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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悲喜交加（第2页）

&。和埃利奥特之间的友情，从开始的寻找到抓住彼此，再到紧紧地相互依赖，就像我4岁到16岁（实际是2岁到17岁）之间经历的4次搬家，”斯皮尔伯格说，“我希望自己曾经有过最好的朋友……我对整个故事的想法是，如果埃利奥特没有父亲陪伴在身边，E。T。也没有走进埃利奥特的生活，埃利奥特就会走上一条黑暗的道路。E。T。填补了父亲和另一个女人远走墨西哥所留下的裂痕，也将父子关系转变成更为广博的东西。对我个人来说，这可能是《E。T。外星人》最重要的方面。我们要意识到埃利奥特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会走上一条非常叛逆的道路，这对理解这部电影至关重要。”

斯皮尔伯格对外太空的痴迷，再一次为其提供了诱人视觉隐喻，关于逃离难以忍受的家庭环境。但在《E。T。外星人》和《第三类接触》中，主人公以明显不同的方式来对待外星生物。尽管罗伊·尼尔瑞很想抛妻弃子、飞向太空，但埃利奥特最终不愿撇下家人与E。T。一同离去。因为埃利奥特不是那个渴望挣脱穷途末路的婚姻而不顾一切的中年男子，只是一个孩子，与母亲和兄妹有着强烈的情感纽带。《E。T。外星人》在承认父母离婚带来痛苦的同时，反映出斯皮尔伯格越来越意识到家庭责任的重要性。

在1996年一部关于《E。T。外星人》幕后制作的纪录片中，斯皮尔伯格回忆说：“20世纪80年代初，我还没有孩子，突然之间，我成了一名父亲!每一天我都觉得自己像是德鲁（巴里摩尔）的父亲、亨利的父亲、罗伯特·麦克诺顿的父亲[9]，而且你知道，这种感觉很好。那时有三个孩子感觉真好，我现在也有了一个大家庭。”

斯皮尔伯格还将这一进展归功于自己在两性关系中探索出的敞开心扉。在拍完《E。T。外星人》后，他说自己“现在非常渴望成为一名父亲，我想凯丝琳·凯里和我会有孩子。我觉得在过去的三四年里，自己比以前更敞开自我。我允许自己受到伤害，以前我从不允许任何事情触碰自己……我已经开始处理与凯丝琳关系中的基本问题，也可以做出改变，我能够更开放地通过电影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如果是在5年前，我可能会因为别人对我的看法而感到尴尬，而不会去拍《E。T。外星人》。”

向这些感觉敞开心扉，意味着斯皮尔伯格再次直面曾经试图从生活中抹去的东西：失去所爱之人的可能性。当飞船准备起飞时，埃利奥特和E。T。进行了最后的交流，在这最感人的一幕里，斯皮尔伯格重温了内心深处对离别的感受。E。T。简单地说：“走吧。”埃利奥特回答：“留下。”有哪部电影里的对话能像这般简洁有力？外星人和小男孩紧紧相拥（小男孩的视线越过E。T。的肩膀望向母亲），双方最终意识到这两个选择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不可能的。E。T。说出了那个他学会的代表痛苦的词：“哎哟。”

“拍摄离别的场景时，”亨利·托马斯说，“我哭个不停，因为我每天都和E。T。一起工作，他对我来说是真实的。”埃利奥特看着宇宙飞船离开的特写镜头所蕴含的情感张力，就好像乔治·史蒂文斯[10]的经典电影《原野奇侠》的结尾——男孩喊着：“肖恩，回来!”接着是男孩泪流满面的特写，默默目送自己的英雄永远从自己的生活中消失。影评人唐纳德·里奇将男孩的台词描述为“天真的痛苦呐喊。这个男孩在呼唤纯真的归来，但他永远也回不去了”。在《E。T。外星人》和《原野奇侠》中，我们目睹了童年纯真的创伤性终结，但同时也见证了成熟的开始。

“这是我拍过的电影中，情感最复杂但技术最简单的，对自己来说也是一次新的尝试。”斯皮尔伯格说，“与《第三类接触》中母舰降落冲击力相当的，也许是《E。T。外星人》中亨利·托马斯流出的那滴眼泪。这就是我用来代替复杂特效的东西。而且，能专注于人与人之间的感觉，这真是太好了。”

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生涯中，《E。T。外星人》是第一部决定不使用故事板来拍摄的故事片，除了涉及特效的镜头以外。对于一个习惯事先精心策划的导演来说，这就相当于不受约束的创新。“我认为故事板可能会限制小孩子对某个场景的自发反应，”他解释说，“所以我故意没有画任何故事板，只是来到片场，每天就这么拍，让这部电影尽可能地贴近自己的情感和直觉。”

面对自己制定的紧张预算和65天的拍摄日程（最终延长4天完成），斯皮尔伯格决定再次抓住创新机会，聘请一名手脚麻利而且“有一点野心，从没拍过重要的电影长片，想凭大胆创新一举成名的摄影师”。不过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他已经向两位著名摄影师发出了邀请，分别是《一九四一》的电影摄影师威廉·A。弗雷克和意大利电影摄影师维托里奥·斯托拉罗，后者因与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的合作而出名，可惜两位当时都没有档期。他最终转向自己的老朋友、《安培林》的摄影师艾伦·达维奥。

经过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达维奥加入了摄影师工会。之后他为斯皮尔伯格拍摄了《第三类接触》（特别版）的一组镜头，并在电视电影领域取得了一定突破。斯皮尔伯格看了他在《饮酒过量的男孩》中的摄影后，“做了一件很少做的事。那天晚上，我毫不犹豫地拿起电话打给艾伦说：‘你能帮我拍下一部长片吗？’电话那头是一阵相当长的沉默，艾伦问：‘为什么找我？’我说：‘我只是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些打动我的东西，所以希望你能来拍这部电影。’”

达维奥精心布置的柔情灯光对这部电影的成功至关重要。就像摄影师本人说的：“我记得从一开始读剧本时我就说过：‘一定要非常真实。整个电影中的世界必须是绝对真实的，这样发生的魔幻场面才不会显得虚假，整个故事才不会是刻意的魔幻。魔幻才会显得不可思议。’”

&。外星人》的外景在南加州的北岭市、图洪加的郊区社区和北加州新月市附近的红树林，以及卡尔弗市的一所高中取景。但是电影的大部分镜头是1981年秋天在3个小型摄影棚中完成的，那里位于卡尔弗市的莱尔德国际电影制片厂。“史蒂文想要远离环球影业的片场，”达维奥解释说，“他想保密，他觉得如果不在大制片厂拍摄，可以提高保密性。”斯皮尔伯格害怕《E。T。外星人》被电视电影剽窃，于是在拍摄过程中让该片顶着《一个男孩的生活》（ABoy’sLife）的假片名。《E。T。外星人》的相关人员，简单将《一个男孩的生活》描述为一部“关于当下南加州男孩生活方式和荒唐行为的喜剧”，故意与斯皮尔伯格先前宣布的项目《成长》相混淆。每个参与该电影的人都要签署保密协议，对影片守口如瓶。女主角迪·沃莱斯认为这种保密“几乎到了荒谬的地步”，她很害怕，甚至和自己的丈夫讨论这部电影都必须先得到允许。就连斯皮尔伯格的西班牙猎犬威利去往片场时，都要在项圈上佩戴带有照片的身份证明。

大部分外部场景的布景都由詹姆斯·D。比塞尔设计，帮助斯皮尔伯格和达维奥把控并形成了《E。T。外星人》中环境的风格化。影片中大量的烟雾效果和背光，如今已经成为斯皮尔伯格电影的标志。因为导演是在拍一部罕见的小规模电影，大部分情节发生在埃利奥特卧室衣柜的狭小空间里，那些限制“突然让我想到，虽然没办法请大量临时工来给画布上色，但我们有光线，有太阳，有可以使用的颜色纹理，（那么）就让光线赋予影片艺术价值吧”，斯皮尔伯格在1982年告诉《美国电影摄影师》，“我觉得作为导演，自己在《E。T。外星人》中对光线的使用，比以往任何一部电影都更为慎重。”

导演给达维奥设置了无穷无尽的创作挑战。摄影师本人回忆说：“有一次他告诉我：‘艾伦，相比你因为太过冒险而把某个镜头搞砸，我更生气的是你因为太过保守而失败。比如有一次导演问道：‘如果将人物脸部过度曝光5秒会有怎样的效果？’我不确定，但还是试了一下，并从头到尾都屏住了呼吸。那个场景是男孩们在车库中寻找制造通信器的物品。极端的对比产生了戏剧性的效果，这个场景被保留在了电影中。”

“史蒂文会提出两件看似相互矛盾的事物，并希望你努力将二者结合起来。比如，他想要E。T。的皮肤闪闪发亮，但同时又希望他保持模糊感。还有一次，他说：‘我不想在镜头中看到他的脸，但希望他能露出合适的部分。’这样的挑战造就了与众不同的摄影。”

达维奥的摄影魔术使观众相信兰巴尔迪创造的外星生物是真实的，而不是由塑料和橡胶制作的。“E。T。不仅看起来很悲伤，而且悲伤中还透露着好奇。”斯皮尔伯格惊叹道，“这不是通过机械来控制E。T。，而是通过艾伦对光照的调整!”

&。身上加上哪怕一点点多余的灯光，尤其是在早期的场景里，那将是一场灾难。”达维奥补充说，“但如果少了一点光，一切也会前功尽弃。就像骑在刀刃上一样，左右为难。每个部门都承受着赶进度的压力!电视节目日程表般的压力，甚至工作强度超过了电视节目日程表，却还要努力追求影片不可思议的、特殊的魔幻品质。人们会说：‘哦，E。T。——一定棒极了!’不，那简直是地狱!是如此伤脑筋!你没有时间重拍任何镜头，却还骑在刀刃上。”

&。外星人》的拍摄过程如此艰难，因为史蒂文跟环球打赌说他能将预算控制在1000万美元以内。在这个预算范围内完成《E。T。外星人》，能让斯皮尔伯格履行在1975年与环球签订的合同中，最后一部影片的拍摄任务。一开始，他们从未指望他能够达成目标。我想他们后来也感受到了，史蒂文在开拍后变得多么严肃。史蒂文会对我们说：‘这不只是钱的问题，这关乎我的自由。但他们会在资金上控制我，让我为任何超支买单。否则我就得继续为他们工作，再拍几年烂片。’如果当时史蒂文超出了预算，噢，他就成了欠债佬!没准儿现在还在拍《大白鲨5》之类的片子呢。”

“我经常对学电影的学生们说：‘有时候你做一些事，只因你愚昧至极，不知道那是天方夜谭。’但史蒂文最伟大的一点就在于，他不仅要求你做到最好，还要你挑战那些不可能的事。因为他鼓励你挑战自我，你才能从帽子里变出神奇的兔子。对于每个部门来说，这部电影就是天方夜谭。”

&。外星人》于1982年6月11日上映，之后的几周，斯皮尔伯格每天分得的个人收益高达50万美元。那一年，他在几个新领域进行了投资，在房地产上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包括在长岛时髦的东汉普顿购入一片四平方英亩的土地，那里有迁移过去的建筑师查尔斯·格瓦斯梅[11]翻新的宾夕法尼亚18世纪90年代的荷兰谷仓，此谷仓还被淘气地称为“Quelle谷仓”；他还在洛杉矶豪华的贝莱尔区买了一小块地；以及曼哈顿西区的一套公寓。《E。T。外星人》上映的那周，“公民斯皮尔伯格”（媒体对他的称呼）在苏富比拍卖行以60500美元购得了《公民凯恩》中那架“玫瑰花蕾”雪橇，由巴尔沙原木制造，作为给自己的奖励。

&。外星人》居高不下的票房打破了《星球大战》保持的票房纪录。斯皮尔伯格的这部电影在影院上映了整整一年，然后制片厂将其暂停放映两年。这部影片被誉为同《绿野仙踪》以及《生活多美好》同量级的经典作品，不是因为其票房收益，而是因为影片在年轻人和年长者当中都引发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希德·谢恩伯格和卢·沃瑟曼飞往休斯敦与斯皮尔伯格一同参加了影片的首次试映。“《E。T。外星人》的第一次放映——我从未有过这样的体验，”谢恩伯格在1988年一次采访中说，“任何其他电影都不可能带来这种感觉，我相信任何人看了这部电影后都会这么觉得。这真像一次宗教体验，就像人们看到上帝时的感觉。”

“灯亮了，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在啜泣。”

1982年5月，该片在戛纳电影节闭幕式上首映，影评人罗杰·伊伯特对影片赞不绝口：“这不仅是一部好电影，还是一部罕见地让我们卸下心防，赢得我们真心的电影……当电影结束时，观众们全体起立，转向坐在楼座首排的斯皮尔伯格，大声欢呼以示赞美。这时，斯皮尔伯格也站了起来，脸上带着傻笑。”他觉得这段经历“非常让人脸红”。

并非所有对《E。T。外星人》的评论都是正面的。心胸狭隘的保守主义者乔治·F。威尔为《新闻周刊》撰写了一篇专栏文章，题为《好吧，我不爱你，E。T。》，他一本正经地宣称这部电影传播了有关儿童和科学的“破坏性”观念。但大多数影评人都同意迈克尔·斯拉戈的看法，他来自《滚石》杂志，认为斯皮尔伯格“证明了自己是拥有不可思议直觉力的个性艺术家，就好像太空时代的让·雷诺阿。看着这部充满活力的喜剧，无限动人的幻想，你会觉得斯皮尔伯格第一次以惊人的专业技术服务于最深挚的情感。”

&。外星人》给斯皮尔伯格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声望和赞誉，却也带来了烦恼。他的人生故事在无数报纸和杂志上被颂扬、被神话，比如《时代》杂志对他的长篇赞美中以这样的话语开头：“从前有一个叫史蒂文的小男孩，住在一个叫郊区的神话之地……”[12]斯皮尔伯格童年的许多熟人根本不知道他现在变成了什么样，直到《E。T。外星人》上映的那个夏天，斯皮尔伯格发现自己变得家喻户晓，至少是在纽约和洛杉矶。“我经常遇到那些妈妈们，一见到我就把6岁孩子给我抱。”成功带来的另一个代价也令他焦头烂额，他不得不应对《E。T。外星人》被控告抄袭另一部未拍的剧本，由著名印度导演萨蒂亚吉特·雷伊创作的《外星人》。还有人称影片剽窃自1978年丽莎·利奇菲尔德导演的独幕剧《马尔代马来的洛基》，丽莎提起诉讼要求7。5亿美元的高额赔偿，但最终败诉。“那些你从未听说过的人，像蟑螂一样从门缝里爬出来起诉你。”斯皮尔伯格评论说。

1982年6月27日，斯皮尔伯格受邀在白宫为包括罗纳德·里根、南希·里根以及最高法院法官桑德拉·代·奥康诺在内的几位嘉宾放映《E。T。外星人》。“南希·里根在影片结尾时潸然泪下，”斯皮尔伯格说，“而总统看起来就像个10岁的孩子。”9月17日，斯皮尔伯格向联合国工作人员放映了这部电影，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亲自介绍了他，他还被授予联合国和平奖章。随后在12月9日，伦敦举行的皇家慈善首映式上，斯皮尔伯格被引见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好莱坞报道》打趣说，“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说不定会被封为爵士呢”。

&。外星人》带来的光环甚至让斯皮尔伯格的母亲也成了名人。莉亚欣喜地出现在《今夜秀》上，和约翰尼·卡森[13]分享了儿子早熟的童年。E。T。自己则登上了《滚石》的封面，封面中他手捧着《综艺》杂志正在阅读，杂志标题写着“拯救好莱坞的外星人”。1985年，《洛杉矶时报》刊登了一幅有关E。T。的漫画，漫画中的E。T。打扮得像颓废的好莱坞嬉皮士，小指上戴着闪闪发光的戒指，脖子上挂着吸毒勺和剃须刀片，斯皮尔伯格愤怒地以E。T。的名义对此提出了抗议。

&。外星人》上映后的第二年，斯皮尔伯格的第一本传记出版了：英国作家托尼·克劳利所著的《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故事：那个电影背后的男人》。汤姆·科林斯也撰写了儿童版的斯皮尔伯格传记《史蒂文·斯皮尔伯格：E。T。的创造者》[14]。《E。T。外星人》的营销闪电战也催生了一本由斯皮尔伯格推荐的《写给E。T。的信件集》，以及著名科幻作家威廉·科兹文克[15]根据电影改编的小说《外星人E。T。的地球历险记》，还有科兹文克为年轻读者写的《外星人E。T。故事集》。上述科兹文克的两本书，每一本销量都超过了100万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