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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神经症冲突的化解 01（第2页）

当患者发现了一种神经症性怪癖时，往往不是先去分析它，而是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它是怎么产生的？”无论是出于有意识还是潜意识，他都希望通过找到它的历史源头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分析治疗师必须把他拉回来，不让他躲避到过去中，并鼓励他去分析这种怪癖到底有哪些表现——换句话说，要先去熟悉怪癖本身的情况。患者必须知道这种怪癖的具体表现方式，他为了掩盖它所采取的措施，以及他自己对它所持的心态。假如患者对顺从倾向的畏惧已经很明朗，他必须搞清楚自己对那些自我谦避行为的憎恶、恐惧和鄙视态度到了何种程度。他必须认识到，为了把一切顺从倾向及其一切表现从自己的生活中清除掉，他已经在潜意识中对自己进行了压制。然后，他会明白，那些表面上格格不入的态度其实都服务于这一目的；他对他人的敏感性已经麻木了，以至于不了解他们的情感、欲望或反应；这使他变得对他人漠不关心；他已扼杀了自己对他人的所有好感，也扼杀了自己想得到他人好感的欲望；他鄙视他人的柔情与善意；他会不由自主地拒绝他人的请求；在个人关系上，他自认有资格喜怒无常、吹毛求疵、求全责备，但又不认为他人有上述的任何特权。或者，如果我们注意到的是患者的无所不能感，那么，仅仅使患者认识到自己有这种感觉还不够。还必须要让他看到，他从早到晚都在为自己制订不可能完成的伟大任务。比如，他认为他有能力快速地写出一篇主题复杂的出色论文；尽管他已疲惫不堪，他仍然希望自己能文思泉涌、妙笔生花；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在他瞥见问题的那一刻，他便能将其解决。

其次，患者必须认识到，他是迫不得已才依照某种倾向行事的，这种驱动力使其对自己的欲望或利益视而不见，甚至还会做出与自身欲望或利益背道而驰的事。他必须认识到，这种强迫性是不加选择的，常常不会参考事实情况。例如，他应该明白，他对朋友和对敌人一样，同样都会吹毛求疵。无论同伴怎么做，他都会责怪。如果同伴态度和蔼，他便怀疑他是因为心中有愧才如此这般；如果对方态度强硬，那便是飞扬跋扈；如果对方让步，那便是胆小怕事；如果对方喜欢跟他在一起，那便过于唾手可得；如果对方无论什么都拒绝，那便是小肚鸡肠；等等。或者，如果讨论的问题是患者对被需要和被欢迎的不确定感，那么他就必须认识到，尽管所有证据都表明他被需要和被欢迎，他的不确定感依然存在。若想理解某种倾向的强迫性，我们还需要认识该倾向一旦受挫，患者会有何种反应。比如，假如出现的倾向涉及患者对爱的需要，那么，他应当看到，在出现任何遭拒或友谊减弱的迹象时，他便会感到不知所措、惊恐万分，哪怕这些迹象非常细微，哪怕那位友人对他来讲本就无足轻重。

第一步是让患者看到他某个问题的严重程度；第二步则是使他认识到引起该问题的各种因素的强度。这两个步骤都会激起他进一步检查自己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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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提到分析某种倾向的主观价值时，患者往往会迫不及待地主动提供信息。他可能会说，他对权威或者任何表现得像压迫的东西做出反抗、挑战，是迫不得已的，是生死攸关的，因为若不那样做，他会受制于他那无比严厉的父母；他还会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优越感都给了他极大的帮助，使他在缺乏自尊心的情况下仍能继续前行；他的超脱或者“无所谓”的心态保护了他不受伤害。诚然，患者的这种联想是为了自我辩护，但也能反映出一些问题。它使我们知道，患者起初为什么会有这种态度，从而使我们看到其历史价值，并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患者病情的发展过程。但最重要的是，它带领我们看到这种倾向在当前起到的作用。站在治疗的立场上看，这些功能才是最重要的。没有哪一种神经症倾向或冲突只是过去遗留下来的痕迹——就像一种一旦确立便会一直存在的习惯。我们可以确信，这些倾向或冲突取决于当前性格结构中的某种迫切需要。最初形成某种神经症性怪癖的原因并不那么重要，因为我们要改变的是在当前起作用的种种力量。

某种神经症状态的主观价值，主要在于它能与其他的神经症倾向相抗衡。因此，如果全面领会其价值，我们就知道该怎样处理某一具体病例了。比如，某位患者不肯放弃他的无所不能感，因为这可以使他把自己潜在的可能性当作事实，把自己的光辉前景当作已取得的成就。那么，我们就必须检查一下他到底在何种程度上生活在想象之中。如果他让我们了解到，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确保自己不遭遇失败，我们的注意力便会转移到那些使他有失败预感且时常害怕遭受失败的因素上来。

最重要的治疗步骤是使患者看到事情的对立面：他的神经症性欲望和冲突的负面作用。在先前的步骤中已经包含了一部分这种工作；但关键问题是，这幅关于负面作用的画面应当完整且详尽。只有到这一步，患者才会真切地感受到自己需要做出改变。鉴于每一种神经症都强迫性地想维持现状，因此需要有一种能压倒阻滞因素、足够强大的动机。然而，这种动机只能来自病人对内心自由、幸福、成长的渴求，来自他的这样一种认识：每一种神经症问题都阻碍着这种渴求的实现。因此，假如他有自我贬低、自我责怪的倾向，那他必须认识到，这种倾向抹杀了他的自尊，使他失去了希望；这使他感到自己不被需要，迫使他去忍受虐待，反过来又使他变得报复心很强；这使他的动力和工作能力陷于瘫痪；为了避免陷于自轻自贱的深渊，他被迫表现出防御态度，如自大、自我疏离、对自己抱不切实际的想法，从而使神经症继续存在下去。

同样，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当患者看到自己的某种冲突时，他还得意识到它对自己生活的影响。当患者的冲突是自我抹杀与渴求胜利之间的矛盾时，有必要让患者了解这是倒错虐待狂固有的极度压抑的结果。患者必须看到，一方面，他对每一种自我抹杀的表现都感到自轻自贱，对他阿谀奉承的人都感到愤恨；另一方面，他每次试图去战胜别人，都会觉得自己可怕，而且担心自己遭到报复。

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即使患者已经认识到了各种不利后果，他也完全不想去关注如何克服自己的神经症性心态。相反，这个问题似乎从画面中消失了。他不知不觉地把它推到一边，在病情上却毫无收获。他已经看到了自我施加的各种伤害，却依然无动于衷，这一点值得我们关注。不过，除非分析治疗师能机敏地识别出这种无动于衷的反应，否则，患者的这种缺乏兴趣的现象很可能会被忽视。病人会说起另一个话题，分析治疗师也会被他带着走，直到两人再次进入死胡同。只有在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治疗师才能意识到，自己做了大量工作，却没有看到患者发生多大的变化。

如果分析治疗师知道这种反应会时不时地发生，他便会问自己，到底是患者身上的什么因素使他无视这一事实——他的某些态度已造成了许多有害的后果，必须改变这些态度。这通常有多种原因，治疗师只能逐一处理。患者可能还深陷于绝望之中，动弹不得，认为不会再有什么改变了。他想战胜医生、挫败医生、让他出丑，这种欲望可能远远超过了他对自我的关注。他的外化倾向也许还很强烈，所以尽管他认识到了外化倾向的后果，却仍然无法把这种顿悟应用于自身。他对无所不能感的需要也许还很强大，所以尽管他明白它的后果无法避免，但在心中还是暗暗认为自己有能力避开这些后果。他的理想化形象也许还非常顽固，所以他不能接受自己居然有神经症性心态或冲突。于是，他只会对自己感到恼火，觉得既然自己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就应当有能力掌控这些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以上这些可能。因为如果忽视了那些使患者失去动力，不想做出改变的原因，分析治疗师很容易变成休斯登·比得逊所谓的“心理学狂”，即为了心理学而心理学。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促使病人接受自我，那显然是有益的。哪怕冲突本身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患者也松了一口气，开始有了想从缠绕着自己的网中脱身出来的表现。一旦形成了这种有利于分析工作的状态，患者的改变便指日可待了。

毫无疑问，以上的论述并不是一篇关于分析治疗技术的论文。我没有试图涵盖那些使问题恶化的所有因素，也不试图去涵盖所有有疗效的因素。比如，我没有去讨论患者把自己的防御性或攻击性怪癖带入与医生的关系后，会产生什么利弊——尽管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所描述的那些步骤，只是在每一次发现新的倾向或冲突时我们必须经历的基本过程。我们往往不可能依照前面所说的顺疗进行分析，因为即使某个问题已经十分明显，但患者本人可能还是无法领会。就像在前面提到的那个关于患者吹嘘权力的病例一样，一个问题只会暴露出另一个问题，而后一个问题又必须先分析。只要每一个步骤最终都完成了，顺序问题便不是那么重要了。

经过分析治疗而引起的具体症状的改变，自然是因问题而异的。当患者认识到自己潜意识中无力的愤怒及其原因时，他的惊恐状态便会平息。当他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困境时，情绪便会高涨起来，不再那么抑郁。但每一项成功的分析工作，都会使患者在对人和对己的态度上发生某种总体变化，而这种变化跟当时探讨的具体问题没有太大关系。如果我们要处理的是下面这些各不相同的问题，比如过分强调性欲、认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对胁迫的过于敏感等，我们会发现，对它们的分析，会对人格有同样的影响。无论分析的是其中哪一种问题，患者的敌意、无助、恐惧、与自我和与他人的疏离等表现都会有所缓解。在下面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自我的疏离是如何缓解的。一个过于强调性欲的人只有在性经历和性幻想中才会觉得自己活着；他的个人成败都仅限于性的领域，他所看重的自己身上的唯一优点只是他的性吸引力。只有当他对这种状态有所了解之后，他才能开始对生活的其他方面产生兴趣，从而重新找回自我。一个认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的人，会觉得现实必然会按照自己的想象进行，他没有看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他既看不见自己的局限，也看不见自己真正拥有的东西。通过分析治疗，他不再错误地把自己的潜能当作已取得的成就；他不仅能正视真实的自我，也能接受真实的自我。一个对胁迫极度敏感的人已经忘却了自己的欲望和信念，只觉得是别人在支配和掌控他。当分析了这种状况以后，他开始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从而能够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

被压抑的敌对情绪，无论其种类和来源是什么，都会在每一次分析治疗的过程中浮出水面，暂时使患者更加易怒，但每放弃一种神经症性心态，这种不理性的敌意就会减弱一分。当患者认识到他所面临的那些问题也有自己的原因，不再将其外化，变得不那么脆弱、恐惧、依赖、苛求的时候，他的敌对情绪便会减弱。

敌意的缓和是因为患者无助感的减弱。一个人越是强大，便越不会觉得受到他人的威胁。力量的增长有诸多原因。过去，他把重心放在别人的身上，现在开始转向了自我；他感到自己更有活力，并开始建立起一套独特的价值观。他会逐渐发掘出更多的力量：原先用于压抑自我的那部分能量得到了释放；他不再那么压抑，不再因为恐惧、自轻自贱和绝望而动弹不得。他不再盲目地服从、对抗或发泄虐待狂冲动，他能够更加理性地做出让步，因而变得更加坚强。

最后，尽管他会因为已有的防御工事被摧毁而暂时激起焦虑情绪，但随后进行的每一个有利步骤都势必会将这种焦虑减弱，因为患者不再那么畏惧他人和自我。

这些改变的总体结果是患者的人际关系得到了改善。他不再那样自我孤立，从而变得更加强大，变得不再那么敌对，他人也逐渐不再是他必须对抗、操纵或回避的威胁了。他能够对他们产生友好的情感。随着他放弃了外化作用，消除了自我鄙夷，他与自我的关系也大大改善了。

如果仔细看一下发生在分析过程中的这些变化，我们能看到，这些变化同样发生在最初导致冲突的那些条件上。在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所有压力都日趋严重；而在治疗的过程中，则刚好与之相反。患者在过去需要去应对充满了无助、恐惧、敌意、孤立的世界，他因此而产生的心态现在开始变得没有意义，因此可以逐渐放弃。的确，面对那些令自己讨厌并且还欺负自己的人，如果自己有能力与之平起平坐，还有什么必要去自我抹杀、自我牺牲呢？如果自己内心有安全感，并且在与他人一起生活和奋斗的时候不再经常出现恐惧感，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去贪得无厌地追逐权力或声望呢？如果自己有能力去爱，也不怕抗争，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去焦虑地回避与他人的交往呢？

要做这项工作是需要时间的；患者内心越纠结，面临的障碍越大，需要的时间就越多。我们可以理解，人们渴望一种简洁有效的分析疗法。我们很想看到更多的人能从分析治疗中获益，并且我们认识到，有一点帮助总好过没有帮助。诚然，神经症有严重程度的差异，较轻微的神经症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见效。尽管某些简短的心理疗法的实验似乎很有希望，但不幸的是，很多都是在想当然，这种疗法没有考虑到在神经症中起作用的种种强大力量。对严重的神经症来说，我认为，要想缩短分析过程，必须更好地理解神经症性格结构，从而缩短分析治疗的进程。

幸运的是，分析法并不是解决内心冲突的唯一方法，生活本身同样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治疗者。一个人各种各样的经历足以使他发生人格改变。那可能是一个真正伟大者的榜样激励；那可能是一个普通的悲剧，它使患者与他人密切接触，从而使他脱离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离群状态；那可能是与意气相投之人的交往，它使患者感到无须再去操纵或躲避他人。在其他情况下，患者的神经症行为可能非常极端，或者过于频繁，这给患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反而会使他不再那么恐惧和固执。

但是，生活带来的疗效不受我们的控制。为了满足某个人的特定需要，我们不可能去刻意安排一场麻烦、一段友情或一次宗教体验。生活作为治疗者是无情的；对一个患者有益的情形可能会毁掉另一个患者。并且，我们已经看到，患者对自身神经症行为的后果缺乏认识，也缺乏从中吸取教训的能力。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患者获得了从自己的经验中吸取教训的能力——也就是如果他能分析出是他自身的原因导致了各种问题，能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把这种顿悟运用于生活当中。那么，我们就可以放心地结束分析治疗了。

如此看来，这些目的中包括了多层目标。患者必须获得对自己负责的能力，这意味着，他认识到自己才是生活中最积极可靠的力量，并且敢作敢当。同时，他也觉得自己应当对他人负责，欣然承担那些他认为值得承担的义务，无论这些义务涉及的是子女、父母、朋友、下属、同事、社区，还是国家。

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个目标是获得内心的独立——既不藐视他人的观点和信念，也不盲从。这主要是指，使患者能够建立起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并把它用于现实生活中。在与他人相处时，这需要他尊重他人的个性和权利，并且以此为基础实现真正的相互平等。这与真正的民主思想如出一辙。

我们还可以用“情感的自发性”这一术语来界定上述目的，也就是能够认识和表露自己的情感，无论是爱恨、喜悲，还是恐惧或欲望。这包括既能表达这些情感，又能主动控制。由于爱与友谊如此重要，所以在这里应特别说说这两点。爱既不是寄生般的依附，也不是虐待式的支配，而是像麦克马雷所说：“这样一种关系，除本身之外别无其他目的；我们之所以在这种关系中相互联系，是因为对人类来说，与他人分享经验、相互理解、在共同生活中怡情养性、推心置腹是再自然不过的一种事情。”

关于分析治疗目的的最全面表述是对真心实意的追求：卸去伪装，以诚待人，全心全意地对待自己的情感、工作与信念。只有化解了冲突，才有可能接近这些目标。

这些目标并不是随意制定的。它们之所以切实可行，也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符合过去时代的仁人志士的追求。这种符合也绝非偶然，因为它们正是心理健康的要素。我们有理由提出这些目标，因为它们是依据神经症的病理因素做出的合乎逻辑的设想。

我们之所以敢提出这么高的目标，是因为我们坚信人格是可以改变的。不是只有儿童具有可塑性，我们所有人都有能力去改变，甚至是做出根本性的改变。这种信念有生活经验的支持。分析治疗则是促成根本改变的一种最强有力的手段。我们越是清楚神经症中的各种作用因素，就越有可能促成预期的改变。

无论是分析治疗师还是患者，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实现这些目标。它们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其现实意义在于，它们能为我们的治疗和生活提供指导。如果我们不清楚这些理想的意义，就会有这样的风险：用新的理想化形象去取代旧的。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分析治疗师并没有能力把患者变成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他只能帮助患者变得自由，从而能自己去努力靠近那些理想。这还意味着给了患者一个机会，使他能够变得更加成熟，取得更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