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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学术与科学（第2页）

除此之外，希克斯在价格理论上也有贡献。以前的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是两个彼此隔绝的独立领域，而凯恩斯学说作为一种宏观理论，被认为是不涉及微观理论中的价格问题的。如何沟通宏观与微观这两个经济理论领域，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的热点。希克斯提出的“两种价格体系”，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希克斯认为，凯恩斯在讨论收入、储蓄和投资等问题时，把价格作为已知的，这并不是认为价格不会变动，而是假定价格变动的原因是供求以外的力量起作用。希克斯认为：“在现代经济中，至少存在两种市场。在一种市场里，价格由生产者来规定，对于这种市场来说，固定价格这一假定是有很大意义的。但是还有另一种市场，即弹性价格市场或投机市场，在这种市场里，价格仍然决定于供求关系。”所以在经济理论中必须同时考虑两种市场或两种价格体系，而不能为了简化，只考虑其中的一种。在固定价格市场里，存货归专门经营该种商品的厂商所拥有，没有中间商存在（或中间商由买方或卖方有效控制），其实际存货和合意的存货往往是不一致的。而在弹性市场价格里，则存在中间商，所以实际存货和合意存货总是相等。正是由于弹性价格体系下中间商的存在，这些中间商的行动又必定受他们对价格未来动向的预期所决定，这就对经济生活本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希克斯指出：“至少在原则上，至少在弹性价格制度里（我们将看到这种限制条件很重要），很清楚，对膨胀性工资上升和相应的价格上涨可能有一个全面的调整——一个膨胀性均衡，在其中，各种实际价格比率和在没有膨胀时并无不同。”这种均衡性膨胀，“就是在凯恩斯意义上的均衡，它不含有充分就业的意思”。也就是说，通货膨胀可以同大量失业同时存在，而仍然保持均衡状态，如果忽视了对弹性市场的考察，那么也就无法理解这一点。

然而希克斯认为，现实世界并不只存在弹性价格市场，而且还存在固定价格市场，那里的价格并非取决于供求，中间商也不存在。劳工市场和其他许多种商品正是这样的固定价格市场。这样，在弹性价格体系中可能出现的“膨胀性均衡”，却不可能出现于有固定价格体系存在的经济中。这时虽有膨胀，但经济并不处于均衡状态。这样的通货膨胀（它也可能与大量失业并存）将是有破坏性的，它损害劳资关系，影响社会福利，影响财政收入，并要求不断地重新规定价格。“在完全弹性价格的模型里，所有这些都不予以考虑，但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真正害人的方式。”

希克斯的分析显然比以往的学者们更有说服力，除此之外，他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科学技术是经济进步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单凭科学技术这一条不足以说明经济增长的浮动力。希克斯认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包括以下四类：（一）技术；（二）规模经济；（三）土地；（四）劳动。

他所指的土地即一切自然资源。说到部门性劳动短缺所需的技术发明时，希克斯引申出关于中间技术或适用性技术的观点。他认为技术发明多来自先进国家，这些技术往往适用于先进国家的条件，与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不甚符合。因此，适当放慢技术进步速度，多采用中间技术或适用技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失为明智之举。

希克斯的理论固然也有其值得推敲之处，但他毕竟自成一家，影响很大。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两大思潮的斗争中，希克斯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他反对货币主义学派，支持凯恩斯主义，但在理论上又同后者保持一定距离。也正因如此，把他作为凯恩斯之后第二个重要的英国经济学家加以介绍是很有必要的。

说到经济史，还必须提到剑桥学派，这是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Marshall）在世纪之交开创的，由于几位活跃人物都在剑桥任教，因此被称为“剑桥学派”。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马歇尔的学生阿瑟·庇古（ArthurCecilPigou）。

庇古的研究涵盖面很广，涉及经济学许多领域，尤其是福利经济学，其代表作就定名为《福利经济学》（TheEicsofWelfare）。他从福利与国民收入、国民收入的使用分配、国民收入与劳动等方面，论述经济领域中影响福利的诸因素，并为如何增加福利提供思考。本书标志着福利经济学完整理论的形成，庇古也因此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

庇古对商业周期、失业、公共财政、指数经济学以及国民产出的量度等也有很深研究，作为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他讲授的《高级经济学》是该校以后30年经济学课程的范本。他还培养并影响了一批剑桥出身的经济学家，后来多成为经济学界的领军人物。庇古还发现价格下降会使私人部门净财富的实际价值上升，从而拉动消费需求。这个发现被称为“财富效应”或利率效应，也就是著名的“庇古效应”（PigouEffect）。

除经济学领域，英国学者在文化人类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举世公认的，其中最著名的是伦敦大学教授马林诺夫斯基（Bronis'aerMalinowski），他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开山大师之一。人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它的发展一方面与考古有关，一方面与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有关。在殖民扩张中，西方国家要面对殖民地的各种问题，因此需要对殖民地的文化与社会进行研究，由此产生人类学。人类学可分为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由于体质人类学不是由一般的非专业人员所能理解的，而且人种间的体质不同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所以后来流行比较广泛的是文化人类学。

马林诺夫斯基对人类学的研究注重田野考察，他考察了许多地区，对人类学的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他认为，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差异不是体质，而是心灵，心灵的差异就是文化的差异。“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其实包容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但这样一个文化的概念毕竟太大了，使人难以把握。为了让读者易于理解他说的文化，他从功能的角度来解说文化。他首先批判进化学派和历史学派的观点，进化学派把文化发展视作一连串依一定法则循序渐进、有序进展的变化，它假定文化可以分成简单的要素，于是就有火的进化、宗教进化、陶器进化甚至饮食进化的学说。家庭、婚姻等却并不是这样简单的变化，人的种种制度是变化的，但并不是骇人听闻的突变，而是因功能的增加而引起的形式上的逐渐分化。所以，马林诺夫斯基认为，除非我们对各种文化现象的性质有充分的了解，并且能一一规定它们的功能及描写它们的方式，否则，揣度它们的起源及发展阶段是没有意义的。“起源”、“阶段”、“发展的法则”、“文化生长”等概念一直到现在都模糊不清，而且不能靠经验来了解。

历史学派否认文化的自我变化，认为在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中最重要的是模仿，借用从外面传入的器物及风俗，他们把世界各地文化的相同之处很细心地勾画出来，来重构文化传播的路线，从而重构人类的文化发展史。但学者们重构的结果却不一样，其最主要的缺陷，是他们采用了决定文化要素的相同标准。文化不能作为一堆偶然集合的“特质”来看待，只有可以比较的要素才能相提并论。物质文化中不重要的细节、社会制度及文化价值应该分开来讨论，它们不是同样的“发明”，不能被同样地“传播”或“移植”。

因此，马林诺夫斯基指出：必须对某一特定文化加以功能的研究，否则就无法解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也无法弄清楚文化的形式。从功能的角度出发，马林诺夫斯基给“文化”下了这样的定义：“文化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一切文化要素……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文化要素的动态性质指示了人类学的重要工作就是研究文化的功能。”

从功能的角度来研究文化是一个全新的角度，也正是从这样的角度，马林诺夫斯基发表了不少独特的见解。比如在科学、巫术与宗教问题上，他认为：野蛮人的原始知识也来自日常生活，即人在自然界谋生的经验，是在观察中产生的，而且为理智所固化。巫术是一种情绪状态中的特殊经验，在这种经验中人所体察的不是自然而是自己，启示真理的不是理智而是感情。如果说知识的理论是逻辑构建的，那么巫术的理论则来自对欲望的联想，它们一个属于俗界，一个属于灵界。

巫术与宗教都起源于人们的情感张力，当人们在理智的经验中找不到出路时，就逃避到超自然的领域中去寻找，两者的区别是：巫术是实用的技术，所有的动作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宗教则本身便是目的，其行为别无其他目的。马林诺夫斯基还对科学、巫术与宗教三者进行归纳，他指出：科学使人认识他的四周环境，利用自然力；有了知识便有了力量，远超过自然界的其他生物。宗教能建立、固定和提高对价值的态度，比如与环境的和谐，对传统的敬服，对艰苦奋斗、视死如归等行为的信念和勇气。这些信仰保持在教义与仪式里面，其实有很大的生物学价值。正因为如此，宗教启示能给原始人以真理——一种广义的实用意义上的真理。

马林诺夫斯基对巫术文化功能的认识尤为深刻，他认为，人类由于自身的种种缺陷难免碰壁，巫术就在此时出现了，它使人恢复自信，使人保持平衡与精神统一，而不管他是在盛怒之下，是在怨恨之中，还是在情迷颠倒状态里。巫术使人乐观，提高战胜恐惧的信心。巫术的价值，是使自信胜过犹豫，使乐观胜过悲观，如果没有巫术，原始人便无法战胜他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因此人类也就不可能进步到更高级的文化。

在社会学和社会思想方面，安东尼·吉登斯也许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人物，他和布莱尔一起提倡“第三条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1938年，吉登斯出生于英国北部，后来在赫尔大学（HullUy）学习社会学和心理学。1959年，吉登斯前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SidPolitics）读社会学硕士学位。1969年受聘剑桥大学担任讲师，1976年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成为教授，曾被布莱尔聘为首席顾问，是“新工党”政策的精神指引。

吉登斯为人熟知的是他的“结构化理论”及当代社会本体论，也就是他从分析现代社会的变迁中得出的一系列理论。两个理论成果代表了吉登斯思想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著作包括《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CapitalismandModernSocialTheory）、《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NewRulesofSoethod）、《社会与政治理论研究》（StudiesinSodPoliticalTheory）、《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tralProblemsinSocialTheory）等。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著有《现代性的后果》（odernity）、《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odernityaity）、《超越左与右》（BeyoandRight）、《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TheThirdWay，theRenewalofSocialDemocracy）与《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TheThirdWayandItsCritics）等。“第三条道路”就是在这些著作中提出来的，所谓超越“左”与“右”，不是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而是为工党寻找新的出路。

20世纪的英国，也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人类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诺贝尔奖获奖人数看，英国仅次于美国之后。世纪之交取得的第一项成就在电子领域：物理学家汤姆生（WilliamThomson）28岁就成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在1893年以前他主要研究麦克斯韦（J。C。Maxwell）的电磁理论。伦琴发现X射线后，汤姆生转而研究阴极射线，证明阴极射线确实是具有质量的带电离子束。他发现阴极射线粒子的质量和电量的比值，要比氢离子的质量和电量的比值小，如果阴极射线粒子带电量和氢离子带电量相同的话，那么阴极射线粒子的质量就是氢离子质量的一千多分之一。1897年，汤姆生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演讲中，详细论证阴极射线就是由具有质量的带电粒子组成的，这种粒子的电荷等于基本电荷，它就是电子。

电子的发现揭示了电的物质本质，它向原子王国前进了一步，又成为量子力学的基础之一。此后，居里夫人发现了镭和提取镭的方法，然而，铀和镭等放射性物质发出的射线是什么呢？解开这个谜的，又是一个英国物理学家，他的名字叫欧内斯特·卢瑟福（Erherford）。

卢瑟福出生于新西兰，他凭着自己的勤奋，于1895年获奖学金去英国深造，进入享有盛名的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开始他的学术生涯。1899年前后，他发现铀放射出的射线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不能穿透厚度超过150毫米的铝片，他取名为α射线；另一部分穿透能力较强，能穿透大约半毫米厚的铝片，他取名为β射线；β射线带有负电荷，实际上就是电子束。他后来又发现铀放射物中还有穿透力更强的г射线，其性质与X射线相像。卢瑟福与另一位英国科学家索迪合作，发现有些放射性元素会变成另一种放射性元素。1902年，他俩提出了放射性元素蜕变的假说，认为放射性现象和化学反应不一样，不是原子之间结合方式的变化，而是原子本身发生了变化，一种原子放射出α、β和г射线后就变成了另一种原子，这表明，原子是可以分裂的。

1911年，卢瑟福提出了原子结构模型，他认为原子的正电荷都集中在原子内部很小的一个原子核上，电子在核外绕原子核运动。原子核概念的提出，为现代物理学提供了重要基础。此后，卢瑟福又用α粒子作炮弹去轰击原子核。1919年，卢瑟福与助手合作用α粒子轰击氮原子核时发现，氮原子核破裂后发射出一种带正电的粒子，这种粒子被取名叫质子（实际上就是氢原子核），破裂以后的氮原子核和α粒子结合成氧原子核。这个实验表明，不但放射性现象会导致原子自然蜕变，使一种元素变成另一种元素，而且可以用人工方法改变原子核，把一种元素变成另一种元素。

卢瑟福的实验为人工轰击原子核造成裂变奠定了基础，以后的科学家继续他的工作，终于把人工利用核能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在分子生物领域，英国生化学家桑格（Frederiger）做出了很大成就。他从1945年起开始研究肽链上氨基酸的排列次序，随后又研究一种简单的蛋白质分子——牛胰岛素。1953年他弄清了牛胰岛素的结构，并由此获得了1958年的诺贝尔奖。弄清蛋白质结构后，人们就可以人工合成蛋白质了，这种前景显然是令人鼓舞的。

在遗传基因研究方面，英国科学家做出了卓越贡献。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格里菲斯进行关于两种丙种肺炎球菌的研究，一种是S型肺炎球菌，把少量的S型肺炎球菌注射到小鼠身上，小鼠就会患肺炎而死亡。另一种是R型肺炎球菌，即使把大量的R型肺炎球菌注射到小鼠身上，小鼠也不患肺炎。格里菲斯有一次把加热杀死的S型肺炎球菌和活的R型肺炎球菌混合在一起注射到小鼠身上，小鼠竟然患病死亡。从死鼠身上发现了复活的S型肺炎球菌，这使人们大惑不解。后来，艾弗里等三个美国科学家解开了这个谜，原来是S型肺炎球菌的DNA进入了R型肺炎球菌，使R型肺炎球菌转化成了S型肺炎球菌。这证明DNA是遗传的关键，但DNA的分子结构如何，仍有待学者们的研究。

解开DNA之谜的仍然是英国科学家。英国物理学家阿斯特伯里（WilliamThomasAstbury，1898-1961）最早用X射线衍射法测定DNA结构，1940年他拍摄了一些DNA的X射线衍射照片，这些照片虽然质量不高，但仍可证明他关于DNA是由一叠扁平核苷酸构成的推断。50年代初，英国有三个研究小组在继续这项工作，其中第二组即威尔金斯小组制成了高度定向的DNA纤维，由此拍出了非常清晰的照片，进一步证实了阿斯特伯里的推断，并测出两个相邻核苷酸的间距是3。4埃。

突破性的进展是由第三组取得的，这一组包括英国物理学家克里克（FrancisCrick）和美国生物学家沃森（JamesWatson）。他们在研究DNA结构的过程中，曾设想过几种可能的模型，但拿不到照片作为实验根据。1953年2月，他们看到了第二组的照片，随后立刻开始研究，不到几个星期就通过分析照片发现了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他们的结论是：DNA分子结构是一个正常的螺旋形式，这个螺旋的直径大约是20埃，沿着螺旋长度每34埃完成一个螺距，由于两个核苷酸的间距是3。4埃，所以每个螺距是由10个核苷酸组成的。根据DNA分子的密度推论，这个螺旋是由两条核苷酸构成的，是双螺旋，由此又推论出四种核苷酸碱基配对的原则，即胞嘧啶C配对鸟嘌呤G，胸腺嘧啶T配对鸟嘌呤A。沃森和克里克把他们的研究结果与威尔金斯小组提供的X射线衍射照片一起发表在1953年4月的《自然》杂志上，由于这一划时代的成就，沃森、克里克、威尔金斯三人共同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和生物学奖。

他们的发现可说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遗传和生命的密码，因此对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难以估计的影响，很多学者预测21世纪应该是分子生物学的世纪。

在电子技术方面，1904年，英国工程师弗莱明（JohnAmbroseFleming）用爱迪生效应发明了二极管。此后，美国人又在他的基础上发明了三极管，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电子革命，收音机开始普及，广播电台也在各地建立起来。1936年，在英国产生了第一台电视机，电视的时代随之到来。这一切都表明，英国科学家在20世纪取得了令人仰慕的研究成果。事实上，在物理、化学、生物、遗传工程等基础学科领域中，英国至今仍保持着世界的领先地位。

20世纪下半叶，英国放慢了科学发展的速度，但仍取得一些重要的成就。在信息技术方面，艾伦·图林（AlanTuring）在二战期间设计的用于破译德国密码机的“巨人”计算机，和他的同事汤米·弗劳尔斯（TommyFlowers）等人设计的其他破译设备，可看作是现代电脑的雏形，为信息技术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此外，图林的论文“计算机能思考吗？”还提出计算机可以思考的观点，为人工智能研究提供了思想依据。

在其他方面，英国科学家也取得不少成果。1972年英国人汉斯菲尔德（GodfreyHounsfield）研制出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机，即CT，是伦琴之后在放射诊断学上最重要的成果。1978年，英国人爱德华兹（RobertEdwards）首次用体外受精回植的方法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以后还颁发了克隆人类胚胎的执照。帝国理工大学破解蛋白质复合体结构，被看作是新能源革命的标志性事件。美中不足的是，英国科技的大部分成果都未能在本土得到应用，而是去别国开花结果了。当然，这与英国的社会、文化机制有关，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