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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说，克利斯朵夫对于批评这一门是不怀好感的。这么多的艺术家，在现代社会里形成第四级第五级似的人物[142]，克利斯朵夫已经不大愿意承认他们有什么用处，只觉得是表示一个时代的消沉，连观察人生都交给别人代理，把感觉也委托人家代庖了。尤其可耻的是，这个社会连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人生的反影都不能，还得借助于别的媒介，借助于反影之反影，就是说：依赖批评。要是这些反影之反影是忠实的倒也罢了。但批评家所反映的只有周围的群众所表现的犹豫不定的心理。这种批评好比博物院里的镜子，给观众拿着看天顶上的油画，结果镜子所反射出来的除了天顶以外就是观众的面目。

从前有一个时期，批评家在法国有极大的权威。群众恭而敬之地接受他们的裁判，几乎把他们看作高出于艺术家，看作聪明的艺术家——艺术家与聪明两个字平时仿佛是连不到一处的。以后，批评家高速度地繁殖起来：预言家太多了，他们那一行便不免受到影响。等到自称为“真理所在，只此一家”的人太多的时候，人们便不相信他们了，他们自己也不信自己了。大家都变得灰心：照着法国人的习惯，他们一夜之间就从这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从前自称为无所不知的人，现在声明一无所知了。他们还认为一无所知就是他们的荣誉、他们的体面。勒南[143]曾经告诉这些萎靡不振的种族说：要风雅，必须把你刚才所肯定的立刻加以否定，至少也得表示怀疑。那是如圣·保禄所说的“唯唯否否”的人。法国所有的优秀人物都崇奉这个两栖原则。在这种原则之下，精神的懒惰和性格的懦弱都得其所哉了。大家再也不说一件作品是好是坏、是真是假、是智是愚，只说：

“可能如此如此……并非不可能如此如此……我不知道……我不敢担保……”

要是人家演一出猥亵的戏，他们也不说：“这是猥亵的。”而只说：“先生，你别这样说呀。我们的哲学只许你对一切都用犹豫不定的口气；所以你不该说：这是猥亵的，只能说：我觉得……我看来是猥亵的……但也不能一定这么说。也许它是一部杰作。谁知道它不是杰作呢？”

从前有人认为批评家霸占艺术，现在可绝对用不着这么说了。席勒曾经教训他们，把那些舆论界的小霸王老实不客气地叫做“奴仆”，说“奴仆的责任”是：

“第一要把屋子收拾清楚，王后快到了。拿出些劲来吧！把各个房间打扫起来。诸位，这是你们的责任。

“可是只要王后一到，你们这批奴才就得赶快出去！老妈子切不可大模大样地坐在夫人的大靠椅上！”

对今日这些奴仆得说句公平话：他们不再僭占夫人的大靠椅了。大家要他们做奴才，他们就真做了奴才——但是挺要不得的奴才：根本不动手打扫，房子脏极了。他们抱着手臂，把整理与清除的工作都让主人去做，让当令的神道——群众——去做。

从某些时候以来，已经有了一种反抗这混乱现象的运动。少数比较精神坚强的人正为着公众的健康而奋斗，虽然力量还很薄弱。但克利斯朵夫为环境所限，绝对看不见这批人。并且人家也不理会他们，反而加以嘲笑。偶尔有一个刚强的艺术家对时行的、病态的、空虚的艺术起而反抗，作家们就高傲地回答说，既然群众表示满意，便证明他们作者是对的。这句话尽够堵塞指摘的人的嘴巴。群众已经表示意见了：这才是艺术上至高无上的法律！谁也没想到，我们可以拒绝一班堕落的民众替诱使他们堕落的人做有利的证人，谁也没想到应当由艺术家来指导民众而非由民众来指导艺术家。数字——台下看客的数字和卖座收入的数字——的宗教，在这商业化的民主国家中控制了全部的艺术思想。批评家跟在作家后面，柔顺地、毫无异议地宣称，艺术品主要的功能是讨人喜欢。社会的欢迎是它的金科玉律：只要卖座不衰，就没有指摘的余地。所以他们努力预测娱乐交易所的市价上落，看群众对作品如何表示。妙的是群众也留神着批评家的眼睛，看他认为作品怎么样。于是大家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彼此只看见自己的犹豫不定的神气。

然而时至今日，最迫切的需要就莫过于大无畏的批评。在一个混乱的共和国家，最有威势的是潮流，它不像一个保守派国家里的潮流，难得会往后退的：它永远前进；那种虚伪的思想的自由永远在变本加厉，差不多没有人敢抵抗。群众没有披露意见的能力，心里很厌恶，可没有一个人敢把心中的感觉说出来。假使批评家是一班强者，假使他们敢做强者，那么他们一定可以有极大的威力！一个刚毅的批评家（克利斯朵夫凭着他年轻专断的心思这样想），可能在几年之内，在控制群众的趣味方面成为一个拿破仑，把艺术界的病人一股脑儿赶入疯人院。可是你们已经没有拿破仑了……你们的批评家先就生活在恶浊腐败的空气里，已经辨别不出空气的恶浊腐败。其次，他们不敢说话。他们彼此都是熟人，都变了一个集团，应当互相敷衍：他们绝对不是独立的人。要独立，必须放弃社交，甚至连友谊都得牺牲。但最优秀的人都在怀疑，为了坦白的批评而招来许多不愉快是否值得。在这样一个毫无血气的时代里，谁又有勇气来这样干呢？谁肯为了责任而把自己的生活搅得像地狱一样呢？谁敢抗拒舆论，和公众的愚蠢斗争？谁敢揭穿走红的人的庸俗，为孤立无助、受尽禽兽欺侮的无名艺人作辩护，把帝王般的意志勒令那些奴性的人服从？克利斯朵夫在某出戏剧初次上演的时候，在戏院走廊里听见一班批评家彼此说着：

“嘿，那不糟透了吗？简直一塌糊涂！”

第二天，他们在报上戏剧版内称之为杰作、再世的莎士比亚，说是天才的翅膀在他们头上飞过了。

“你们的艺术缺少的不是才气而是性格，”克利斯朵夫和高恩说，“你们更需要一个大批评家，一个莱辛，一个……”

“一个布瓦洛[144]，是不是？”高恩用着讥讽的口气问。

“是的，也许法国需要一个鲍阿罗胜于需要十个天才作家。”

“即使我们有了一个布瓦洛，也没有人会听他的。”

“要是这样，那么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布瓦罗，”克利斯朵夫回答，“我敢向你担保，一朝我要把你们的真相**裸地说给你们听的时候，不管我说得怎样不高明，你们总会听到的，并且你们非听不可。”

“哎哟！我的好朋友！”高恩嘻嘻哈哈地说。

他的神气好似对于这种普遍的颓废现象非常满足，所以克利斯朵夫忽然之间觉得，高恩对法国比他这个初来的人更生疏。

“那是不可能的，”这句话是克利斯朵夫有一天从大街上一家戏院里不胜厌恶地走出来时已经说过的，“一定还有别的东西。”

“你还要什么呢？”高恩问。

克利斯朵夫固执地又说了一遍：“我要看看法兰西。”

“法兰西，不就是我们吗？”高恩哈哈大笑地说。

克利斯朵夫目不转睛地望了他一会儿，摇摇头，又搬出他的老话来：

“还有别的东西。”

“那么，朋友，你自己去找吧。”高恩说着，愈加笑开了。

是的，克利斯朵夫大可以花一番心血去找。他们把法兰西藏得严密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