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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西学东渐与寻找新的形式（第1页）

38。西学东渐与寻找新的形式

来自西方的推动

19世纪末，西方的思想、观念及文学经不同路径来到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有的人由此获得了新的启发，有的甚至为西方范式而欢呼。王韬（1828—1897）是最早在中国传播西学的学者之一。王韬初任职于上海某书馆，其间帮助伦敦传道会的麦都思（WalterHe，1796—1857）将《圣经》译成汉语。此后，由于王韬曾与太平天国运动的代表有来往，被迫先于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寻求庇护，后于1862年10月逃往香港。在香港，他开始了与理雅各（JamesLegge，1815—1897）的长期合作，并将中国经典译成英语。译书的工作部分是在英国进行的。其间，他还有游记传世。1872年起，王韬帮助建设香港的报刊业，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30]

在外国，特别在日本、美国以及欧洲国家，年轻的中国留学生日益增多，他们详悉这些国家的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并结识这些作家本人，然后将这些经验带回中国。[31]由此，西方的影响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变化。比如，周树人（以笔名“鲁迅”广为世所知）和弟弟周作人[32]在日本时就曾翻译过一些俄国及东欧国家的作品，但这些译作几乎没有读者。年轻的知识分子特别苦于中国所处的社会和文化危机，欲以西方的范式寻求出路，创造新文学。他们期望与全世界的思想与文学交往，使中国觉醒，得到拯救。他们把在中国老百姓中传播通俗的语言及西方的理想看作是摆脱落后局面的手段。他们中的多数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复兴中国。

在谋求吸取欧美文学及其形式的有识者中，最著名的当数梁启超和王国维，他们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早期开路者。[33]“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受到了在日本时的所见所闻的影响，认为中国政治的变革要以创立政治文学为前提。1902年，他撰文讨论小说与政治的关系，其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梁启超的出发点是，读者“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就能在道德上获得教育，在政治上获得成长。小说还应当帮助读者扩充知识。梁启超将凡尔纳的《两年假期》（DeuxAnsdevaces）译成汉语，名《十五小豪杰》，1902年刊载在自己于横滨创办的杂志《新民丛报》上，其动机当亦如是。

在研究中国文学传统上，王国维另辟蹊径。与世纪之交的政治改革者相同，他也对西方思想持开放态度，尽管他对康有为、谭嗣同这样的改革者是持批评态度的。王国维研究康德、尼采和叔本华的著作，尝试以这些研究中得到的知识为基础，对中国文学传统作出新的评价。[34]其1904年夏刊行的论文《红楼梦评论》引起了广泛关注。[35]同样重要的是王国维关于文学之“隔”与“不隔”的论述，以及他对词的研究，后者于格言体《人间词话》（1910年）[36]中达到顶峰。其中以“境界”或“境”的概念为中心，此概念可译成“经验领域”或“意识状态”，要表达的是叔本华的“理念”的概念。“境界”的概念几乎无法以外语表达其义，往往只能是勉强为之，在王国维的论述中，这一概念反复出现。比如《人间词话》第一则：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37]

王国维区分“造境”与“写境”，将此区别等同于理想与写实的区别，但两者实际上颇难分别。此外，他认为，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

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38]

王国维把“境界”当作术语来用，这点可见于他对《沧浪诗话》的评论。[39]

王国维研究中国戏曲史五年，著有《宋元戏曲考》（成于1912年），该书也许不是最为重要，但实际上却比《人间词话》的影响还大。较少受关注的是他对《红楼梦》的研究，他批评了以往学者将书中人物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比附的种种尝试。尽管如此，恰恰是对这本特别为封建时代晚期的精英所称艳的小说的研究，使得旧士大夫垂死的精神又活了过来。王国维把此书视为对普遍与持久的表达，而不只是对具体的过去的再现，《红楼梦》如此，总体上的文学亦是如此，文学的尝试是要达到某种根本上的新境界。欲达此目的，20世纪初的观点是先要废除科举。1905年，科举被废除，这直接改变了文人与旧文学传统的关系，[40]同时也为教育事业的发展与革新创造了条件，西方教育的内容得到更多的重视。

当时中国译者中最著名的是林纾（1852—1924）。他从未去过外国，也不通晓外语，其译作却广为世人所称道。迄清末，其译作有60种刊印，他去世时，增至约180种。林纾的成功主要在于他作为古文家的笔力。与中国中古时期翻译佛经常用的方法相仿，林纾先使通晓外语者将作品口译给他听。他自己显然有一种特别的才能，能够捕捉到作品的情调与性格，然后用汉语表达出来。由于谙熟司马迁和韩愈的古文，林纾形成了对文学格调的敏锐判断。此外，他以中国的范式来衡量西方的作品，比如，他将狄更斯的技巧与司马迁、韩愈的技巧相比。林纾尤其擅长把握当时的品位，把相应的译作发表在新创办的文学杂志上，这些译作包括写情和批评类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也包括侦探小说和惊险小说。

林纾虽然完全处在传统中国教育的影响下，但其译作首次把西方文学介绍给了将承担中国走向现代之重任的后辈。他译介的作家包括塞万提斯、笛福、狄更斯、司各特、欧文、哈葛德和荷马等。其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小仲马著）尤为世人所称道。

西方诗人拜伦成为中国人崇拜的对象，这要归功于苏曼殊。苏曼殊也有自己的作品问世，其自传小说《断鸿零雁记》（1912年）广为世人所知。[41]他译的拜伦的部分作品，特别是《哀希腊》，于1909年刊行，使拜伦成为当时中国最受推崇的诗人之一。同时，苏曼殊有时着僧衣，以“曼殊法师”的身份留影，其作品在1927年也悉已刊行，所以，他自己也为同辈所称扬。一如对拜伦的崇拜，之后数年，在对欧洲作家的推崇中，作家的生平与人格的地位将重于其文学作品。五四运动时，这种由苏曼殊创立的将作者人格风格化的传统，由徐志摩、郁达夫等创造社成员所继承。这些作家将自己等同于某位西方作家，以实现自我的扩张，比如，郁达夫自比同时代英国流行作家道生（ErDowson），郭沫若（原名郭开贞）自比雪莱和歌德（其译的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一时导致北京大学生中自杀者纷起），蒋光慈自比拜伦，徐志摩自比哈代和泰戈尔（1861—1941），剧作家田汉视自己为新的易卜生，王独清（1898—1940）视自己为第二个雨果。要想在当时的文社中占有地位，就必须能说出自己的榜样和精神之父。拜伦、雪莱、济慈、歌德、罗曼·罗兰、托尔斯泰、易卜生、雨果、卢梭的名字是最常用的，也就是说，这些榜样多数是浪漫主义者。除此以外，尼采、哈代、莫泊桑、屠格涅夫等也受到推崇。但有用的不只是名字，标签也是，主要是各种主义，比如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一如在政治领域，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以及民主与科学也成了文学世界的通行货币。

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当时充斥着对西方范式的狂热追求，新近来到中国的文学理论成了指向。百余家文社成立，均作出自己的文学纲领。在20世纪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十年里，译自西方语言之作不知凡几，在很长时间内，法语译作数量最多，俄语和英语译作次之。但作品和作者的影响无法只依据译作的多少来评价，因为有些作者，比如哈葛德、高尔斯华绥或豪普特曼，其作品虽多被译成汉语，却仍不怎么知名。其他作者，比如拜伦、雪莱、济慈甚至于小仲马，其作品译成汉语者虽不多，却几乎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42]

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

翻译得最多的是19世纪的作品，这些作品大体可分成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类。但西方经典作品也在考虑范围内，比如亚里士多德、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如此选择的一种原因在于，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一如所有其他领域，文学领域也有发展方向和时代相继，古典主义之后是浪漫主义，之后是现实主义，之后又是自然主义，最后是新浪漫主义。中国文学的发展也要经厉同样的过程。当时多数人的观点是，传统文学停留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当以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继之。这当然造成相当多的误解，以至于要归在现实主义的作者被当作是浪漫主义的作者。总体来说，许多作者给自己的标签不可不说是混乱的，比如，有些作者同时称自己是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和人文主义的，剧作家田汉甚至将浪漫主义与自由、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等同。清末民初的年轻知识分子当然对文学理论没有太大兴趣，他们只把文学及其变化看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状况的手段。所以，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现实主义文学与巴尔扎克或福楼拜其实少有共同之处。

沈雁冰（1896—1981）1922年（此时已用笔名茅盾）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43]，介绍自然主义的概念。他反对左拉的纯粹客观，主张有主观色彩的自然主义。茅盾在此文中反对鸳鸯蝴蝶派的文学主张，他认为自然主义虽也表现丑恶和悲观，但文学要超越此阶段。[44]他自己要求的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约10年后才在其长篇小说《子夜》中实现。当时，20世纪20年代的主观主义几乎已完全被丢弃，取而代之的是社会和政治的方向。这种社会现实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十年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要求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前身。

按流行的时期划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之后应当是象征主义或新浪漫主义。这两种名字，多数作者对其意义缺少思考，几乎只作为口号在流传，因为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状况，这两种方向并未付诸实践，只有少数拒绝政治的、聚集于《现代》周围的作家转投这两种方向。于此两种方向，他们也只是透过厨川白村（1880—1923）的作品，有了一些相互矛盾的认识。对两者的思考其实是20世纪30年代初才开始的，当时始有翻译波德莱尔《恶之花》的尝试。

比如，郁达夫将新浪漫主义分为两种方向：一方面是新英雄主义的和新理想主义的方向，代表作家有罗曼·罗兰、巴比塞和阿纳托尔·法朗士；一方面是呈比较否定的态度的，忠实于波德莱尔和魏尔伦的颓废虚无主义和道德无政府主义的方向。尽管郁达夫称赞英雄主义的方向，但在他自己的作品当中，他还是更倾向于后一种方向。在他早期的小说当中，西方文学的影响体现得尤为明显。比如，他自称1912年刊行的小说《银灰色的死》的创作是受到了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一夜之宿》（ALht）的启发。

与其同时代的多数作者不同，鲁迅对文学技巧尤其感兴趣。他不喜欢以现实主义名世的西方作家，而是更欣赏果戈理（其首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名字即取自果戈理）、莱蒙托夫、显克维奇、裴多菲、安德烈耶夫、阿尔志跋绥夫和迦尔洵。[45]而在俄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影响下，鲁迅的作品表现出了明显的象征主义特征，比如作于1924年至1926年间的散文诗集《野草》，当是鲁迅作品中最难被读懂的，能完全理解者极少。这部散文集也标志着鲁迅文学发展的终点，1927年后，鲁迅只专心于杂文，主要为左翼阵营写作。

对西方文学和理论的讨论虽主要在散文领域，但部分也涉及诗歌，这点可见之于郭沫若早期的诗歌。他受到了意象主义者（主要是惠特曼）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徐志摩由英国返回中国后主编《诗刊》起，才日渐加深。[46]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特别在共产主义者中出现了反对文学欧化的声音，他们把外国的文学看作不好的，而想以中国民间传统为依据。瞿秋白（1899—1935）是这种本土方向的主要代表。

五四文学

五四文学多指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文学，之后是延安时期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时期。[47]但合理的是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文学分成五四文学（至1927年）和30年代文学（1927年至1937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因为在第二个时期里，艺术上最为成熟的作品诞生了，五四运动带来的那种欢欣鼓舞的、有时也被称为浪漫的气氛，被某种更清醒的、普遍来看更强大的政治和社会意识所替代。

在1919年之前的几年，文学革命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已经开始。长久以来，文学领域虽存在革新的努力，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学是1917年才出现的。这种文学在所有方面都有意识地区别于旧的传统，之所以被认为是现代文学，是因为这些作品的语言，也因为这些作品采用的形式和内容。白话的使用不只将为民众打开通往文学的路径，最初也最明确地由胡适提出的文学革命要求，实际上也只为某种活的文学创造了条件。创刊于1915年，由陈独秀（1879—1942，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主编的《青年杂志》成为这场新运动的喉舌。[48]《青年杂志》不久改名为《新青年》，同时印了法语名“LaJeunesse”（意为“青年”）。其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刊登了当时在美国学习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该文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

这篇文章在发表前，就在留美学生中引起过讨论。1915年末，陈独秀已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49]，文章得出结论，认为只有达到现实主义，中国文学才会取得进步。1916年，胡适在致陈独秀的信中提出“八事”，此八事之提出至少部分受到了当时艾米·洛威尔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的意象派六原则的启发。[50]

一曰，不用典。

二曰，务去陈套语。

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

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

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

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七曰，不模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

八曰，须言之有物。

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51]

此后于陈独秀与胡适书信往来中产生出《文学改良刍议》开篇所陈八事，显然是据此八事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