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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迪兰夫人生气了，决定要开导一下莫雷尔，让他明白德·夏尔吕先生让他扮演的角色有多可笑，多讨厌。“我还得说一句，”韦尔迪兰夫人兀自往下说（往往会有这种情形，她觉得自己欠着某人一份情，又不便下手杀了他，于是就设法抓住他的一个大错，理直气壮地把这份情一笔勾销），“我还得说一句，他在我家里摆的那副架势，我实在看不顺眼。”韦尔迪兰夫人对德·夏尔吕先生耿耿于怀，除了因莫雷尔不肯去参加她朋友的晚会而怪罪于他，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位仁兄，满心以为多带些原本不会冲着她来做客的人上孔蒂河畔来，是给女主人脸上贴金，哪知要是按韦尔迪兰夫人最初的设想，把她的朋友都邀请来的话，男爵要带的那批人一听宾客名单，是绝不会对女主人赏这个脸的，所以男爵断然推翻女主人的设想，决绝的口气中，颐指气使的贵胄爵爷的使性傲慢，以及擅长晚会策划的艺术家的独断跋扈兼而有之，他宁可撤下自己的节目，拒绝合作，也不肯屈尊让步，按他的说法，去糟蹋整体效果。德·夏尔吕先生只是有所保留地同意了邀请森蒂纳[116]。德·盖尔芒特夫人为了不至于因为遇到森蒂纳的妻子而感到窘迫，对森蒂纳先热后冷，关系终于从天天见面、无话不谈发展到了敬而远之、中止交往，但是德·夏尔吕先生觉得森蒂纳很聪明，还是经常跟他见面。当然，森蒂纳这位昔日盖尔芒特家族圈子中的精英，只是想到这个其成员大都和稍有身份的家族联姻的布尔乔亚阶层，这个人人都很富有，又都跟某个不为大贵族所知的小贵族结了亲的圈子里来寻个发迹致富的机会，而且自以为还能找到个支持他的后台。可是，韦尔迪兰夫人只知道他妻子出身贵族门第，所以那么自命不凡，却没去注意做丈夫的社会地位（因为使我们肃然起敬的，往往只是刚高出我们一头的东西，而那些耸入云端、高不可及的庞然大物，反而会被忽视），认为森蒂纳之所以也在邀请之列，理由无非是他“娶了某某小姐”，想必交游广阔。这种与事实截然相反的判断，让德·夏尔吕先生看在眼里，只笑得涂了唇膏的两片嘴唇合不拢来，这笑，意味着宽容的轻视，也含有大度的理解。他不屑于直接回答，但由于他颇有兴趣鼓捣一套有关社交生态的理论，来展示自己丰赡的学识和高傲的气度（但他不知道，与此同时，思想浮浅的遗传特质也暴露无遗了），他就这么说道：“森蒂纳结婚以前，应该先听听我的意见才是。既然生理学上有优生学，当然也就可以有社会优生学，我也许就是这方面唯一的医生。森蒂纳的情况毫无可争辩之处。事情很清楚，他结婚以后，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之火也随之湮灭。他的社交生命就此告终。当初他要是来找我，我会把这些道理都解释给他听，凭他的聪明，他会听懂的。与此相反，有的人条件非常好，本来可以处于一种超越的、居高临下的、无所不能的位置；然而一条可恶的缆绳把他拴在了地面上。我又拉又拽地帮助他挣断了绳索，如今他满怀胜利的喜悦，赢得了拜我所赐的自由，以及那无比的威力。在这过程中，也许得有点意志力才行，但他得到的报偿是极其可观的!所以，认真听我劝告的人，都能成为自身命运的助产士。”但事情明摆着，德·夏尔吕先生没能照他所说的去做；做是一回事，说是另一回事——哪怕你说得天花乱坠，想又是另一回事——即使你满脑子都是奇思妙想。“不过就我而言，我是个豁达的哲学家，充满好奇地关注着上面所说的种种社会现象，但并不会去推波助澜。所以我仍然跟森蒂纳常有来往，他对我也一直保持着适度的尊敬和热忱。我也去他的新居赴过晚宴，新居非常豪华，但待在里面就觉得没劲，比起当初他手头拮据时把好友都招来，大家兴高采烈地挤在那小阁楼上的情景，可就差得远喽。反正您可以邀请他，我同意。但是，对您提出的其他那些人选，我投否决票。您以后会因此而感激我的，因为我不仅是婚姻问题的专家，而且是张罗晚会活动的专家。我知道邀请哪些人气走高的宾客参加，能提高一次聚会的品位，让它升华到一定高度；我也知道哪些人会使它声誉扫地、一蹶不振。”

德·夏尔吕先生不让那些人参加晚会，有时并非出于小肚鸡肠的愤懑或艺术家的挑剔，而是演员的应对机巧。当他就某个人或某件事所做的演讲取得成功时，他希望能让尽可能多的听众一饱耳福，不过第一次已经听过的那拨人，不能放在第二场演说的受邀之列，否则他们就会发现演讲的内容一仍其旧，没有任何变化。场地之所以要更新，正因为节目并没有更新，而一旦演讲大获成功，他说不定还要组织巡演，或者把讲座开到外省去。但无论德·夏尔吕先生的用心多么良苦，他投的否决票不仅刺伤了韦尔迪兰夫人作为女主人的自尊心，而且使她的社交生涯受到严重挫折。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德·夏尔吕先生比絮比安还要神经过敏，谁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居然跟人家眼里最适合做他朋友的人选，一个个全都吵翻了。自然，可以加在他们身上的惩罚，首先就是不让他们受邀参加他在韦尔迪兰夫人府上组织的晚会。这些被拒之门外的客人，往往是所谓的头面人物，而在德·夏尔吕先生心目中，自从他跟他们吵翻那天起，他们就不再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他全凭想象，在别人身上找出种种过错，就此跟人反目，而一旦不再是朋友，他们的身份地位就都不值一提了。举个例子，倘若这个倒霉蛋是一个门第极高的世家子弟，不过家族公爵领地的受封日期仅能追溯到19世纪，比如说就是孟德斯鸠家族吧，那么转眼之间，能入德·夏尔吕先生法眼的就是公爵领地的古老程度，家族门第算不得一回事了。“他们根本算不上是公爵，”他大声嚷道，“这个爵位本来应该是孟德斯鸠神父的，后来很不公正地落到了一个亲戚头上，事情离现在还不到八十年。如今那位公爵，就算他是公爵，也不过是第三代公爵。想想人家于塞斯家族、拉特雷穆依尔家族和吕依纳家族吧，他们可是第十代、十四代的公爵，就说胞兄吧，他是第十二代德·盖尔芒特公爵、第十七代德·孔东亲王。孟德斯鸠家族是古老的世族，就算能证明这一点，它又能证明什么呢？七传八传，传到他们这一代，早就不成样子了。”[117]

要是跟他反目的恰恰是一位拥有公爵领地由来已久的贵族，姻亲关系显赫，与王室沾亲带故，然而所有这些辉煌都来得很快，家族门第原本并不高，比如说够不上吕依纳那样的门第，那么情况又变得完全不一样，唯有家世才是要考虑的了。“我倒想请教一下，阿尔贝蒂先生迟至路易十三时代才跻身贵族行列，凭着宫廷恩宠才得以聚敛封地，原先这种事情他是根本休想染指的，这有什么好稀罕的？”而且，跟德·夏尔吕先生相处，即使他刚对你青睐有加，转眼之间说不定就会白眼相看，其中原因，一是盖尔芒特家族的天性要求社交闲谈非得结出友谊之果不可，而这颇有些强人所难的意味；二是一种症状性的恐惧，唯恐自己成为流言蜚语的对象。青睐愈情深，白眼愈狠毒。这种让男爵转目成仇的例子，最明显的莫过于他对莫莱伯爵夫人不加掩饰表现出来的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莫非哪天她有过冷淡的表示，以致就此不配得到男爵青眼相向了？伯爵夫人声称，她实在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反正只要有人提到她的名字，男爵就会火冒三丈，滔滔不绝地数落她的不是，态度之凶狠令人不可思议。韦尔迪兰夫人跟莫莱夫人一向关系不错，而且我们下面会看到，她寄厚望于伯爵夫人，热切地想让伯爵夫人在她家里见到——用女主人的说法是——“来自法国和周边地区”最显要的贵族们，所以她一开始就提议邀请德·莫莱夫人。“哦，天哪，您真是什么人都看得上啊，”德·夏尔吕先生回答道，“夫人，倘若您有兴趣跟皮普莱太太、吉布太太和约瑟夫·普吕多姆夫人[118]聊聊天，那是再好没有，不过拜托一定要选个我不在的晚上。一开头我就听出我俩没有共同语言了，我说的都是些贵族的名字，而您说来说去尽是些毫无名气的法官律师，奸诈、歹毒、好搬弄是非的市井平民，还有那些小户人家的夫人太太，她们模仿我嫂子的风度，自以为是艺术的保护人，其实她们就像八哥学孔雀，根本不在一个档次，全然不是那么回事。我还得说一句，有个人，我考虑再三决定跟她不再来往，我觉得，要是让这么个女人来参加我在韦尔迪兰夫人府上举办的晚会，那简直是对晚会的一种亵渎；这个自命不凡的蠢女人，出身低微，又缺乏诚信和才智，却以为自己能同时扮演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和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角色，这种集两位夫人于一身的想法，本身就愚不可及，因为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和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性格做派根本是截然不同的。打个比方，这就好比有人大言不惭，说自己既是海森博格，又是萨拉·伯恩哈特[119]。无论如何，即使不说这是自相矛盾，起码也是贻笑大方吧。我有时会觉得这一位的夸大其词滑稽可笑，有时又会对那一位的孤陋寡闻感到悲哀，这是我的权利。可是这只布尔乔亚小青蛙，居然鼓起肚子想跟那两位贵妇人比个高下，那真是叫不自量力了，那两位夫人毕竟出身名门，仪态风度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莫莱!这是个提也不该提的名字，您要请她，我就只能告退喽。”他含笑说了这么一句，那口气就像一个医生为病人好，尽管病人央求，他硬是不肯屈尊跟一个主张顺势疗法[120]的医生合作。

另一方面，某些在德·夏尔吕先生眼里无足轻重的人物，对他来说可能确实可有可无，而在韦尔迪兰夫人却并非如此了。德·夏尔吕先生自恃出身名门，对这些风雅人士不会有什么用得着他们的地方，而对韦尔迪兰夫人来说，有这些人经常聚集在她的客厅里，这儿就能成为巴黎第一流的沙龙了。然而，韦尔迪兰夫人渐渐发现，她已经坐失了不少良机，在德雷福斯事件上站错了队更是不能提了。不过这也并非全然是坏事。“我不知道有没有对您说过，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看见她的社交圈里有些人满脑子都是这桩案子，心里很不高兴，这些人为了争论重审还是不重审的问题，居然把高贵的夫人们排除在外，却接纳了一些出身低微的女士，这些女士甚至还批评公爵夫人缺乏热情，不负责任，把社交礼仪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就像在跟一位朋友交谈了好多次以后，忘记自己有没有想到，或者找着机会把某件事告诉他，禁不住要问一问他，我或许也得问一下读者，我到底有没有说过。但无论我说过还是没说过，反正当时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而且我们在往后的一段时间里会看到，从社交的观点来看，她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正确的。

德·康布尔梅先生认为，德雷福斯事件是外国人一手制造的阴谋，目的在于摧毁情报机构，败坏军风军纪，削弱法军作战能力，分裂法国人民，为入侵法国做准备。除了几则拉封丹寓言，侯爵对文学一窍不通，因此他交由妻子去设法证实，专爱对阴暗面做细致观察的文学，先是在人际关系中酝酿互不信任的氛围，进而制造严重的社会骚乱。“雷纳克先生和埃尔维厄先生[121]是一伙的。”她会这么说。还没人指控德雷福斯事件是一种预谋，旨在给社交界抹黑。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它打碎了社交界的构架。社交界人士不想让政治进入社交界，是一种未雨绸缪的防范，正如军界人士不想让政治渗入军队一样。社交立场有如性取向，倘若全凭审美的理由来主宰选择，结果之反常、情况之倒错，会全然出乎你的意料。圣日耳曼区的夫人们都是民族主义者，就为这个理由，她们养成了接待其他社交圈女士的习惯，理由会随着民族主义一起消失，习惯却会保留。韦尔迪兰夫人趁德雷福斯事件引起广泛关注的时机，把一些才华出众的作家延请到自家的客厅里来，尽管他们因为是德雷福斯派，暂时对她的社交活动不会有什么用处。政治热情和其他热情一样，持续不了多久。新的一代会成长起来，他们无法理解这种热情；曾经亲身体验过这种热情的那一代人也会改变，他们会体验到新的政治热情，那并非先前的热情的翻版，其中会恢复一部分曾被排除的内容，因为彼一时，此一时，当初排除的动因已有所变化。在德雷福斯事件进展期间，拥护君主政体的人士不再关心某人是否共和党人，或者激进党人，甚至反教权人士，只要他是反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就行。假如爆发一场战争，爱国主义会具有另一种形式，对于一个沙文主义作家，人们根本不去过问他是否曾是德雷福斯支持者。

于是，在每次政治危机、每次艺术创新运动中，韦尔迪兰夫人就像鸟儿衔泥筑巢那样，一点一点地捡起相继落下的碎片，这些碎片眼前没有什么用处，日后却会筑成她的沙龙。德雷福斯案件过去了，阿纳托尔·法朗士却留下了。韦尔迪兰夫人的力量，在于她对艺术由衷的热爱，在于她给予信徒们的关怀，在于她府上精美的晚宴，这些晚宴只有信徒可以享用，其他社交界人士一概不在邀请之列。每个宾客在她府上，都像贝戈特在斯万夫人府上那样备受礼遇。这儿的一个熟客有朝一日成了名人，人人都想来一睹他的风采之时，他在韦尔迪兰夫人府上的表现，绝不会像博代尔和夏博[122]提供熟食的官方宴请或圣查理曼日[123]节庆筵席那样华而不实、材质掺假，而是会像一道家常美肴，府上不办晚会的日子照样也有如此美味。韦尔迪兰夫人府上的演出班子阵容整齐、训练有素，节目都是第一流的，缺的只是观众。而自从观众的兴趣从某位贝戈特所提倡的法兰西式理性艺术，转移到了异国情调浓郁的音乐上面，韦尔迪兰夫人一如外国艺术家派驻巴黎的特约通讯员，很快就在迷人的尤贝勒捷夫亲王夫人[124]身边，为俄罗斯舞蹈家当起了卡拉波斯仙女[125]，虽年老却无所不能。芭蕾艺术的这次入侵，我们知道，除了遇到一些缺乏艺术趣味的评论家的阻击，以其魅力征服了整个巴黎，激起充满**的好奇，与德雷福斯事件相比，这种**显得不那么粗粝，更富有纯粹的审美情趣，但也许狂热的程度是不相上下的。这一次韦尔迪兰夫人又占了先机，但其社交效果与以往大为不同。正如我们在重罪法庭开庭时，瞧见她和左拉夫人并肩坐在前排正对法官席，当为俄罗斯芭蕾感到欢欣鼓舞的新人类，头戴新潮的羽饰涌进歌剧院时，他们总能瞧见最靠前的包厢里并肩坐着韦尔迪兰夫人和尤贝勒捷夫亲王夫人。经历过司法大厦的激动过后，夜晚大家聚集在韦尔迪兰夫人府上，在这里不仅可以就近一睹比卡尔[126]和拉博里[127]的风采，而且可以打听最新的消息，了解楚林登、卢贝、儒奥斯特上校[128]，以及法规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希望，同样，在《天方夜谭》或《伊戈尔王》的舞蹈场面所激起的兴奋难以平息，谁也不想去睡觉的时候，大家来到韦尔迪兰夫人府上，为保持舞姿轻盈没吃晚餐的演员们，以及他们的经理和舞美师，还有杰出的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和理查·施特劳斯，在尤贝勒捷夫亲王夫人和女主人的操持下，欢聚一堂共进美味的夜宵。这里的夜宵堪比埃尔维修斯夫妇府上的夜宵，宴席上不乏巴黎最尊贵的夫人和外国的亲王殿下们的身影。一些自诩欣赏品位高雅，要在俄罗斯芭蕾中做所谓高下之分的社交圈人士，认为《仙女》的导演手法比《天方夜谭》来得更细腻，觉得在《天方夜谭》中不难看到黑人艺术的影响，但即便如此，这些人士也为亲眼看见这些让芭蕾的艺术品位和舞台表演焕然一新的重要人物而兴奋不已，这门艺术跟绘画相比，也许有点过于程式化，但这些创新者却带来了一场与印象派运动同样深刻的革命。

让我们大为吃惊的是，当布里肖对她说，得悉她那位杰出的女友的不幸消息后，他感到很难过，韦尔迪兰夫人却回答道：“您知道，我得承认我一点儿也没感到难过。明明不觉得难过，装出来也没用……”她这么说，大概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精神不佳，想到整个晚上都得装出一副愁容，就已经觉得累了；二是出于傲气，不想让人觉得她是为自己没有取消这次晚会在找借口；三是对常规礼仪表示既富有人情味，又不失圆通练达的尊重。因为她知道自己表现出的这种并不悲伤的态度，一旦大家知道起因是她其实一向对亲王夫人没有好感，只是此刻突然流露了出来而已，那么这种态度跟大家普遍表现出的无动于衷相比，还是更可尊敬的，何况，亲眼看见一种不容置疑的真诚，总是会叫人心软的：韦尔迪兰夫人要不是确实对亲王夫人之死并不感到伤心，又何必就为了给自己举办晚会开脱，特地往自己脸上抹黑呢？大家忘了，韦尔迪兰夫人本来完全可以承认，尽管她伤心，但她没有勇气放弃这样一份欢乐；然而，做朋友的不重情义，虽说多少会有些让人反感，会有些不道德，但是并不丢脸，所以要承认这一点，比一个家庭主妇承认自己肤浅还要容易。就犯罪的情况而言，嫌疑人由于处境危险，招供时考虑的是怎样减轻罪名，他的出发点是自身的利益。事关不致量刑的一般过失时，出发点就是自尊心了。何况，韦尔迪兰夫人可能是不想流于俗套，有些人生怕愉悦的生活被忧伤打断，一再说他们觉得无须把内心的悲伤表露在脸上，这种遁词已经用滥了，她宁可学聪明罪犯的样，不去一遍遍地重复为自己撇清的陈词滥调，而采用另一种辩解方式——其实那也已经是**，只是他们自己并没意识到——声称并不认为人家指控他的罪名有什么不该做的，他只不过是碰巧没有机会去做而已，当然，韦尔迪兰夫人也可能是决定以不关心为理由替自己的行事辩解，在她看来，既然心里的怨气已经给勾了上来，不如干脆让人感到这一点，这样反而显得自己特立独行、与众不同，而要把这种心情梳理清楚，那得有一种罕见的洞察力才行，要把它公然说开来，那就更少不得某种胆识了，因此，韦尔迪兰夫人执意说自己并不感到悲伤时，心中颇有几分自得的意味——这种心绪是思维反常的心理学家和脸皮厚的剧作家所常有的。

“她就是个坏人。”她丈夫插嘴道。

“哦!他不喜欢她，是因为觉得我邀她来做客，根本对我没好处，其实他是不用担这份心的。”

“您得说句公道话吧，”韦尔迪兰先生说，“我一向不赞成你们来往。我不止一次地跟你说过，她的名声不好。”

“这我可从来没听说过。”萨尼埃特提出异议。

“您怎么能这么说？”韦尔迪兰夫人嚷道，“这是人人知道的事情，不是不好，而是可耻，丢人。不，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不知道怎样解释我的感情才好；我并不讨厌她，可是我对她一点也不感兴趣，所以得知她病得很重的时候，连我丈夫都惊讶地对我说：‘看上去你一点也不难过。’这不，今儿晚上他建议取消这个聚会，可我坚持不能取消，在我看来，明明没感到悲伤，偏要做出悲伤的样子，那就像在演戏了。”

她这样说，是因为她觉得这居然颇有些像时髦的问题剧[129]，而且演来未见得会费力；没错，承认自己感情冷漠或道德有所缺失，会像随和宽松的风尚一样，使生活变得更简单；它让原本应受指责的行为，变成一种力求真诚的责任，而且这样一来，也就无须再去找借口了。那些常客倾听韦尔迪兰夫人说这番话，在感到钦佩之余，隐约也有几分不安，以前观看某些直面残酷现实、抨击不留情面的戏剧时，心头也会泛起类似的不安情绪；在惊奇地看到他们亲爱的女主人换了一种新的方式来显示她的爽直和特立独行时，他们中间不止一人暗自寻思，虽说不是一回事，但他们还是不免要联想到自己的死，要是那个日子突然一下到来了，他们不知道在孔蒂河畔大家是会哭泣，还是会欢声笑语不断。

“我很高兴，因为我请了这些客人，晚会没有取消。”德·夏尔吕先生说，他没想到，他这样说刚好刺到了韦尔迪兰夫人的痛处。

正在这时，我跟当晚每个走进韦尔迪兰夫人的客人一样，闻到一股实在不大好闻的滴鼻剂的味道。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们知道，韦尔迪兰夫人表达自己的艺术情感，向来不用精神的方式，而是用肉体的方式，以便让这种情感显得更无可避免，更沦肌浃髓。不过，要是有人对她说起她特别偏爱的凡特伊的音乐，她会装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模样，仿佛她根本没指望这音乐会让自己动感情。但是，就在目光直勾勾的、像是心不在焉地停留了几分钟之后，她会以一种直白、不加掩饰、几乎有些失礼的语气接上你的话茬，那模样仿佛是在对你说：“您抽烟我不在乎，为的不就是地毯嘛，这东西挺漂亮，可我其实也不在乎，不过地毯很容易烧起来，我就是怕着火，不想看见您随手丢了个没熄灭的烟头，弄得你们全让火给烧着了。”对凡特伊也同样如此。有人对她说起凡特伊，她绝不置一赞词，稍过片刻，她会冷冷地对当晚演奏他的作品表示遗憾：“我对凡特伊并没有成见；在我看来，他是本世纪最杰出的音乐家，问题在于我一听到这些杰作，就止不住要哭（她说‘哭’这个字时毫无悲伤的表情，看上去倒像是在说‘睡’，有些促狭的人甚至说后一个词其实更确切，不过这事谁也说不准，因为她听演奏时脸埋在两只手中间，依稀可闻的呼噜声，也说不定真是抽泣声），哭一哭对我也没坏处，哭就哭呗，可是一哭就会发鼻炎，那麻烦可就大了。先是黏膜充血，两天以后，我那模样就像个老酒鬼了，要想恢复声带功能，得连续几天吸喷雾剂。哦，戈达尔有个学生——哦!说到他，我还没向你们表示过哀悼呢，他那么快就走了，可怜的教授!——可也是，有什么办法呢，他死了，每个人都得死，有不少人死在他的手术刀下，现在轮到他自己了[130]。哦，我是说戈达尔有个学生，是个很有趣的人，他治好了我这毛病。他有句很精辟的名言：‘治病不如防病。’他让我在听音乐之前先在鼻子里抹上油膏。这非常管用。我只管放开哭，就像不知多少失去孩子的母亲那样伤心痛哭也没事，鼻炎不发了。偶尔会有点结膜炎，仅此而已。药效绝对可靠。要不是这样，我根本没法把凡特伊的作品听下去，支气管炎早就一次又一次发作了。”

“没来，我刚收到一封快件，”韦尔迪兰夫人含糊其词地对我说，“她们有事留在乡下了。”

我突然觉得有了希望，说不定她们本来就没说要来呢，韦尔迪兰夫人说作曲家的这两位代表会来，无非是想给参加演奏的乐手和参加晚会的听众提提兴致罢了。

“怎么，那她们连下午的排练也没来喽？”男爵装出惊奇的样子说，想让人家觉得他没见到过夏利。

这位夏利，这会儿走上前来向我问好。我凑在他耳边问他凡特伊小姐为什么没来。他看上去对此一无所知。我示意他别大声说话，并告诉他我待会儿再找他谈。他欠了欠身，说他不胜荣幸，悉听我的吩咐。我注意到他大有长进，变得礼貌周全，恭顺多了。我向德·夏尔吕先生称赞他（我指望他有一天能帮我解开那些谜团），德·夏尔吕先生回答我说：“这是应该的，他跟有教养的人生活在一起，总不见得会学些粗俗的举止吧。”文雅的举止，照德·夏尔吕先生的说法，就是法兰西的传统举止，里面掺不得半点儿不列颠的呆板。所以当夏利从外省或国外巡回演出归来，一身旅行装束来到男爵府上之时，如果在场的人不太多，男爵会一把搂住他，亲吻他的双颊，他或许是有点想靠如此炫耀自己的温情，打消这种温情可能该受谴责的念头，或许他是无法拒绝一种乐趣的**，而更有可能他是受了一种历史观的影响，想要尽力维护、阐明法兰西的传统礼仪举止的精髓，这就好比保存曾祖母的椅子来抗衡慕尼黑风格或现代时尚，或者为了抨击英国式的冷漠，不惜仿效18世纪易动感情的父亲的冲动做派，毫不掩饰见到儿子的喜悦。可是，在如此这般的父爱中，是否毕竟有那么点儿**的意味？更有可能的是，德·夏尔吕先生平时克制癖习的做法（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会有所交代），并不能满足他的情感需求——自从妻子去世后，这种情感需求一直处于缺位的境地；他多次考虑再婚未果，现在心心念念想收养一个义子，他周围的一些人，担心他打的正是夏利的主意。这也并不奇怪。一个只能靠写给唐璜式的男人看的文学作品来滋养自身**的同性恋者，一个在阅读缪塞的《夜》[131]时心里想着男人的性欲倒错者，自然会在内心里感到一种需要，要像性欲正常的男人那样担负起应尽的社会职责，要像供养舞蹈女演员当情妇、经常出入歌剧院的男人那样负起供养的责任，要重新过上规规矩矩的家庭生活，结婚或跟一个男人同居，做一个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