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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刻尔克的种种事件早已动摇了那些最坚定者的信念。这一可怕的阶段中，法军与盟军抵抗德国入侵的英勇行为也对囚徒们也产生了深重的影响。正是在这一时刻，法国的行政机关（也就是说，是法国政府）考虑并质疑了种种军事监狱的命运，而寻南街这里恰好是监狱系统的最佳体现。

自从跟德国军队的最初冲突以来，行政方面已经接到了一些指令，说是要转移重要的东西到安全地带，以防遭受意外的打击。他们就加快速度地装箱子，装口袋，装纸箱，转运走了决不能丢弃给侵略者的那些东西。人们津津有味地谈论到那些故事，说是那几个部门的人已经在大量地烧毁文件资料，或者已经连夜把一些东西装车运走。政府本身也很严肃地考虑了撤离巴黎的问题。人们实在不愿意冒险，让自己突然就被敌人抓住，在受侮辱的基础上再添加一种滑稽可笑。

如何处理寻南街监狱囚徒，这个问题就此提了出来。

作为众所周知的国家监狱，它所关押的大都是恐怖分子，按照所有不是恐怖分子的那些人的想法，他们可都算得上是纳粹的帮凶，因此，问题也就提了出来，假如局势转向糟糕，而这也恰恰是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那么，监狱的命运又该如何？在高层，人们想象，这些囚徒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五纵队的成员，一旦机会来临，他们就会得到那些在巴黎尚能自由行动的恐怖分子的释放，并将为德国军队效劳，帮助他们来更好地完成占领首都并控制居民的任务。

这一威胁苦苦地折磨着看守与囚犯。德国人越是逼近，气氛就越是凝重，看守们也就越是具有威胁性，因为他们也不愿意被敌人抓起来，他们实在不想被人视为法兰西之敌的看守人员。

六月七日，一份由看守带进来并四下传看的《小报》声称：“我们的军队英勇地迎头痛击蜂拥而来的德军。”军队总司令部的官方公报也证实：“我们军队的士气十分高涨。”第二天，报刊承认，法国空军不得不“以一当十地战斗”。六月九日：“在奥马勒与努瓦永[11]之间，德军施加的压力陡然增强。”

而突然，就在六月十日，十一点钟的那顿饭之后不久，一阵奇特的沉寂产生了。没有任何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种种传闻开始不胫而走。一些人说，“德国佬将到达巴黎”。另一些人则打包票地说，“政府已经逃亡了”。囚徒们询问看守，而看守则突然变成了大理石面具，一言不发，看来大事不妙。

两个钟头的沉默之后，所有人都明显感到，有什么事情正在酝酿之中。

在一个牢房中，有人终于说出了萦绕在每个囚徒头脑中的那个词：

“他们要枪毙我们了。”

加布里埃尔几乎感觉到了疼痛。他的呼吸变得急促，他缺氧。

“啊，不，”拉乌尔说，“你不能连连咳嗽着去挨枪毙，这会有失尊严。”

他只穿着贴身的内衣，躺在他破烂的铺位上，机械地捏弄着羊拐骨，那是他跟另一个囚徒交换来的。这游戏，实际上，被他用来当念珠玩。他也一样，被局势弄得忧心忡忡，但他习惯于掩饰自己的内心焦急。

没有任何人出面来辟谣，这些流言就继续着它们混乱的传播路线，从一个牢房传到另一个牢房。有一个囚徒说：“他们不能够在这里，在院子里，枪毙好几百囚犯，不然，他们该拿那么多尸体怎么办呢？”另一人则回答道：“他们要是把我们装上卡车去，那就是说，他们会在别的地方干掉我们。”

突然，只听见有人高声吼叫道：

“统统出来，带上你们所有的用品!”

这是一通可怕的乱哄哄的**，看守们挥动着手中的棍棒，啪啪啪地敲打着铁栏杆，猛地打开牢房门，粗暴地催促着囚徒们赶紧出去。

“假如我们得拿上自己的用品，那就是说，他们要把我们转移走。”加布里埃尔说，心里一阵轻松，他想到，被枪毙的前景正在渐渐离他们远去。

“或者，他们不愿意在他们身后留下任何东西。”拉乌尔一边回答道，一边匆匆地胡乱收拢起他自己的物品，梳子、肥皂、牙刷、饼干，还有几件内衣。

一个看守已经在用枪托推他们出牢房了。

短短几分钟之后，所有人都站到了院子里。在囚犯中间，种种问题在流传，却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到了街上，只见有几十个摩洛哥士兵以及机动卫队队员把守着，他们全都端着枪，团团围住了盖有雨篷的军用卡车。一个军官高声喊道：

“任何有意逃跑者，都将被处死!我们将不会警告，而是直接开枪!”

他们把囚徒们赶上车。

拉乌尔被猛地推到了卡车中，正好位于加布里埃尔的身边。他脸色煞白，像是一张白纸，嘴角挂着一丝苦笑。

“这一回，我的中士长，我觉得我们的末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