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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神经症冲突的化解 01（第1页）

结论神经症冲突的化解01

我们越是深刻地认识到神经症冲突对人格造成的伤害，就越是迫切地需要真正将其化解。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明白，无论是靠理性决策、逃避，还是意志力，都无法做到。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只有一个办法：要化解冲突，只能去改变人格中造成冲突的那些状态。

这是根本方法，实施起来也十分困难。在内心做任何改变其实都不是一件易事，鉴于这一点，我们便应当想方设法找出一条捷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患者还有其他人会经常问：认识到自己的基本冲突是不是就够了？答案显然是：不够。

即使治疗分析师在分析过程开始没多久就看出了患者的分裂状态，并且能够帮助他认识到这种分裂状态，患者的顿悟也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它或许可以给患者的病情带来某种程度的缓解，因为患者开始认识到造成自己苦恼的那些实实在在的原因，而不是像先前那样处于云里雾里、一片茫然中。但他不能把这种顿悟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他虽然知道了内心各个不同的部分之间的相互冲突，但这也没有使他的分裂状态有任何好转。他听说这些事实的时候就像是听到一些新奇的言论一样，它们听上去虽然有鼻子有眼，但他认识不到它们对自己会有什么影响。由于在潜意识中他有很多保留想法，所以必然会使这种顿悟的作用消失殆尽。在潜意识中，他会坚持认为：分析治疗师是在夸大他内心的冲突；若不是外界环境的缘故，他也会好好的；爱情或者成功会使他摆脱痛苦；只要不与人接触便能避免冲突；虽然普通人的确做不到一心二用，但他可以通过无比强大的意志力和聪明才智做到这一点。或者，他会觉得——同样是潜意识地——分析治疗师是个江湖骗子或者好心的傻瓜，出于职业的缘故才装出一副乐观的样子，其实他应当知道患者其实已经无可救药了。患者这种想法表明，他在用自己的绝望感来回应分析治疗师的建议。

患者的这些保留想法表明：他要么坚持尝试自己特有的解决办法——这些解决办法对他来说比冲突本身更加真实——或者，他内心深处就没对恢复正常抱有希望。所以，我们必须先搞定患者的企图与这些企图的后果，才能有效地应对他们的基本冲突。

在寻找捷径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另一个问题，由于弗洛伊德对根源的强调而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重要：把认识到的这些冲突与它们的根源和患者在童年时代的早期表现联系起来，是不是就够了？答案仍然是：不够——并且，其原因也与前面大致相同。哪怕是对早期经历最详尽的回忆都丝毫不会使他目前的冲突有任何缓和，而只会使他对自己更加宽容。

全面了解早期环境的影响和它对儿童人格造成的改变，尽管没什么直接的治疗价值，却对我们探寻导致神经症冲突的各种状态有一定帮助（1）。毕竟，正是他与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才导致了最初的冲突。我在先前的作品（2）和本书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描述过这一发展过程。概括来说就是，某个儿童可能发现自己的处境威胁到了他的内心自由、主动性、安全感和自信心——简而言之就是威胁到了他的精神存在的核心。他觉得自己孤立无援，所以当他初次试图与他人发生联系时，并非出于他的真实情感，而是出于战略需要的考虑。他无法做到简单的喜欢或不喜欢、信任或不信任，表明自己的意愿或反对别人的意愿，而是不由自主地想方设法对付别人，在与他人周旋时，把对自己的伤害降到最低。这种方式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与自我和与他人的疏离感、无助感、无处不在的忧虑感，以及在人际关系中的敌对紧张感，包括从一般意义上的提防到十分明确的仇恨。

只要这种状态持续，神经症患者就不可能摒弃任何冲突性倾向。相反，导致冲突的那些内心需要在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会变得更加迫切。事实上，这种虚假的解决反而更加干扰了他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这意味着找出真正解决办法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所以，治疗的目标只能是改变这些状态本身。我们必须帮助神经症患者去找回自我，去认识自己的真实情感和需要，去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并且在真实情感和信念的基础上与他人相处。如果我们能通过某种魔法实现上述几点，那么，患者的内心冲突便会灰飞烟灭，不需要我们动一根手指头。但是现实中并没有魔法，所以我们必须知道，为了实现上述改变应当采取什么行动。

每一种神经症，无论其症状显得多么具有戏剧性，看起来怎样不近人情——其实都是一种性格障碍，治疗的任务便是去分析整个神经症的性格结构。因此，我们越能清楚界定这种结构和个体差异，就越能准确地阐明需要去做的工作。如果我们把神经症看作是围绕基本冲突建立的防御工事，就可以大致把分析治疗工作分成两部分。

其一，仔细探寻某位患者为解决冲突而进行的潜意识努力，以及这对他整个人格结构的影响。这包括研究他的主导态度、理想化形象、外化作用等，而不考虑它们与背后的基本冲突之间的具体联系。如果我们认为，在讨论冲突之前无法理解和处理这些因素，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尽管它们产生于患者想协调冲突的这一需要，但它们也有自己的生命，有自己的意义和影响力。

其二，着手处理冲突本身。这不仅指让患者意识到自身冲突的大致情况，还包括帮助他详细地了解这些冲突是如何发生作用的——也就是，他的各种矛盾欲望及因此产生的矛盾态度在具体事例中是怎样相互干扰的。比如，他的顺从倾向，再加上“倒错的虐待狂”的强化，使他无法赢得比赛或在竞争性任务中难以有突出的表现，而同时他想战胜他人的欲望又使胜利成为不可抗拒的需要。又比如，由于诸多原因他主张禁欲主义，这却与他对同情、爱与自我放纵的需要相矛盾。我们必须让他明白，他是怎样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的。比如，他有时候对自己过分严格，有时候又过分宽松。又比如，他对自己的要求有时会被外化为对他人的苛刻要求，再加上这种要求有时会被虐待倾向强化，同时他还有另一种需要，那就是想显得自己无所不知，这两者之间便产生了冲突。结果呢？对于别人的所作所为，他便一会儿谴责，一会儿又原谅，摇摆于两者之间。又比如，这一秒他还夸夸其谈，说自己享有一切权利，下一秒却又突然觉得自己一无所有。

不仅如此，这部分分析工作还包括解释患者试图做出的所有不可能实现的融合与妥协，比如，他试图把自私与慷慨、征服与爱情、支配与牺牲结合起来。还包括帮助患者准确理解他的理想化形象、外化作用等是怎样将他内心的冲突掩盖起来，消解其破坏性力量的。总而言之，分析性工作就是让患者彻底理解自己的冲突——它们对其人格的普遍影响，以及它们如何引起他的种种症状。

总的来说，在分析性工作的上述各部分中，患者都表现出不同类型的阻抗。当我们在分析他为解决冲突而做出的种种努力时，他却一心想捍卫自己的态度和倾向固有的主观价值，因此抗拒任何对其真实本质的窥探。在分析他的冲突时，他主要关注的是去证明他的冲突其实根本就不是冲突，因而掩盖了这一事实——他身上的某些倾向其实是相互矛盾的。

至于应该依照什么顺序去处理问题，弗洛伊德的建议可能永远是最有参考价值的。他把医学治疗的原则运用到分析治疗的过程中，在处理患者问题的所有方法中，他都强调以下两个因素：我们给出的解释应当对患者有益；不应当给患者带来伤害。换言之，分析治疗师必须想到两个问题：第一，患者在此时是否能承受得住某种顿悟？第二，我们给出的解释对患者是否有意义，是否能使他进行建设性的思考？我们现在仍然缺乏明确的标准去判断患者能够承受的到底是什么，以及究竟是什么有助于促进他的建设性思考。人格结构的个体差别太大了，因此关于应当在什么时机给出什么解释，我们无法有一个教条式的定论，但是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原则作为指导：只有在患者的态度发生了特定的改变之后，再去处理他的具体问题，才会对其有益，且无过多的风险。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尝试一些常用的方法。只要患者还在一心追求那些对他而言是救星的幻影，即使让他看到了自己的主要冲突，也没什么用。他必须首先认识到，这些追求只是徒劳，只会干扰自己的生活。在分析冲突之前，我们应当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先去分析患者为解决冲突而进行的种种努力。但我并不是说要刻意避免任何有关冲突的言论。分析治疗方法的谨慎程度取决于整个神经症结构的脆弱程度。对于某些患者来说，如果过早指出他们的冲突，会使其陷入惊恐不安的状态。对于另一些患者来说，他们则会把它当作耳旁风，不会在心中留下任何印象。但是从逻辑上讲，只要患者还在坚持他的那些解决办法，并且潜意识地认为自己用这些办法仍然可以“应付下去”，我们便不能指望他会对自己的冲突表现出多大的兴趣。

另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是理想化形象。这里限于篇幅，我们不能详述在什么状况下，可以在分析治疗的早期阶段，着手处理这种理想化形象的某些方面。不过，我们最好还是小心一点，因为理想化形象往往是患者身上唯一能让他感到真实的部分。不仅如此，理想化形象可能是唯一使患者有点儿自尊，并且防止他陷入自轻自贱状态的因素。患者必须已经获得一定程度的现实性力量，才能忍受对他理想化形象的贬损。

在分析过程的初期阶段就去处理虐待狂倾向，肯定毫无益处。部分原因是这些倾向与患者的理想化形象相去甚远，甚至是两种极端。哪怕是到了分析过程的后期，患者在意识到自己的虐待狂倾向时也常常会感到恐惧和厌恶。但是，我们之所以把这一分析推到患者不再那么绝望、不再那么束手无策的时候进行，还有一个更加明确的原因：只要他在潜意识中确信替代**是他唯一的解决办法，他便绝对不会想去克服自己的虐待狂倾向。

在根据具体的性格结构对个体进行分析时，可采用与上述相同的原则来决定处理问题的先后次序。比如，对于攻击性倾向占主导的患者来说，他鄙弃所有情感，认为它是软弱的标志，却会去称赞任何显得很有力量的东西，那么，就应该首先去处理他的这种心态及其产生的影响。如果治疗分析师首先考虑的是他对亲密关系的需要，无论这一需要在分析治疗师看来是多么明显，那都是不对的。患者会憎恶医生任何的相关举动，因为他觉得这是对自己安全的一种威胁。他觉得必须严防分析治疗师这种想把他变成“马屁精”的想法。只有当他变得更加坚强时，才能忍受自己的顺从和自我贬抑倾向。对这样的患者，我们最好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避免谈及绝望的问题，因为他可能会拒绝承认自己有绝望感。对他来说，绝望暗含着令人厌恶的顾影自怜之意，还意味着非常不光彩地承认了自己的失败。相反，如果患者的顺从倾向占主导，我们应当首先去分析他“亲近人”的表现，然后才能去触及他的支配或报复倾向。同样，如果患者把自己看成一个伟大的天才或者一个极好的恋人，那么，去分析他对遭受蔑视和拒斥的恐惧，就纯属浪费时间，去分析他的自轻自贱则更是徒劳。

有时，在刚开始分析的时候所能触及的问题非常有限。这种情形尤见于以下这种病例：病人把高度的外化作用与僵硬的理想化形象结合了起来，使他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缺陷。如果分析治疗师察觉到了这种状况的某些表现，那就千万不要暗示患者他的麻烦其实来自自身，不做这种解释就避免了浪费时间。不过，在这个阶段倒是可以去触及理想化形象中的某些方面，比如患者对自己的过分要求。

如果分析治疗师熟悉神经症性格结构的发展规律，那也有助于他更迅速、更准确地把握患者的种种联想表达了什么，从而知道此时应当去处理什么问题。他将能够从患者貌似无足轻重的表现上，洞察和预见到他人格中某个完整的方面，从而把注意力转向那些需要密切注意的东西。他的这种状态与内科医生极其相似，内科医生如果发现患者咳嗽、夜间盗汗、午后乏力，便会考虑肺结核的可能，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检查。

比如，如果患者总喜欢道歉认错，容易敬仰分析治疗师，在联想时表现出一种自我贬抑的倾向，分析治疗师便能看出，所有这些因素都与“亲近人”有关。他会去分析这是不是患者的主导心态；如果他找到了更多的证据，便会从各个角度全面地处理这个问题。同理，如果患者老是重复那些使自己蒙羞的经历，并且表示他觉得分析治疗的过程也是一种羞辱，那么，分析治疗师就知道自己必须处理患者对羞辱的恐惧。分析治疗师应选择当时最容易找出的源头去解释他们的恐惧。比如，他可能会把这种恐惧与患者坚持理想化形象的需要联系起来，前提条件是患者已经认识到了理想化形象的一部分。又比如，患者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表现出他的怠惰，还说感觉自己快要完蛋了，分析治疗师这时就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处理他的绝望感。如果这发生在分析治疗的初期，治疗师或许只能向病人指出这种绝望感意味着什么——那就是，患者已自暴自弃。然后，他会试图告知患者，他的绝望感并不是源自实实在在的绝望处境，而是一个亟待被认识并最终被解决的问题。如果绝望感出现在分析治疗的后期，那么，治疗师或许可以把它与更具体的因素联系起来，那就是患者找不到摆脱冲突的办法，或是达不到理想化形象的标准。

虽然上面建议了许多措施，但我们仍为分析治疗师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去发挥他的直觉和灵敏性，他需要借助敏感性才能搞清楚患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是分析治疗师应当努力将其发展到极致的宝贵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尽管分析治疗师用到了直觉，但这并不意味着分析过程只是一门“艺术”，或仅凭常识就足够了。对神经症性格结构的了解，使以此为依据的推论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并且使分析治疗师能够准确、负责地实施分析治疗。

不过，因为神经症性格结构的个体差异非常大，所以分析治疗师只能在试验与错误中小心前进。我说的错误，并不是指那些严重的错误，比如把患者没有的动机强加在他的身上，或没有抓住他的基本神经症倾向。我所指的是那些非常常见的差错，比如，在患者还没做好心理准备的时候，就向他做各种解释。那些严重错误是能够避免的，而这种由于过早进行解释而导致的差错总是在所难免的。然而，如果我们能够非常警觉，留意患者对某种解释所做出的反应，就能很快察觉到这种差错，并依此做出调整。在我看来，人们似乎过于强调患者的“阻抗”，即太过关注他对某种解释是接受还是拒斥，却很少注意他的反应表达的到底是什么。这一点非常可惜，因为正是通过患者的反应类型和反应详情，分析治疗师才能判断出，在患者做好准备去处理分析治疗师所指出的问题之前，分析治疗师应当先去处理什么。

下面的例子能很好地说明这种情况。这个患者认识到了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面对同伴对自己的任何要求，他都会恼怒不堪。哪怕最合理的请求，他也会觉得是一种胁迫；最应得的批评，他也会觉得是一种侮辱。与此同时，他又觉得自己可以任情恣性地要求别人全心全意地付出，还觉得自己可以口无遮拦地表达对他人的批评。换言之，他认识到他给了自己所有的特权，而剥夺了同伴的一切权利。他开始明白，这种心态即使没有毁掉，也势必会损害他的友谊与婚姻。到现在为止，他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一直都非常积极主动，效果也很不错。但自从意识到自己这种心态的后果之后，他便总是十分沉默；患者有些抑郁和焦虑。此时他做出了一些为数不多的联想，反映出他有强烈的离群倾向，然而几个小时以前，他还热切地希望与某个女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这两种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离群倾向表明，他无法忍受自己与他人之间出现相互平等的场景：他在理论上接受这种平等关系，但在实践中拒绝接受。他之所以会抑郁，正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处境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困境，而离群倾向则意味着他在试着去探索出一种解决办法。当他认识到离群独处是一种徒劳，并且除了改变自己的心态之外没有任何别的解决办法时，他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自己就是不能接受这种相互平等的状态呢？他随后出现的联想表明，在情感上他只看到两种可能：要么占有一切权力，要么什么权力都没有。他说，他害怕如果自己把权力让给了别人，就再也不能随心所欲了，而只能依照他人的意愿行事。而这反过来又诱发了他的整个顺从与自我贬抑倾向；虽然医生已对这种倾向有所注意，但从来没看到它像现在这样强烈和有意义。由于种种原因，他的顺从性与依赖性都非常强，因此他才不得不把所有权力都据为己有，借此来人为地建起一座防御工事。当顺从倾向仍是一种十分迫切的内心需要时，让他放弃这种防御措施，无异于让他把整个人格淹没掉。在没有解决患者的顺从倾向之前，想去改变他那种随心所欲的处事方式，是徒劳的。

本书所说的每一点都清楚表明，无论通过哪一种单一的方法都绝不可能彻底解决某个问题；我们必须从各个角度对其进行反复的探讨。这是因为患者的每一种心态都有很多根源，并且在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又会起到不同的作用。比如，息事宁人、忍气吞声的心态最初是源于对爱的神经症性需要，因此在分析这种需要时也必须分析他的这种心态。当我们着手分析患者的理想化形象时也必须分析他的这种心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息事宁人的心态其实是患者自以为是圣人的表现。而我们在讨论他的自我孤立倾向时，便能明白，这种心态中还包括想避免摩擦的成分。再有，当我们认识到患者对他人的畏惧以及他对自身虐待狂冲动的克制时，这种心态的强迫性本质便更加显露出来。在其他例子中，患者对胁迫的敏感可以看作是由于他的离群独处状态而采取的一种防御性态度，接着，经过分析，又可将其看作是他的权力欲的投射，然后，我们或许会发现那是一种外化作用、内心驱迫或其他倾向的表现。

任何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逐渐成形的神经症态度或冲突，都必须放在整个人格结构中去进行理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解决。它包括以下几个步骤：使患者意识到他的特定倾向，或冲突的所有公开或隐匿的表现，帮助他认识其强迫性本质，使他能够认识到那种倾向或冲突的主观价值和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