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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学术与科学（第1页）

第四章　学术与科学

英国人重视学术和科学研究，认为这是个人才智得以充分发挥的创造性活动，因此是高尚的劳动。在这些领域，产生了不少世界级的大师。

贝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是其中的一位。按艾耶尔（A。J。Ayer）的看法，罗素是位罕见的哲学家，他不仅把哲学中的一些专门问题与自然科学结合起来，而且与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结合在一起，此外还参加政治活动。他的著作涉及面非常广，但他的学术地位，主要是由他的哲学著作、特别是他在青年和中年早期完成的著作树立的。

罗素的重要贡献在逻辑哲学方面，在这方面他继承了英国经验论的古老传统。他认为，我们的一切信念都需要用哲学来证明其合理，当然，他并不认为通过哲学论证能够解决诸如写字桌的存在或滑铁卢战役的结果等等的经验论问题，也不认为它能够解决偶数集的存在或毕达哥拉斯定理的效准这样的形式问题。但他认为哲学的论证仍然是必要的，原因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需要断定一些命题，除非我们有权利相信某些类型的实体的存在，否则我们就没有权利接受这些命题，换句话说：除非有物质的客体，否则就不可能有桌子；除非有进行战斗的人，有进行战斗的地点和时间，否则就不可能有战役；必须先有数，然后有些数才会是素数。但是我们是否有理由以及在什么意义上能够确认物质客体或人或空间中的点或过去的事件或数的存在呢？这就需要进行哲学讨论。

罗素认为，我们从最不容易怀疑的要素出发，然后看从这些要素中可以构造出什么东西来，或从它们能推论出什么东西来。由此他认为：“科学的哲学研究的最高准则是：在任何可能的地方，都要用逻辑构造来代替推论出来的实体”，以便最大限度地保证论证的真实性。换言之，当给予的某一种规则可以把关于A的陈述翻译成一套关于B、C、D的陈述，后者至少具有相同的事实内容时，则一个客体A就表明是一个由一套客体B、C、D所构成的逻辑构造。罗素强调为了正确地解决哲学问题，必须运用逻辑技术，由此他甚至认为逻辑就是哲学的本质。同时，因为罗素所愿意揭示为逻辑构造的实体已经在我们的信念体系中起过重要作用，构造它们的过程便采取一种分析过程的形式。正因为如此，罗素也常常被说成是分析哲学家。

罗素的思想涉及很广，这里不可能一一提及，但他关于一个古老的命题，即心灵与物质的关系问题，还是值得一提。他认为，“世界由这样的一些事实构成，这些事实不管我们愿意怎样去设想它们，都保持它们自己本来的样子”。那么，构成世界的事件特征是什么呢？一种为许多人所同意的看法是：客体或事件可以分为心理与物质的两类，它们并不重合。罗素反对这种看法，他声称：“我认为，构成我们经验世界的素材，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而是比精神和物质都更原始的东西。”罗素认为中立素材是构成心灵与物体两者的潜感觉材料，按照心灵与物体所包含的共同元素的不同的群，就形成了心灵与物体的不同。不过，以后罗素又放弃了这个被称为“中立的一元论”的立场，而赞成把物质的客体表述为推论出来的实体，而不是逻辑的结构。罗素反复强调，我们不能知道这些外在客体的内在性质，也不知道客体是否可以还原为事件，所以，如果认为客体具有我们用以说明我们知觉的性质，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同时，罗素主张，我们没有正当的理由相信，客体除与知觉有纯粹结构的相似之外，还有另外的什么东西。

罗素对世界的描述包括他认为心灵与大脑一致，物质事件与它们所引起的知觉有结构上的符合，这些看法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企图使世界的图景与现代科学理论相协调。罗素认为：“科学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完全对的，但它也很少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它作为一种规则，比非科学的理论有更大的可能性是正确的。因此，把科学理论作为假设而加以接受是合理的。”

罗素是一个有创见的哲学家，他的思想对20世纪的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他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关心人类的命运，关心妇女的权利。

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是另一个有影响的英国哲学家，他原籍奥地利，后移居英国，1945年才加入英国国籍，此时他的思想已经很有影响了。波普尔把他的哲学定名为“批判理性主义”，其中包括“证伪主义”和“社会改良”两个方面。1965年，他被授予爵士称号，并且是英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波普尔早在30年代就提出了和逻辑实证主义者不同的看法，他把科学哲学叫作“科学发展的逻辑学”，认为它的任务不是研究科学知识的结构，而是研究科学知识的发展。正因如此，他的主要影响来自他的科学哲学，虽然他广泛涉及了科学和社会问题。

波普尔承认科学哲学是认识论，同时又认为：“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历来是而且现在仍然是知识的增长问题。而研究知识增长的最好途径是研究科学知识的增长。”研究知识增长，就不能只分析概念，而必须对科学问题、理论和方法以及科学讨论进行分析。也就是说，研究知识的增长，就要研究人们获取知识的过程，不能脱离科学发展史而单纯对现成的科学理论进行逻辑分析。

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是针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哲学的，是对现代自然科学作出的唯理主义反应。波普尔据此建立起严密的“猜想反驳方法论”，这是他的科学哲学乃至整个哲学的主体。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是《研究的逻辑》，1959年以《科学发现的逻辑》（TheLogitificDiscovery）为名发行英译版。1963年出版《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jedRefutatiohofStifiowledge）。1972年出版《客观的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ObjeowledgeAionaryApproach）。就哲学贡献而言，第一本著作提出了他的批判理性主义观点，第二本建立了猜想反驳方法论，第三本则倡言他的三个世界的学说。

逻辑实证主义是现代自然科学革命的第一个哲学产儿，其本质是从经验主义出发，运用现代逻辑工具对科学革命做方法论总结。囿于经验主义，它把科学知识归结为通过归纳法从经验确立起来的即将得到证实的真命题，科学的发展是这种命题和由它们构成的理论的累积；它把方法论分析局限于用形式逻辑的工具对现成知识——概念、命题和理论等等——做静态的分析。因此，它最终只建立了关于科学证明的现代逻辑方法。

现代自然科学此时最需要的是建立科学发现的方法论，波普尔正是顺应此种需要提出了自己的理论。首先，他建立了同逻辑实证主义针锋相对的科学知识观，这就是反归纳主义证伪主义，它的结论是“知识是假说”。他认为，现代自然科学表明，科学的精神是批判，也就是不断推翻旧理论，不断作出新发现，而科学发现是理性的活动，无须新的经验参与。也就是说，科学就是理性不断作出假说，而这种假说又不断遭到批判，即被证伪。因此，他提出科学和非科学的区分不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性判据”，而应该是他所说的“可证伪性判据”。他进而提出，可证实性不仅不合理，而且不可能，因为用以证实的工具即归纳法无效。相比之下，他的可证伪性判据不仅合理，而且可能，它的工具是否定式假言-直言三段论演绎法，据此可借助“判决性实验”，以单程陈述的真论证作为科学知识的全程陈述其假，即可实现证伪。他还提出，作为科学知识之表征的可证伪性还可定量地加以刻画，为此他引入了“可证伪度”的概念，只有可证伪的陈述才是科学的陈述，而科学陈述的可证伪度越高，即它禁止得越多，它的经验含量也就越多，知识含量也就越多。

其次，他从这种证伪主义出发对科学做分析，突破把知识看作静态的积累而加以逻辑分析的框框，而把科学看作知识增长的动态过程，通过“理性重建”把这个过程复现为著名的四段图式：“问题→尝试解决→排除错误→新的问题。”

尝试解决就是进行科学发现，解决的方案往往同时有好几个，这就要通过排除错误来做选择。他认为，这时才需要诉诸经验，即接受那些较好地经过了经验检验的理论，尽管它将来最终还是会被证伪，他将此称为确认。此外，他还用所谓“逼真度”来取代“真理”，以此对科学进步进行度量。他认为，理论包含真性和假性两部分，而逼真度是真性内容减去假性内容的差。

总的来说，波普尔的最大贡献是从唯理主义出发，建立了关于科学发现的猜想-反驳方法论，由此把逻辑实证主义开创的科学方法论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更确切地说，使科学方法论增加了新的层面，更符合科学的实际。

20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是约翰·凯恩斯，他的研究成果远远超出了他本专业的范围，不仅为世人所熟知，而且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

凯恩斯于1905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当时主修的是数学和文学。其后的一年间他留在剑桥，师从当时最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和庇古攻读经济学。此后，除了在剑桥大学任教外，他还长期在英国政府担任要职，1919年他以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巴黎和会，并撰写《和约的经济后果》一文，抨击凡尔赛条约中要求德、奥战败国赔款的有关条款，由于此文，他名声大震。二战后凯恩斯任职于英国财政部，并担任英格兰银行的董事，是英国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1944年他还率领英国代表团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接着又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董事，对战后经济复苏作出重要的贡献。

使凯恩斯蜚声四海而成为经济学泰斗的主要著作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TheGeheoryofEmploymeandMoney），这本书被认为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凯恩斯主义由此而来。

20世纪最初几十年，在西方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局部均衡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借助于市场供求力量自动地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凯恩斯早年也接受这一思想，但一战之后，英国长期遭受经济失调和严重失业之苦，凯恩斯认为这是经济紧缩导致的，因而他竭力反对恢复金本位制，认为此举会导致通货紧缩及国内外相对价格的失衡，从而使英国的出口品价格太高，不利于竞争，这正是英国经济困境的根源所在。因此，他主张政府采取通货管理政策，通过价格控制来调整经济。这些看法表明凯恩斯已经开始偏离传统的经济学。

决定性的转变发生在1929年经济大危机以后，这次危机的范围之大、持续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不能为摆脱危机提供对策，于是凯恩斯便潜心研究，结果，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经济理论，引发了经济学界的一场革命。

在《通论》中，凯恩斯否定了传统经济学的观点，他指出，以往经济学中的均衡，是建立在供给本身创造需求这一错误理论基础上的充分就业均衡，这只适合于特殊情况，而通常的情况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因此当大危机爆发时，经济理论无法应对。他认为他的理论既可解释充分就业的情况，也可解释小于充分就业的情况。

凯恩斯认为，导致失业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而一国的就业水平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有效需求是指商品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而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动，因而就业水平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或有效需求。

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由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偏好这三个心理因素造成的。他指出，有效需求即总需求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和，因此有效需求不足是消费与投资不足的结果，心理上的消费倾向使得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因而引起消费需求的不足。对货币的偏好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使预期的利润率有偏低的趋势，从而与利息率不相适应，这就导致了投资需求的不足。凯恩斯还指出，心理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即资本边际效率的作用在三个基本心理因素中尤为重要，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资本的边际效率突然崩溃。

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中不存在自动达到充分就业的机制，因而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通过政府的各种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消费倾向在短期内是相对稳定的，因而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从增加投资需求着手。凯恩斯指出：“因为要使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二者相互适应，故政府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论家看来，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看来，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的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又是必要条件，可以让私人策动力有适当运用。”因而，政府应大量投资来干预经济，以增加就业机会，促使国民收入成倍地增长。

《通论》出版后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些经济学家把它称为“凯恩斯革命”，并把它与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列为经济学说史上的三大巨著。此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经济理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正统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经历了一段繁荣的发展时期，人们把这种繁荣部分地归功于凯恩斯的学说。然而，当70年代各国碰到通货膨胀与失业交织并发的危机时，凯恩斯的学说无法解释，也无法提出有效的对策，于是对凯恩斯的责难纷至沓来。在此情况下，另一位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希克斯（JohnHicks）的分析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希克斯认为凯恩斯未给予通货膨胀以足够的重视，因为他关心的是萧条和失业，但以后的经济学家却从凯恩斯的著作中得出需求“拉动”通货膨胀和工资“推进”通货膨胀或二者共同起作用的结论，并用以解释当前的通货膨胀。希克斯认为这些解释苍白无力，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据此，他提出了“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观点。

他认为，此种通货膨胀主要来自劳工市场结构性的特点，它与总需求的变动没有直接联系，需求的多或少不会引起膨胀和收缩。这种通货膨胀与“工资推进”的通货膨胀也不同，因为它不来自外界的、非经济的原因，也不可能像后者那样可以依赖政治协商或法律冻结的手段来解决。希克斯的看法是：这种通货膨胀有其内在的、经济的根源，即劳工市场的就业结构与工资结构，其关键是在两个部门之间生产率差距存在的既定条件下划一的货币工资增长。“在非扩展工业中的工资上升，不是由于劳工缺乏，而是由于不公平所造成的，因为在非扩展工业中的工人感觉他们是被丢在后面了。这在旧日是不会发展到这种程度的，因为易受循环影响的工业在繁荣时期所发的高工资被认为是暂时的。对在其他工业里的人来讲，在繁荣时期仍发给他们相对低的工资，并不是那样不公平，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从工资稳定中得到好处的那个时刻一定会到来。但是在新的情况下，当由繁荣时期劳工缺乏而造成的高工资看来带有比较永久性的时候，其他工业的工人就要施加更大的压力，使他们的工资能够赶上去。”

针对这种情况，希克斯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劳工市场的结构，争取比较平衡的经济增长，注意经济效率和公平原则的兼顾问题，而不能沿用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处方，即用抑制需求的办法来控制通货膨胀，或用政治上的压力来防止工资推进，因为这些办法对结构性通货膨胀没有多大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