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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侏儒（第2页）

从社交角度来讲，罗斯福远比胡佛更合乎摩根的标准。莱芬韦尔在财政部工作时就认识罗斯福，那时他在海军部工作。莱芬韦尔兴奋地为摩根建富的维维安·史密斯列出罗斯福的名门身世。他提到罗斯福在格罗顿和哈佛受过教育，在哈得逊河成长，祖先是很早就移居纽约的荷兰移民，以及他曾就业于华尔街的卡特-莱迪亚德-米尔本公司——该公司曾在反托拉斯案件中为公司客户作辩护。他最后讽刺地说：“按照胡佛这个外国采矿工程师的标准，具有上述背景的这个人将危及美国各家公司企业。”（22）拉蒙特也认识罗斯福，他曾租用过罗斯福在东六十五街的房子。在宣誓就职前，他给罗斯福打了电话，并匆匆草就了几封给亲爱的“弗兰克”的信。

如果在政府交替的冬季预示了将来的良好关系，那么同时也有一些具有警告性的迹象。1932年夏末，莱芬韦尔和罗斯福交换过一次意见，这件小事预示着日后巨大的冲突。8月间，莱芬韦尔给“弗兰克”写了封信，嘲笑卡特·格拉斯正在努力推进的银行改革。在这封信里，他试图用一种具有同志情谊和一致看法的口吻说：“你和我都知道，我们不能用惩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头十年的恶棍——不论他们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的办法来解决目前的通货紧缩和萧条。我们也知道，在这些禁令和法规下，到头来谁也不会有多大发展。”（23）罗斯福不但没有迎合莱芬韦尔，反而对他大泼冷水：“我希望银行家能向我承认，在1927至1929年期间存在着严重的舞弊行为，并能看到银行家们现在全心全意地支持防止这种状况重演的措施。难道银行家们就看不到他们在这一进程中自身的利益吗？”（24）摩根财团看不到它在这一进程中的利益，这是摩根的悲剧。公众要求有人为了1929年发生的事道歉，银行家们不愿承担这个责任。莱芬韦尔告诉罗斯福：“银行家们实际上不能对1927到1929年间发生的事情负责，有责任的是政治家们；既然如此，为什么银行家要做虚假的认罪呢？”（25）然而，由于莱芬韦尔十分厌恶胡佛的关税、孤立主义和赔款政策，他还是十分乐意地投了罗斯福一票。

摩根银行为了给莱芬韦尔在财政部弄到一个位子而进行活动，这也被视为罗斯福金融政策是否健全的试金石。一切迹象都令人鼓舞，蒙塔古·诺曼告诉拉蒙特：“我要等着听到莱芬韦尔入选的消息后，才能愉快地休息。”（26）当卡特·格拉斯参议员被问及关于再次担任财政部长职务一事时，他说他将雇用两个摩根的人和过去的副手：莱芬韦尔和帕克·吉尔伯特。（27）沃尔特·李普曼也加入了这个“乐队”。但罗斯福向后退缩：“我们就是不能和23号绑在一起。”（28）这个缩写表露了一种对摩根银行不利的意向。尽管没有得到财政部的职位，莱芬韦尔仍继续是罗斯福所信任的朋友和顾问；由于他部分地支持政府，他又被华尔街看作“不肖之徒”。

打掉莱芬韦尔试探气球的可能是费迪南德·佩科拉——来自纽约的53岁的前地区检察官助理。佩科拉在1933年1月接管了参议院对华尔街的调查。他抽短粗的雪茄烟，总是衣袖高卷。具有顽强意志的佩科拉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在大约6个月的时间里，听证会陷于僵局。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态度非常微妙，不偏不倚，其实都是害怕两党大亨的名字在听证会上出现。他们联合起来，共同保持沉默。有佩科拉作律师，听证会获得了一种新的、无法抗拒的势头。这些听证会提供了一部股票市场崩溃的秘史，一个关于20世纪20年代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报告，并使一代银行家因此名声扫地。从那时起，银行家们就被称为“银行强盗”。

在罗斯福宣誓就职之前，佩科拉就已经将调查的注意力集中于国民城市银行，揭露了它的一些著名银行家的利欲熏心的面貌，特别是该银行的负责人查尔斯·米切尔——一个“黑色星期四”抢救队的成员。通过佩科拉，公众得到了对银行家们这样一种看法，就是他们在“保护公众”的幌子下算计公众。佩科拉揭露，摩根为了保持国民城市银行与谷物交易银行的合并而提供的1200万美元贷款，已经超过了摩根净资产的5%，使得银行蒙受了重大损失。同时还揭露，为了缓和国民城市银行在大崩溃中的损失，100个高级官员从一个特殊士气贷款基金会借了240万美元无息贷款，这笔贷款后来并未归还。

佩科拉还研究了国民城市银行的业务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国民城市银行的1900多个推销员将大量风险很大的拉丁美洲债券推销给大众。被揭示出的事实还有，就在向投资者兜售巴西、秘鲁、智利和古巴债券的同时，该银行已经有了有关这些国家问题的内部报告。就在银行的审查人员批评了其母公司银行的糖业贷款之后，该银行的证券分支机构把这笔贷款以证券的形式卖给了投资者。这是商业银行如何通过其证券分支机构将坏贷款塞出去的一个例子。佩科拉还举了宾夕法尼亚波茨维尔的埃德加·布朗作为例子，国民城市银行的推销员使他处于“一个面对维也纳、德国、秘鲁、智利、莱茵河流域、匈牙利和爱尔兰政府债券的令人迷惑的境地”。（29）

另一个所谓的“黑色星期四”“英雄”是大通银行的艾伯特·威金。威金是一个玩扑克的教士的儿子，在59个董事会中有席位，他被揭露是个专搞阴谋诡计的人。在1929年的6个星期里，他做大通银行股票的空头，赚了几百万美元，而支持这一投机活动的就是从大通银行本身借的800万美元贷款。为了锦上添花，威金还在加拿大建立了一个证券公司，以逃避联邦税。大通银行和国民城市银行的情况表明，在20世纪20年代，储蓄和投机之间的传统区别已不复存在，而这区别正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所试图恢复的。

佩科拉的发现掀起了“反对华尔街”的怒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罗斯福否决了对莱芬韦尔的任命。随着对听证会的关注，不论是在农场、办公室，还是在领汤的队列里或胡佛村中，人们开始确信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被人坑骗了。往日的一些“神”不过是一帮贪婪的小鬼。即使是华尔街的大部分人也对听证会的这种形势大为震惊。蒙大拿的伯顿·惠勒说：“恢复人们对银行信心的最好办法，是把这些欺诈的银行总裁从银行驱逐出去，用我们在奥·开彭不付所得税时的办法来对待他们。”连摩根的好朋友卡特·格拉斯也恶劣地开玩笑说：“我的州里有一个银行家试图与一个白种女人结婚，结果人们对他处以私刑。”（30）

当罗斯福在1933年3月4日就任总统之后，他打起了独立于华尔街的旗帜。就在那天上午，赫伯特·莱曼州长关闭了纽约的银行，理查德·惠特尼登上讲台宣布关闭证券交易所。金融大屠杀干得十分彻底，在1929年的25000多家银行中，7000家左右倒闭了。在这种金融毁灭的气氛中，冷酷无情的罗斯福把银行家们推向了审判台，他说：“货币兑换商们已经从我们文明圣殿的高座上逃走了，我们现在可以使这个圣殿复归于古老的真理。”（31）

拉蒙特给罗斯福打电话，就银行业的危机劝告他，敦促他避免采用激烈措施。这一建议不仅反映了他对市场机制的信心，也反映了他对政治权术的信心。J。P。摩根公司致电伦敦说：“看来我们颇不愿意考虑任何形式的联邦干预，因为这种干预一旦发生，将来便很难摆脱。”（32）罗斯福漠视拉蒙特提出的温和的补救措施，宣布了一个毫无例外的为期一周的银行假日。500多家银行就此再也没能重新开业。与一个银行紧急法案一道，这个强硬政策恢复了公众的信心，并且揭示了公众对紧急措施更易接受的态度。在整个新政期间，摩根财团不断重犯同一政治错误——一直宣传小改小革，而这些建议又总是被认为只是为其自身的利益考虑而未被采纳。摩根银行没能提供一套可供选择的改革方案，而只是用了恐吓策略。

尽管罗斯福一开始就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但是胡佛的暗淡政绩使得连摩根的银行家们也觉得有必要进行试验。杰克·摩根开始对罗斯福很欢迎，“当然，他的一些对策很可能是错的；但从总体上看，情况实在太糟糕，因此任何措施大概都不无好处。”（33）从1933年3月摩根档案中的通信可以看出，合伙人们对罗斯福的颂扬非常像其他受惊的美国人——他们也需要一个救星。他们不是已经看到自己的处方失败了吗？在罗斯福3月12日炉边谈话和银行重新营业之后，华尔街23号松了一口气，它向摩根建富通报说：“所有国民都十分钦佩罗斯福的作为，他在仅仅一周内所取得的成就实在不可思议，我们过去从来也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34）证券交易所行情大涨，在1933年价格上涨了54%。

然而摩根财团没能看到，像是天际边的一个小点，佩科拉听证会的风暴正向自己的方向逼近。在这个虚假的蜜月中，摩根财团干了一件著名的变节的事，它为罗斯福在4月份使美国脱离金本位一事而叫好。摩根希望这一措施可以导致美元贬值，提高商品价格，扭转致命的通货紧缩。若在平时，这是一个激进的措施；但在1933年，它并没有引起多大争议。重新回到绿背纸币（即没有贵金属支持的货币）和自由铸造银币的老路，农民和其他负债者使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年代的老的通货膨胀灵丹妙药重新复活。罗斯福受到一定的压力，必须采取一些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黄金正在大量外流，人们害怕这将减少货币基础，从而加重通货紧缩。

摩根财团为支持退出金本位出了不少主意。拉塞尔·莱芬韦尔与沃尔特·李普曼共进午餐，为他在一个报刊专栏撰文支持结束僵硬的金本位制度提供建议。莱芬韦尔认为有必要提高商品价格。他同时感到欧洲货币不断贬值，已经导致美元定值过高，对美国的出口不利。午饭后莱芬韦尔说：“沃尔特，你必须向人们解释为什么我们再也担负不起把自己束缚在金本位上的后果。在这之后，也许罗斯福就能够采取行动。我相信罗斯福也会同意这一点。”（35）李普曼让莱芬韦尔审阅那篇文章，并请他加强文章中的要害论点。

莱芬韦尔在新政派中具有大知识分子的形象。当罗斯福后来指责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说话腔调像莱芬韦尔时，摩根索反诘道：“我希望我有他一半的智慧。”（36）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一个更激进的智囊人物，注意到了莱芬韦尔在金本位问题上对罗斯福起的决定影响。“在广泛地与他认为热心公益的纽约相识们——摩根财团的拉塞尔·莱芬韦尔可能是其中最受信任的一个——磋商之后，他得出结论，黄金必须全部封存，必须禁止囤积和海运国外。”（37）就在李普曼的专栏见报的第二天，罗斯福公开主张结束使用黄金。通过一系列行政命令，他禁止黄金出口和囤积。众议院6月废除了关于证券发行的一个条款，这一条款规定支付必须使用金币。甚至连杰克·摩根也高兴地为这一举措喝彩。对那些仍然记得皮尔庞特·摩根在1895年是如何挽救金本位制，以及摩根银行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是如何将很多国家重新置于金本位制度下的人们来说，这些言论是惊人的，它们证明19世纪新古典经济学的太平世界已经被彻底颠覆。

很多金融家感到非常震惊，犹如国家的船舵被猛烈地扯掉。预算委员会主席刘易斯·道格拉斯拖长音调说：“这是西方文明的终结。”（38）伯纳德·巴鲁克对这突如其来的金融政策的改变同样感到惊恐：“这只能用盗贼的准则来辩护。可能国民们还没有认识这一点，但我想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比法国大革命更为激烈的革命。”（39）在欧洲，银行家们对之更感困惑，为什么美国在贸易顺差和有充裕的黄金储备情况下要使它的货币贬值。当听说蒙塔古·诺曼认为这一举措将会使全世界步入萧条时，罗斯福——他称诺曼为“粉色的老威士忌”——只是笑笑而已。黄金禁运表明，美国和英国都是为了国内目标而放弃了世界领导地位。世界在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战争中随波逐流，竞争性货币贬值是战斗的武器。

对受过老式经济学教育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摸不清方向的新世界。巴黎摩根公司的合伙人伯纳德·卡特告诉J。P。摩根的合伙人，有一个罗马尼亚银行家走进摩根在旺多姆广场的办公室，破口大骂：

世界上有三个金融大国，它们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在对我们说教，告诉我们合同是多么神圣。但一旦事到临头，它们都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自食其言，先是英国脱离了金本位，接着是法国拒绝偿还对美国的债务，现在则是美国脱离金本位。我想我们罗马尼亚人好歹不是这种骗子。（40）

到了夏天，罗斯福谴责金本位和其他“所谓的国际银行家偶像”，称赞管制的国家通货的新世界。（41）尽管就背景而言，罗斯福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和国际联盟的坚强后盾，但他为了国内经济复苏而牺牲了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领导地位。尽管比胡佛更具世界主义的倾向，但他对为英国融资还有一点余悸。正像莱芬韦尔建议的那样，他结束了英国的战债还款；但他不免认为英国银行家是一群狡猾的人，他们存心要骗美国佬。他解释说：“问题是，当你和一个英国人打交道时，他通常从交易中得到80%，而你只得到剩下的那部分。”（42）

因此，新政在早期从两个方面威胁着摩根财团。一方面，佩科拉听证会所揭露出来的问题可能导致政府对华尔街制订新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白宫对欧洲融资的立场预示着摩根财团在20世纪20年代的那种特殊的外交作用的终结。经过20世纪20年代与华盛顿的一段暧昧关系之后，摩根银行将遭受永远被流放的厄运。

那年春天，罗斯福催促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执行一个更广泛和彻底的任务，以调查“恶劣银行行为的所有影响”。这无异于颁发了一个全面调查华尔街的许可证。银行委员会于是转向私人银行家——按照佩科拉的定义，这是一些“自己制定规则而不受任何检查的人”。J。P。摩根首当其冲，指望美国最富有的银行家可以逍遥法外是非分之想。对20世纪20年代的回忆如果遗漏了作为那十多年权力缩影的摩根银行，难道会是全面的吗？正像一位前共和党主席说的那样：“在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像现在的摩根银行所具有的，这种对金融、工业生产、信贷和工资的强大的集中控制。”（43）现在是华盛顿向华尔街的巴士底进攻的时候了。

摩根财团一开始讥笑佩科拉听证会，把这些听证会看成是一场马戏。拉蒙特认为这些听证会是一个政治策略，“旨在使猎奇的公众得以熟悉我们自己的银行机构的性质和范围”。（44）出于不事张扬的信条，摩根银行试图限制这一调查的范围。1933年3月22日，拉蒙特和约翰·戴维斯律师——1924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绰号“摩根检察官”——一起到麦迪逊大街那间破旧的临时办公室里拜访了佩科拉。戴维斯努力保护摩根作为一家私人银行的权利，他还引用了一条纽约州法律，这条法律豁免私人银行受到州政府的检查。佩科拉攻击绅士银行这个对其资本账目保守秘密的特权。依照戴维斯的劝告，拉蒙特拒绝披露摩根的资本状况，反对检查银行账目，坚持为客户账户保密。作为杰克·摩根的密友、近邻、拉廷敦圣约翰教区的教友，戴维斯对任何关于摩根不诚实的暗示都非常愤怒。他很快地将问题上升到名誉和宪法权利的高度。两天之后，他告诉佩科拉，他对佩科拉要求得到J。P。摩根公司过去五年的资产负债表一事感到“非常寒心”。

拉蒙特还与帕克·吉尔伯特一起，拜访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乔治·哈里森，试图利用他的影响，使摩根的年度报告不至于被公开。哈里森不仅拒绝了这一要求，而且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这一要求所感到的震惊。佩科拉把摩根拒绝回答他的问题解释为露骨的藐视，于是他在报界和国会山与摩根银行开战。他促使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授权委员会调查私人银行——这是对摩根的一个及时提醒，告诉摩根银行其之所以没有受到整顿，完全是出于政府的容忍。佩科拉取得了胜利。他的侦探们在华尔街23号的一个房间里工作了六个星期，仔细审查外人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记录。作为对摩根名声的让步，调查在每晚六点结束，而他们的同事则每天在华尔街的其他地方一直干到半夜。

杰克·摩根对佩科拉格外恼火。他深深地坚信摩根的职业道德，并认为任何调查按其定义来说就是民族仇杀。他抖出了一堆色彩十足的道德形容词；到了66岁的年龄，他不打算再学习容忍。佩科拉被贬为一个“肮脏的小意大利鬼子”“一个狡猾的小刑事律师”和“一个二流刑事律师”。（46）杰克从未想过也许佩科拉可能会揭露出什么毛病来。他同时认为炮制这些听证会只是为了迎合公众的下流口味，他告诉林利斯戈侯爵：“说实在的，发现我们有什么欺诈行为的风险是不存在的。但是，此事却要占去所有合伙人以及一个事务所全部律师的时间，去搞清银行的全部历史并准备回答委员会的问题。”（47）拉蒙特告诉他的朋友阿斯特夫人，他对在华盛顿进行的“西班牙宗教审判”和那个“年轻的西西里律师费迪南德·佩科拉”的行为感到遗憾。（48）带着这种自负的道德感，摩根的合伙人们盲目地向听证会进军了。

就在合伙人们为5月出席听证会作准备的时候，听证会出现了新的紧急情况。由弗吉尼亚的卡特·格拉斯参议员和亚拉巴马州的亨利·斯蒂格尔众议员联合提出的一个分离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提案，渴望在众议院得到通过。这将迫使商业银行放弃它们的证券公司，储蓄和信贷业务将同证券业务分离。惩罚华尔街的政治运动变得不可抗拒。谁也没料到证券业务改革会成为早期新政的首要任务。但佩科拉惊人的调查结果迫使罗斯福政府对华尔街采取行动。

在平民主义感高涨的1933年，左派和右派蛊惑民心的政客们发现摩根财团是一个合适的打击对象。路易斯安那州的休伊·朗作了题为“我们的永恒统治者”的演讲，以响应佩科拉的调查。在这个讲话中，他不顾事实地说罗斯福在财政部任用了大批摩根的人。他声称，罗斯福像胡佛一样对摩根感恩戴德，并说：“帕克·吉尔伯特来自摩根银行，莱芬韦尔……哼哼哈哈有什么用？我们知道谁在指挥。”（49）

对摩根银行的威胁远远不止来自南方的政治蛊惑家和罗斯福的智囊团中的教授们，威胁也来自银行界自身。1933年，大通银行与公平信托银行合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小约翰·洛克菲勒的一个连襟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在1933年早些时候接替了大通当时名誉扫地的总裁艾伯特·威金，并准备重振该银行的声誉。为此，他暗中推动分割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1933年3月，他采取措施收回大通在其证券子公司大通-哈里斯·福布斯的全部股本，使之脱离大通银行。同样，在国民城市银行接替查尔斯·米切尔的詹姆斯·珀金斯，相信该银行不计后果的股票子公司几乎毁了这家银行，因此他也支持分割银行功能。银行界在20世纪20年代的团结为背后中伤和损人利己所代替。按照小阿瑟·施莱辛格的说法：“奥尔德里奇的做法被解释为洛克菲勒对摩根财团的攻击；他一度几乎获得阶级叛徒应得的礼遇。”反击来自担保信托公司的威廉·波特，他抨击奥尔德里奇的建议是“有史以来从金融界成员那里听到的最具有灾难性的”。（50）银行界的分裂加速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通过。

5月23日星期二上午，离10点还差几分钟，几个警卫人员为杰克·摩根进入听证会会场开路，汤姆·拉蒙特和约翰·戴维斯走在杰克的两侧。在闪光灯泡的炸响和旁观者的嘈杂声中，世界上最著名的私人银行家在枝形吊灯和科林斯式的壁灯下走过。尽管他的名字带有传奇色彩，66岁的杰克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仍然是个谜，像幽灵一样虚幻。他看上去并不可畏。身高六英尺二英寸以上，他是一个有着宽阔的肩膀和鸡蛋形秃头的白发黑眉老人。他内心可能感到胆怯，但仍带着和蔼的笑容。他身着做工精细的三件套的西装，金表链露在外面，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他和佩科拉形成典型的鲜明对比——冷静的极端保守派面对十分自信的移民。

没有人比杰克更不愿意从半退休状态被拖出去。在此危机时刻，他沿袭三代摩根所遵循的传统，也就是朱尼厄斯60年前灌输给皮尔庞特的绅士银行家准则。杰克的开场白追溯到皮尔庞特在普约听证会上的陈述，称人格是信誉的基础。

私人银行家是自中世纪起就存在的职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了一套职业道德和习俗准则，银行家声誉、力量和对其所工作的社区的帮助，都依赖于他对这些准则的遵守……这一准则永远也不能为任何法律所完全阐明，但它有远比任何法律都强大的威力。一个私人银行家如果在从事这项职业时无视这一准则，那么他就会丧失他的信誉。这种信誉是他最宝贵的财产，是他多年的正直和诚实交易的结果。但这种信誉可以很快地丧失，而且一旦丧失，它就在很长时间内难以恢复，也许永远也不会恢复。

如果允许我提及我有幸作为其高级合伙人的这个银行，我则要说，我们头脑中自始至终的一个念头就是，以第一流的方式从事第一流的业务。（53）

佩科拉的黑发向后高高地梳起，下腭抬起，双手挥动，不断提出咄咄逼人的问题，使室内空气很紧张，有时他甚至用他的雪茄指点杰克。依照戴维斯的劝告，杰克并不与他对阵。他神经质地微笑着，称佩科拉“先生”，简直不像是个鲸吞世界的大亨。他既不发火，也不暴跳如雷。公众看到了一个对他的朋友和同事来说很熟悉、但鲜为公众所知的人物——一个直率、和蔼而又腼腆柔弱的银行家。“我希望把我结结巴巴说的那一部分从我对那个问题的回答中删去，”杰克在回答完一个问题后提出这样的请求，“我不习惯这种形式的盘问，佩科拉先生。我往往词不达意。”（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