都融合在张恨水（1895—1967）的《啼笑因缘》中，此书初于1929年至1930年间连载，当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小说中读者最多的。[29]

《啼笑因缘》的主人公是19岁的学生樊家树，他从杭州来北京投考大学。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逛天桥时遇见练把式的老者，并一见如故（此形象让作者有机会证明其武侠小说方面的才能）。后来，他又结识了穷苦的卖唱姑娘，心生爱慕。可是亲戚欲撮合他与官家小姐何丽娜成亲，这让这位年轻的有前途的考生面临选择：一面是这位有主见、受过教育，受西方影响、作风却不招待见的，几乎完全非中式的女子；一面是这位柔弱的、没受过教育的，完全未受西方影响的卖唱女子。主人公与这两位年轻女子的关系始终不理想，老者的女儿秀姑却是合适的对象，只是不如其他两名女子漂亮。

读者显然不满小说的结尾，要求有个了结。张恨水在“作者《作完〈啼笑因缘〉后的说话》对读者一个总答复”中为小说的收场作了辩护。他再次指出开放式结尾的合理性，指出必须相信读者具有相应的想象力，能忍受这种不圆满。在读者的再次要求之下，又因为已有其他作者发表了小说的结局，有的甚至托张恨水之名，最后，张恨水还是决定自己写续书。但自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1932年进攻上海后，中国的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以，作者决定以抗日作为《啼笑因缘》续书的主题。

一如清末以来难读的社会批评类小说逐渐沦为黑幕小说，多愁善感类的故事也以通俗小说的形式传播最广。这类小说中最受欢迎的作品的读者只在上海便可达百万之多，面向更广泛的读者，符合社会中层和普通百姓的口味的真正的通俗文学，既不是梁启超鼓吹的社会批评文学，也不是五四运动中改革者主张的文学，而是鸳鸯蝴蝶派的文学。

这些通俗小说让读者有机会逃离现实，来到梦幻世界，但这些小说也反映了当时的问题。比如，20世纪最初10年里，自由选择结婚对象成为小说的主题，在随后的20年里，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动**和不安局势体现在了小说当中。但是，19世纪末文学改革者提倡的将教育与娱乐相结合的宗旨业已瓦解，成了根本上保守的逃避现实的态度。1904年至1907年间写成的《老残游记》中，孤独的主人公面对黄河冰岸上雪月交辉的景致，因自己国家的命运潸然泪下，泪结成冰，但在接下来的10年里，城市里来自社会中层的读者就只为因爱情受折磨的鸳鸯落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