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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政治和统治（第3页）

那些由人口数百的众多城镇组成的乡村社会，由于急剧的城市化，原本为它们设计的政治结构就显得过时了。

直到1832年，苏格兰议会对选举权的限制措施远多于英格兰，这激起了中产阶级的抗议浪潮。在苏格兰，选民占总人口的0。2%，而在英格兰这一比例是4%，并且苏格兰城镇选举权被局限在增选的市镇委员会；伦敦的英国议会中，爱丁堡的成员仅有33人。1832年的改革方案彻底改变了苏格兰的选举权。英格兰的选举率在1832年前的基础上增加了80%，而苏格兰的改变巨大，增加了1400%，苏格兰成年男性的选举率达到了13%。到1867年，苏格兰和英格兰人口中，男性能够投票的比率相当，大约是三分之一，而到了1884年，整个英国的选举权已平均化。然而，家内仆人、儿子、兵营的士兵以及那些没交税的人没有选举权，所谓“不交税者无代表权”。总的说来，1911年仍然有40%的男性是未登记在册的。女人则要等到1918年才能参与投票。

另外，1707年的联合让苏格兰可以控制其主要社会机构：法律、教会和教育。这些特殊的苏格兰机构为“联合主义者的民族主义”的双重效忠提供了持久的基础，1832到1885年间，大法官负责的苏格兰立法工作转移到重新设立的苏格兰大臣手中时，这种“民族主义”得以强化。1885年，苏格兰事务部的创建，在行政方面为再度盛行的民族主义情感提供了一种纾解方案，并把这种情感引导到英国政治结构和联合主义的框架中。1926年，随着苏格兰事务部的权力越来越大，事务部的领导被提升为“苏格兰国务大臣”，位列内阁。这一职位臻至巅峰是在汤姆·约翰斯通任职期间（1941—1945）。约翰斯通是一位有大格局、有才干的政治家，他在1943年创建了苏格兰北部水电局，并说服丘吉尔创建苏格兰国务委员会和工业委员会。在约翰斯通当政期间，《贝弗里奇报告》（TheBeveridgeReport，1942）[5]承诺将英国建成一个福利国家。1999年以前，苏格兰事务部监管绝大多数苏格兰政府部门，而现在，它的大多数功能由苏格兰行政院来实现。

地方政府在19世纪也有很大改变，它允许更多选举人更直接地参与政治。改革后的自治市镇议会（1833）是地方和宗教独立的中心。苏格兰的城市中，地方政府由公民个人构成，他们由同胞选举产生，担任兼职或固定期限的公职，并直接对他们的居民同胞负责。18～36名经济独立的人士组成独特的苏格兰“警政委员会”来管理城市，他们有增税权，其职权包括环境、健康、秩序，范围比现在所谓的“警察”（警察部队）要广泛。19世纪的“警察”实际上意味着“社会警政治安”，其职权范围包括健康、路政、清洁、照明、污水排放（包括提供公共便利设施）、供水和燃气，屠宰场以及消防——虽有这个名称，但消防部门很少——所有这些都由地方的郡法官监理。

在19世纪的苏格兰，公众就地方政府的问题进行了积极活跃的争论，这是民众广泛参与公民社会的部分体现。作为有共同价值观和目标的非强制性集体行为的舞台，公民社会有很多空间、行动者和机构，它们根据形式、自治和拥有权力的程度不同而有所变化，公民社会在“社会”与“个人”、国家和家庭中间斡旋。在公民社会内，所有成员，无论个人还是群体，他们的合法主张都得到了一致确认。其基础在于基督教的慈善，这种慈善被理解为互相尊重或和睦友好，而非简单的仁爱。文艺复兴时期的公民人文主义观与此相结合，也强调人们在追求“公共财富”时所需要共同承担的义务。

传统上，苏格兰的公民社会拥有实现其目标的财政机制。自治市镇在财政方面具有灵活性，它们有权通过立法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使其能够征收额外的税收，譬如对啤酒销售额外征税。有些法案为了某些特殊目的而征税：格林诺克在18世纪中期建造新港口时用的就是啤酒税，爱丁堡动用其他税收修建教堂、资助大学法学教席。很多城市也有共同基金和收入，它们一般被当作“公共物品”，从法律上来说，它们必须用于集体需要。这就为促进从俱乐部、福利计划到市政史、市政建筑这样广泛的个人活动和公共利益提供了社会红利。家庭、社区及其隐含的地方性的重要意义，体现在18、19世纪苏格兰保留下来的墓志铭中。

政治和社会生活本质上的地方性，明显地体现在英国制定的与苏格兰相关的法律中。1707年联合之后，立法不得不在成为“法案”之前表明“（苏格兰适用）”，否则该法案将不适用于苏格兰。1707年之后，苏格兰立法总量下降了85%，但地方立法量仅下降30%，这表明苏格兰的代表们把他们的时间花在了影响具体城市或具体区域的问题上——明确将苏格兰法律和宗教置于英国议会之外。只有在经济政策领域，他们才继续通过苏格兰议会促进国家增长：例如，自18世纪40年代以来对亚麻行业实施的保护和奖励措施。

很多政治活动都是地方上的，但也有全国性的运动。尽管19世纪初期的政治变革主要受中产阶级的驱动，但在这一整个世纪中，工人阶级在政治方面日趋一致。以1892年建立的妇女合作协会为例，工人阶级的自救传统体现在有组织的政治政党形式。1888年，矿工詹姆斯·凯尔·哈迪（JamesKeirHardie）建立了苏格兰工党，该党于1893年与英格兰独立工党合并。由于选举权改革和自由主义对爱尔兰大分裂的推波助澜，1922年，29名工党议员当选苏格兰议员（苏格兰议席总共72席）。1924年，来自洛西茅斯（马里郡）的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德成为英国第一位工党首相。他试图让他的政党更温和，以便让那些被新兴、充满凝聚力的工人阶级政治所吓坏的中产阶级接受工党，麦克唐纳德于1929至1935年引领了一场新保守主义执政统治，却在1931年被自己的工党赶下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格拉斯哥人民掀起数次成功的租金罢工，组织劳工抗议资本主义剥削和贫困的生活水平。然而，像约翰·麦克林这样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反战者、格拉斯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重要推动者，他们在自己那个时代并没有像后来一样，被当作偶像对待。的确，“左”倾传统比真正的“红色”苏格兰社会主义党更能代表苏格兰现代政治的主流。

无论其社会主义的名声如何，其糟糕的劳资关系的名声如何，20世纪的苏格兰既是保守主义的，也是联合主义的。保守主义与联合主义的这一联系始于1886年。当时，格拉斯顿推动爱尔兰自治（英联邦内的自治）的努力失败了，自由联合主义从自由主义主流中分裂出来，转而与保守主义者联盟。实际上，联合主义主导了20世纪苏格兰的政治，其根源在于对帝国、汉诺威王朝、韦廷或萨克森-柯堡-哥达王朝（1917年改名为温莎王朝）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忠诚。在布尔战争的爱国主义浪潮中，保守主义者赢得了20世纪第一次大选的多数席位；1910至1918年，他们在苏格兰的席位从7个增加到32个；20世纪20年代，自由党急剧败退，形成的两党政治（保守党和劳工党）主宰了20世纪英国政治的局面。

1910年和1955年，保守主义者获得了36个苏格兰席位，当时，他们获得了苏格兰一半以上的选票（1910和1955年之间，他们做得不太好）；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保守主义才开始长期衰落；接着，20世纪90年代产生了重新凝聚、重新塑造的工党（“新工党”）。爱德华·希思担任首相期间（1970—1974），选举率急剧下滑，因为希思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且不幸地将傲慢与冷漠结合在一起，而苏格兰人长期以来一直感受着英格兰人对他们的漠视。不过，恰是在玛格丽特·撒切尔（1979—1990年任首相）和约翰·梅杰（1990—1997年任首相）当政期间，他们彻底扼杀了苏格兰对保守主义的支持。1987年，选民们开始废黜保守党；到1997年，苏格兰（和威尔士）大选中一名保守党议员都没有了；2008年，苏格兰的59名议员中仅有一名是保守党。

民族主义

自1965年以来，苏格兰保守党形式上被称为“苏格兰保守党和联合政党”。工党嘴上支持苏格兰民族主义，其实背后更赞成联合，1958年以后这一倾向更明显了。现代分权的驱动力是苏格兰民族党（SNP，从1934年起就是这个名称）。苏格兰民族党诞生于1928年，它促使苏格兰事务部于1939年迁移到爱丁堡的圣安德鲁宫，这不过是联合主义者的一种空泛的姿态而已，苏格兰民族党最重大的胜利是1967年从工党手中赢得了汉密尔顿选区的议会席位。20世纪70年代，苏格兰民族党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于1973年斩获格拉斯哥加文选区，他们通过将国际资本主义的尖锐问题转化为民族主义问题，进而在1974年大选中获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针对上克莱德河造船联合工厂的清算和1973至1974年石油危机的余波，苏格兰民族党遇到了一个新的情感问题：谁从新开发的北海石油财富中获利。（事实证明，得克萨斯获得的好处要比苏格兰多。）

苏格兰民族党的出现让伦敦政府警觉起来，它为社会基础设施、就业计划寻求基金资助（花在苏格兰的费用比英格兰平均高出20%），不过它没能独立，其部分原因在于1979年工党政府发起的全民公决。全民公决明确规定：全体选民中40%的选民投“赞成”票，提案方可通过。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20世纪，英国政府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届政府获得了多数选票。

1999年，苏格兰的分权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原因。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约翰·梅杰执政时期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产生了反作用。1984年那场引起巨大分裂的矿工罢工极大地疏远了苏格兰人。在苏格兰保守党国务大臣乔治·杨格的煽动下，苏格兰比英格兰早一年（1988）引入了灾难性的社区收费或“人头税”试验，情况变得复杂起来。苏格兰人觉得他们的资产被剥夺了：不仅仅是石油，还有像联合蒸馏厂这样的旗舰公司。1986年，苏格兰的蒸馏厂在晦暗不明的环境中被健力士酒厂接管。

真正开放市场的资本主义摧毁了苏格兰工业中所剩无几的行业，导致15%的失业率以及众多令人大跌眼镜的行业崩溃——加特科什的钢铁业、林伍德的汽车制造业、因弗戈登的铝制造业——与此同时，英国天然气和英国电信这样的主要雇佣企业也在大幅裁员。人民不再相信这个国家，他们开始意识到最好采取措施直接对付多国资本以及日益重要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现在的欧盟），正如爱尔兰人所做的那样。

不过，这里还涉及一个原则。1979年的大选中，苏格兰人对保守党的支持在上升，人民也想要稳定繁荣——他们和英格兰人一样乐于购买地方政府的出租房——但几个世纪以来，“新右派”保守主义都与构成苏格兰社会基础的道德伦理、社会层面的民主理念起了冲突。电子信息和通信革命强化了由来已久的志愿社团，苏格兰人用这一点重新发现了他们的公民社会。正是这些理念和社团成为当前苏格兰成功分权的支柱。

苏格兰人没有持续的、入侵性的王权，所以他们不需要一部《大宪章》，即便亚历山大二世支持英格兰北部的男爵们向王权施加限制，即便《大宪章》的保护延伸到苏格兰人身上（在其成文法意义上，《大宪章》不适用于威尔士或苏格兰）。而且，《阿布罗斯宣言》中有一条隐晦的提示说，如果国王不能保护他的臣民，他们可以支持一位更好的保护者并合法地废黜国王，在此之前和之后，国王的守护者们可以合法代表那些不中用的国王——即便是成人国王。威廉·华莱士就是这样一位守护者。后来，苏格兰的贵族向人们显示了，他们可以无情地排挤那些令他们不快的人——玛丽·查理一世以及（一度是）查理二世，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分享权力可以维持好的统治的古老理念，在更现代的宗教观念中就是反抗暴君。

事实上，苏格兰现在拥有的现代议会（苏格兰为此感到自豪是合情合理的）是英格兰风格的复制品，而非古代议会的修复品，而且，它更好地展现了三个世纪的联合如何改变了苏格兰人思考代议制的方式。虽然苏格兰议会只有一个内阁，但和1707年前的议会一样，它还是表现出了创造性的适应能力，在选举议员时，它运用的是欧洲的比例代表制，而非英国议会的简单最高票当选制度。相比威斯敏斯特的“熊坑”（bearpit[7]，正如英国议会通常被人们称呼的那样），苏格兰议会的基调更亲密、更不正式，其对抗更富有建设意义。

今天，只有不到五分之二的选民支持独立，支持联合的党派数量在威斯敏斯特和荷里路德宫都占优势（爱丁堡新建的苏格兰议会大厦紧邻中世纪的荷里路德皇家宫殿）。威斯敏斯特的59名苏格兰议员中只有7名是苏格兰民族党。但独立不是死问题。2008年，苏格兰有了第一位苏格兰民族党首相，阿历克斯·萨尔蒙德（AlexSalmond，联合王国现在保留着这位首相的头衔），129名苏格兰议员中有47名是苏格兰民族党。现在，苏格兰民族党拥护一种成熟的、反思性的、建设性的、有广泛基础的公民民族主义，他们大度地摆脱了20世纪70年代咄咄逼人的苏格兰格子情结，那时，大多数苏格兰民族党的支持者都（对独立）持反对票。或许，1979年没有分权是件好事，因为那时的氛围远比20年后的更消极，或许还不太现实。

1975年以来，地方政府的合作之声来自“苏格兰地方当局会议”，即COSLA，它为32个地方当局的1222名选举代表发声。公民社会的各种机构为政治代表和政治参与提供了渠道，它们同时也为社会和文化发展发声：其中最重要的机构是苏格兰教会、苏格兰工会、苏格兰志愿组织理事会。

现代苏格兰不是完全独立的。苏格兰行政院制定并落实经济、环境、住房、交通、法律和秩序等“分权事务”的政策，在这些事务上，苏格兰议会可以制定法律。然而对“保留性事务”，诸如国防或任何外交政策方面的事务，包括和欧盟的正式关系，议会只能讨论却不能立法。这些只有威斯敏斯特才能决定。

一个重要的反常现象是苏格兰在联合王国有两次代表权，分别是荷里路德的苏格兰议员和威斯敏斯特的英国议员（以及欧洲的7名欧盟议员）。这是维护联合的必要妥协，但并不受英格兰欢迎，因为英格兰人讨厌苏格兰议员可以在只对英格兰有影响的问题上投票，而英格兰议员却不能在有关苏格兰类似的问题上投票。一些英格兰人还抱怨他们是在以贿赂的方式拉拢苏格兰，尽管问题在于明确谁创造财富、谁拥有资源。与其为钱从哪里来争吵不休，不如看看钱都用到哪里去了，苏格兰议会关于健康医疗和教育（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就是很好的例子。

[1]　是指威尔士在16世纪最终被征服。——译者注（后文如无特别说明，脚注皆为译者注）

[2]　UnionJack，英国米字旗的别称。

[3]　斯太尔子爵1681年出版了《苏格兰法律制度》（InstitutionsoftheLawofSd）。

[4]　苏格兰语，由农夫就乡村事务指定的法律，形成乡村法或地方法。见https:。thefreediBirlaw。

[5]　《贝弗里奇报告》，TheBeveridgeReport，发表于1942年11月，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编写。此报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党和保守党达成“贵族义务”和“共识政治”（collectivistsus）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设计了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公民社会福利制度，为全英国所有公民提供了医疗、就业、养老和其他福利保障。见https:zh。wikipedia。wiki。

[6]　与英格兰议会不同，苏格兰议会不分上议院和下议院。

[7]　bearpit，具有攻击性的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