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再来时,陈家坳真的办了一场文化节。
不是为了达标,不是为了迎检,而是因为孩子们想演戏。剧本是他们自己写的,讲的是爷爷那一辈如何饿着肚子修水库;服装是妈妈们连夜缝的,布料来自旧窗帘和嫁衣;舞台搭在打谷场,背景画的是山河与麦浪。
演出那天,全村人都来了。连隔壁瘫痪多年的老汉也让孙子推着轮椅赶来。当他听到剧中人物喊出那句“我们流的汗,不该被写成别人的功劳”时,突然嚎啕大哭。
没人笑话他。大家都红了眼眶。
陈拙坐在角落,手里攥着一张纸条,是演出前一个五年级学生塞给他的:“陈伯伯,你说我们可以改变世界。我现在信了,因为我看到台上的同学,眼睛亮得像星星。”
他把纸条小心折好,放进胸口口袋。那里还躺着另一张,是多年前他自己写的:**“如果没有人管,那就我们自己来。”**
两代人的字迹,在同一颗心里重叠。
然而,平静从未真正降临。
夏末,一封匿名举报信寄到了县纪委,标题触目惊心:《陈家坳共治联盟涉嫌非法集资、操控选举、对抗政府》。信中罗列多项“罪证”:联盟擅自发行“工分券”,疑似变相货币;组织跨村会议,涉嫌结党营私;甚至称陈拙等人“以民主之名行专断之实”,架空村党支部。
随信附有录音片段、微信群截图、会议照片,看似证据确凿。
风声很快传开。有干部私下放话:“上面已经关注了,再闹,就要摘牌子。”
人心开始浮动。有人劝陈拙低头认错,说是“留得青山在”;也有人主张硬刚到底,“反正我们没做亏心事”。
唯有周老师冷静:“这是老套路了。当年打压维权农民,就说他们‘聚众滋事’;如今打压自治实践,就说我们‘非法组织’。换汤不换药。”
“关键是,”林秀英盯着那封举报信复印件,“笔迹鉴定过了,是内部人写的。有三个错别字的习惯,和咱们去年开除的那个会计一模一样。”
那人曾因伪造用工记录被查实,罢免职务,怀恨离去。
“他是被人利用了。”陈拙说,“背后一定有人提供素材、指导写法、安排递送路径。这不是个人泄愤,是一次精准打击。”
他们决定反击,但不用愤怒,而用透明。
第二天,共治中心大门外立起一块巨型展板,标题七个大字:**“我们是如何运作的”**。
从左至右,十二个板块清晰陈列:
1。村民代表大会章程(含选举流程、议事规则)
2。工分制度说明(积分依据、兑换标准、审计方式)
3。跨村联席会议纪要(近三年全部公开)
4。与村党支部的关系图解(分工协作,互不隶属)
5。所有资金来源与去向(含捐赠、政府购买服务、自营收入)
6。监督机制结构图(内部自省+外部评议+第三方抽查)
每一块都配有实物展示:泛黄的会议记录本、盖满手印的决议书、孩子们画的预算漫画、盲人监督员口述意见的录音二维码。
更关键的是第七块:《关于“工分券”的真相》。
原来,所谓“工分券”,不过是几张彩色纸片,上面印着姓名、服务内容与积分数量,由值班会计手工填写,主要用于记录志愿服务时长,年底统一录入系统,兑换洗衣粉、肥皂、学习用品等实物奖励。从未流通,不能交易,也不具备货币功能。展板旁还放着一台老式复写纸簿,写着“欢迎您亲自填写一张”。
一位路过的老太太好奇尝试,写完后笑着说:“这也能算犯罪?那我家记菜钱的小本子,岂不是要被抓去坐牢?”
展板前人越聚越多。笑声、议论声、拍照声交织在一起。有人当场扫码转发朋友圈,配文:“来看看什么叫‘非法组织’??哦,原来是教人种地、帮人讨薪、给孩子发奖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