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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西学东渐与寻找新的形式（第2页）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模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52]

陈独秀随即在紧接着的第6号中撰文声援，名为《文学革命论》[53]，如此产生的运动将切实改变中国的文学。当时的目标是以活的语言写活的文学，《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已刊有胡适用白话所作的八首诗。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在几首诗之后，刊登了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54]这是鲁迅很久以来再次公开发表作品。之后的几年里，他成为新文学最著名的代表。此号还登载了胡适的《论短篇小说》，该体裁自此将统治中国文学，鲁迅是其主要的共同创立者。

话剧的开端

文学革新过程中，舞台上发生了前所未有之事。中国的舞台表演传统悠久且多样，可追溯至唐及以前，在元杂剧中达到顶峰，但以说白为主的表现形式是在西方的影响下才产生的。[55]来自西方的挑战也在传统戏曲实践中引起了改革的尝试。比如在1898年，京剧演员兼剧作家汪笑侬（1858—1918）搬演戏曲，演员作西式打扮，此举造成了轰动，几天后，演出遂被禁止。但改良传统京戏的尝试并未因此停止，1900年至1920年间又出现了新的尝试，西方戏剧被介绍给中国观众，新的成分也被引进传统戏曲中。

1906年，演员兼剧作家汪优游（1888—1937）组织开明演剧会，提倡政治和社会改革。这些最初的尝试还无法真正脱离传统戏曲的范式，但这些新作品包含更多对白，演员穿着西式服装。对传统戏剧有所创造和发展的是著名戏曲演员梅兰芳（1894—1961）。梁启超尝试以明代传奇的形式将当代的问题搬上舞台，在未完成的传奇剧本《新罗马》中，他想以意大利建国为例，借加里波第、马志尼和加富尔的形象，表明文明古国也能在有才干者领导下完成革新。致力于以戏剧为手段，促进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中的变化而最持之以恒者，是1912年在西安成立的易俗社。在之后的几年里，该社演出几百种剧作，以宣扬社会改革。

中国戏曲的革新自然在话剧（中国此前尚未有过话剧）这种形式中，特别是在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中得以实现。中国的话剧事业始于在日本观看过西方戏剧演出的演员。1906年，李叔同于东京组建春柳社。春柳社对于实践这种新形式最为重要，其最成功的演出包括《黑奴吁天录》（1901年，改编自林纾译斯托夫人所著同名小说）和《茶花女》（改编自林纾译小仲马所著同名小说）。不只是国外的题材被采用，中国的成功小说也被改编成剧本，比如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

春柳社多数成员于接下来的几年中陆续回国，在国内继续他们的工作。1910年左右，一班演员于上海创办新舞台，旨在打破旧戏曲的形式，代之以新的戏剧结构。但他们仍使用许多传统戏曲中的成分，以至于产生出某种特殊的混合形式。

清末所有戏剧活动的主旨都是政治的，旨在推翻满族统治或改革政治体制。清朝灭亡后，上海仍是话剧的中心，话剧被称为“文明戏”，即“西方戏剧”，或被简单称为“新剧”。上海产生了最多的戏曲和演员团体，于娱乐之外，他们也关心在其看来亟待解决的时代问题，比如，传统家庭制度的改革以及女性的地位。

因为，至少多数人认为，旧的形式必将与旧的体制和旧的社会共同灭亡。这样的看法或相似的看法由许多主张文学和文化革新的战士提出，比如周作人和傅斯年（1896—1950）。[56]在文学讨论中，有特殊意义的一种观点认为在传统戏曲中只有圆满的结局，缺少如西方传统中的悲剧。这一观点虽不完全准确，但就两方面而言是有道理的。胡适所言“团圆迷信”，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观众希望看到好的结局，另一方面则主要在于中国传统观念中戏曲的仪式性质，在舞台上，秩序最终得以在一片混乱中被重新建立。传统戏曲不是要反映生活，也不是要观众在观看过程中经历内在净化，从而改过自新，而是要通过舞台上的秩序重建肯定现行的道德准则。

将悲剧介绍到中国的有识者，旨在创造新的人和新的社会。比如，剧作家熊佛西（1900—1965）就说：

是不是全国充满了冷气，阴气，霉气，一言以蔽之，乌烟瘴气？假如我们希望……一件能任人生出敬畏之感的事物在中国发现，那么我们就应该急起直追，赶快起来提倡悲剧的艺术！全国伟大的诗人与艺术家啊，你们这会儿躲在哪里？你们生在今日的中国社会里不觉得冷吗？不觉得黑暗吗？果尔，你们为什么不起来燃点火焰？[57]

但文学革命之初的极端立场不久又趋于和缓。在1924年，周作人便承认，未来合适的戏剧形式将有三种，即为少数有艺术趣味的人而设的纯粹新剧，为少数研究家而设的纯粹旧剧，以及为大多数观众而设的改良旧剧。

有关戏剧和舞台艺术改革的讨论所使用的论据比如要考虑中国所处的发展时期，也见于其他文学讨论中。戏剧领域也争论这样的问题，即中国可否直接将西方戏剧拿来，这样是否等同于放弃了自己的身份。由于没有合适的作品，当时的文人将希望暂时寄于翻译外国剧作上。在所有西方剧作家中，易卜生在五四运动之初影响最大。1918年，《新青年》出易卜生专号，刊载罗家伦（1897—1969）与胡适合译的《娜拉》以及《国民之敌》，胡适作《易卜生主义》为此专号的引子。[58]其“易卜生主义”指的是写实主义，也讨论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地位，但一般也指那些有唤醒作用的戏剧。易卜生被认为是进步、自由、平等、美的和兼爱的作家，吸引胡适的是易卜生的社会思想，不是他的戏剧形式。

但不久也出现了批评五四运动中的文学革命的声音。20世纪30年代初，对于白话文学的态度不再如1919年那般热烈。许多文学批评家，尤其是瞿秋白，认为这种文学只面向资产阶级，他们转而要求面向民众的大众语。的确，胡适所谓白话指的不是俚俗的语言，而是指已在明末的长篇小说中使用过的语言。

文学结社、文学讨论和文学批评

在中国，对文学感兴趣的知识分子往往会结成组织，这种传统在封建统治结束后仍旧延续着。五四运动后，这种组织获得了新意义，因为它们也以出版物的形式宣传特定的文学主张及相应的政治目标。文学理论的讨论因胡适最初在《新青年》上提出的白话文学的要求而有了新发展。认为应以这种作为“文化革命”而为世人所知的运动来看待所有后来的文学讨论。[59]

胡适把语言看作衡量任何文学的价值的根本标准。因为在他看来，活文学只能在活语言中产生，用死的语言无法创作出有价值的文学，所以他提倡采用白话作为文学语言。实际上，他的文学观在中国的文学理论中总是处在中心地位，即文学的功用是表达思想和感情。

为什么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呢？这都是由于文学的性质。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传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却须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因此我说，“死文言决不能产生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作国语的文学。[60]

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这样的看法并不是革命性的；但根据激动的语气和不断的重复，可以大概知道改革者所面对的困难和阻力有多大。

有一种说法特别有分量：中国文学中所有重要的作品向来是用白话或接近于白话的语言写的，有据可查的白话文学传统可追溯至宋代。一如当时其他的作家和文学史家，胡适援用这种传统，肯定也是为了支持他的关于白话文学创新力的论点。这样，在文学史领域，他成了最初尝试对白话文学作出概论的学者之一。他的努力结果见于1928年在上海刊行的《白话文学史》。[61]

但胡适的论述中真正新的，给以后文学发展指出方向的，是对新内容的要求，他这样说：

推广材料的区域。官场、妓院与龌龊社会三个领域，决不够采用。即如今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在文学上占一位置。并且今日新旧文明相接触，一切家庭惨变，婚姻苦痛，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合，……种种问题，都可供文学的材料。[62]

在胡适这里，新的内容只占据次要的地位，白话文学却占有中心地位。而在其他文学家那里，这种关系将反过来。

陈独秀已不再是主要以文学形式为对象，他把文学革命看作改变社会状况的手段。1917年，他在《文学革命论》中要求：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63]

提出这种要求，他的理由是：

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几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此三种文学公同之缺点也。[64]

五四运动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团结是空前的，多数人相信中国需要彻底的文化革新。关于革命途径的看法却大相径庭，以至于不久后便在知识分子和文人中产生了分歧。[65]其中有两种最重要的方向，一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方向，[66]一是以陈独秀、李大钊（1889—1927）[67]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两者最后都离开了文学，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政治革命，自由主义者专注于自己民族的过去，以“整理国故”。

五四运动后，在多形成于杂志或出版社周围的百余家文社中，主要有三家体现出不同的文学趋向，即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一个主要由北京大学的教授组成的团体，该团体还主办杂志《现代评论》。在国共合作破裂后，作家们纷纷转向中国共产党。1930年起，中国共产党将这些作家组织在左翼作家联盟中。这些作家共同的目标是革除旧中国，创造新中国。

1920年12月4日（后来正式成立时间被定为1921年1月），包括周作人、沈雁冰（后来的茅盾）、郑振铎、耿济之、叶绍钧（1894—1988，又名叶圣陶）、许地山（1893—1941）和王统照（1897—1957）等在内的12人成立文学研究会，旨在发展新文学，整理旧文学，介绍西方文学。[68]

创立此研究会的一个起决定作用的条件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决定让茅盾主编此前几乎只登载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小说月报》。革新后的第一期于1921年刊行。[69]这本文学杂志名字虽作“小说月报”，却不只刊登小说，也刊登诗、译作和散文，并以短篇小说为主，这是新作家偏爱的表达方式。在最初的几年中，定期撰稿的作家只有12名左右。及至1928年，所有知名作家都为这本杂志写作，比如老舍、施蛰存、沈从文、巴金和丁玲，其中许多人因为在杂志上发表的作品才得以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