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这种行为,简直和魏忠贤时代一模一样了。
第五章曾经说过朱厚熜喜欢亲自指挥特务打问臣下,朱由检也是如此。如吴昌时就在他面前被打断腿:
蒋拱宸疏参宜兴及吴昌时,内有“通内”一事,为上所最忌。七月二十五日,召府部九卿科道廷鞫,上角素,率太子与定王同讯。呼昌时前,诘其通内,上声色俱厉。昌时辩:“祖宗之制,交结内侍者斩,法极森严,臣不才,安能犯此?”上呼蒋拱宸面质,拱宸战栗,匍伏不能措一语。上愈怒,叱退拱宸。然上意已有成局,不待拱宸之对质也。昌时始终不为屈,曰:“皇上必欲以是坐臣,臣何敢抗违圣意?自应承受,若欲屈招,则实不能。”上即命内侍用刑,阁臣蒋德璟、魏操德出班奏曰:“殿陛之间,无用刑之例,伏乞将昌时付法司究问。”上曰:“此辈奸党,神通彻天,若离此三尺地,谁敢据法从公勘问者?”二阁臣奏:“殿陛用刑,实三百年未有之事。”上曰:“吴昌时这厮,亦三百年未有之人。”二阁臣口塞,叩头而退。内臣遂进,用夹,两胫皆绝,昏迷不省人事。乃命下锦衣卫狱。昌时已不能行,卫役负之以出。(21)
而那时蒋拱宸说话触犯了由检,由检曾怒“喝声‘打’,司刑者将拱宸当头一下,纱帽为裂”(22)。横暴至此,也真是少见的了。
至于其时厂卫缉事的一般情形,自然更是作威作福,无中生有,如崇祯十年;
逮福建兴泉兵备曾樱。厂卫缉事,缉得曾樱营升事状,有旨逮问。樱申辩无此事,人役书札皆伪也。(23)
特务有时还设法拆阅他人信件,作为报告材料。如:
(给事中杨)时化方忧居,通书(户部尚书)孙居相,报书有“国事日非,邪氛日恶”语,为侦事者所得,闻于朝。帝大怒,下居相岳,谪戍边。七年卒于戍所。(24)
这样侦缉真可以说得上无孔不入了,但就凭这样,由检还觉得不够,还自己直接派遣特务出去侦缉。如薛国观刚罢职的时候,他便曾派人在国观住所密伺:
当国观初罢,上令人潜伺有何人先至其寓。中书王升彦往焉,遂执赴诏狱。(25)
又如以袁崇焕事逮钱龙锡入狱,审问时,他也派人去密探。黄宗羲《南雷文约》卷一《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云:
公至廷,辩侃侃,上密遣人诇其语。
这些密探全由他直接指挥,连厂卫都不知道,他们侦缉得极其周密,极小的事也都报告上去:
有郡守缺,部推某任子,上曰:“郡守牧民,当简循良,某以市茶不当意,挝碎奴子首,岂可治郡耶?”部臣惊愕,出访之,果有此事,以为得自诇者,询之缉事之人,渠曰:“我辈钩察,皆关于钱粮重事……若家人诟谇,何从问之?”即诸内侍亦惊诧相顾,不知何以达圣聪也。(26)
这些密探,京师以外,由检也都派遣得有。如:
(两广总督熊)文灿官闽、广久,积资无算,厚以珍宝结中外权要,谋久镇岭南。会帝疑刘香未死,且不识文灿为人,遣中使假广西采办名,往觇之。既至,文灿盛有所赠遗,留饮十日。(27)
至于厂卫缉事这样专横,当时也有人向庄烈帝奏谏,无如他信任过深,都不采纳。如兵科给事中庄鳌献于崇祯六年上太平十二策,极论东厂之害,竟犯了忤触,且因之贬官。(28)而杨仁愿在前引的奏疏末后也说:“伏愿宽东厂事件,而后东厂之比较缓,东厂之比较缓,而后番役之买事件与卖事件者俱可息,积重之势无几可稍轻。”后来他又曾切言缇骑不当遣,说是“缇骑一遣,有资者家产破散,无资者地方敛馈,为害滋甚”(29)。这回朱由检算是在表面上敷衍了一下,“为谕东厂,言所缉止谋逆**,其作奸犯科,自有司存,不宜缉,并戒锦衣校尉之横索者”。但事实上呢,《明史》就在这几句话后面接着叹道:“然帝倚厂卫益甚,至国亡乃已。”(30)
经济特务及其他
以上都是朱由检信任厂卫特务的实例,此外他又还派遣许多特务到各个政治、经济、军事部门中去做侦缉工作。如那时的太监张彝宪便是个大财政特务。
张彝宪是司礼太监,为人极有心计,朱由检疑心户部和工部有舞弊情事,崇祯四年九月便叫他去钩校这两部的钱粮出入,并且特地替他建立衙门,名曰“户工总理”。当时诸臣如给事中宋可久、冯元飚等十余人上章论谏,吏部尚书闵洪学率朝臣具公疏力争,朱由检全都不听。(31)于是张彝宪便按行两部,坐在尚书之上,时人滑稽地称之为“堂公堂婆”(32)。工部侍郎高弘图受不了这侮辱,不肯为之下,便上言云:
臣部有公署,中则尚书,傍列侍郎,礼也。内臣张彝宪奉总理两部之命,俨临其上,不亦辱朝廷而亵国体乎?臣之为侍郎也,贰尚书,非贰内臣也,国家大体,不可不慎。故仅以川堂相宾主,而公座毋宁已之,虽大拂彝宪意,臣不顾也。且总理公署,奉命别建,则在臣部者,宜还之臣部,岂不名正言顺而内外平?(33)
但是朱由检认为军饷事重,应该到部验核,不听。而且将高弘图削去官籍斥归。
到崇祯七年二月张彝宪便更进一步竟请求天下入觐官投册,以隆体统。由检也居然允许了他。于是,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便上疏云:
士有廉耻,然后有风俗,有气节,然后有事功。如总理户工太监张彝宪有请令入觐官投册以隆体统之奏,皇上从之,意在厘奸剔弊,非欲群臣屈膝也。乃上命一出,靡然从风,藩臬守令,参谒屏息,得免苛责为幸。嗟呼,一人辑瑞,万国朝宗,而相率趋拜内臣之座,士大夫尚得有廉耻乎?国家自有觐典二百余年,未闻有此,可为叹息也。(34)
奏上以后,朱由检说他“越责言事”,予以切责。同时张彝宪也上疏奏辩,说是“觐官参谒,乃尊朝廷”,于是继咸又上疏驳斥:
尊朝廷莫大于典例,知府见藩臬行属礼,典例也;见内臣行属礼,亦典例乎?诸臣入觐,投册吏部,典例也;参谒内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虽坐受犹可以为安;事创彝宪,即长揖只增其辱。高皇帝立法,内臣不得预外事。若必欲以内臣绳外臣,会典所不载。(35)
这第二疏奏上以后,得到的仍是切责。后来杨士聪曾对此有所论断,说得很好:
张彝宪之总理户工二部,所司不过稽核,非有出纳之寄也。且初时尚坐部堂,迨自立署,绝不至部,朝觐各官即有钱粮相关,遣吏投册可矣,乃相率而诣之,行见部礼,至于考选各官,以功名所系,趋之尤急,拜伏堂下,了不知耻,异日翱翔言路,责其风节,不亦难乎?(36)
张彝宪在任上第一件事便是排斥异己,如工部尚书曹珖因部堂设坐事和他闹得很僵,于是彝宪便“日捃抚其隙。会山永巡抚刘宇烈请料价万五千两,铅五万斤,工部无给银例,与铅之半。宇烈怒,奏铅皆滥恶。彝宪取粗铅进曰‘库铅尽然’,欲以罪珖。严旨尽熔库铅,司官中毒死者三人,内外官多获罪。彝宪乃纠巡视科道许国荣等十一人,珖疏救,忤旨诘责。彝宪又指闸工冒破(左齿右奇)龁之。珖累疏乞骸骨归,五日得请。”(37)
张彝宪除了排斥异己而外,便是贪污纳贿,剥削人民,从不曾去认真核验什么军饷。比如他到任以后,故意勒扣边镇军器不发,借以索贿(38)。又请催天下所欠赋税一千七百余万(39)。一则贻误军机,一则结怨人民,这就是特务验核军饷钱粮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