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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第2页）

老天不肯放过咱!

郎里格郎，

大雨像来要咱的命。

拉穆塞安慰他道：

命呀命呀丢不了，

因为我们是基佬[214]，

大火才能要咱命，

郎里格郎。

“我收回刚才说的话。”夏尔吕说，声音尖细而做作，“您真是学识渊博，您会给我把这首小曲写下来的，是吗？我想把它保存在家庭档案里，您知道，我的太曾祖母是亲王先生的妹妹。”

“哦，不过男爵，关于路易·德·巴登亲王我可从没听说过什么啊。再说，我认为一般而言，军事艺术……”

“又说傻话了吧!在那个年头，有旺多姆、维莱尔、欧仁亲王，还有德·孔蒂亲王，要是我再加上我们在东京湾和摩洛哥战事中的那些英雄[215]——我是指真正品格高尚、心灵虔诚的‘新一代’，准会让您大吃一惊。哦!我要把这话告诉正在研究新一代情况的人，照布尔热[216]的说法，新一代摈弃了前人无谓的纷争。我有个军队里的年轻朋友，他行事大胆，颇受人家议论；不过我可不想在这儿说他坏话，咱们还是回过头来说17世纪，您知道，圣西门在书里写了好些人，其中特别提到德·于格塞尔元帅，他说这位元帅：‘……耽于古希腊式的声色**乐，且无意掩饰行藏，不仅招引容貌俊俏的年轻仆人，而且勾留看中的年轻军官，无论在军营中，抑或在斯特拉斯堡，都是公然如此。’您想必读过大亲王夫人的书信集吧，当时人家干脆就叫他‘嫖客’[217]。这一点，大亲王夫人在书信里写得很明白。”

“她和丈夫在一起，消息最灵通也最可靠。”

“大亲王夫人真是个有趣的人物。”德·夏尔吕先生说，“根据她在书信中写的内容，我们可以对‘姨妈的妻子’做一个富有抒情色彩的概括。首先，有男子气概。一般而言，一位姨妈的妻子是个男人，所以对他来说，要给姨妈生几个孩子是小菜一碟。还有，大亲王夫人从来不说大亲王的癖习，而是以知情人的身份，大谈特谈别人的这种癖习，我们都有这样的习惯，明明知道自己家里有某种毛病，却偏偏喜欢到别人家里去找这种毛病，以此向自己表明，这种毛病既不特别，也不丢人。我说了，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不过我们说的这档子事，从这个观点来看还真有些特殊的地方。尽管我刚才援引的是17世纪的例子，但是如果我的曾祖父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他说下面这段话时，想必底气会更足，哎，布里肖，您帮着看看我有没有记错：‘癖习每个年代都不少见；但是，倘若那些无人不知的人物都出生在纪元初开的年代，我们今天还会侈谈埃拉加巴卢斯[218]的荒**无度吗？’我很喜欢无人不知这几个字。我相信，我那位有远见卓识的高祖知道他同时代的名人在吹牛，正如我知道咱们同时代的名人在吹牛。而像这样的名人，如今不仅数量有所增加，而且有了新的特点。”

我知道，德·夏尔吕先生接下去要给我们讲这种风尚如何演变了。而在他往下讲述，在布里肖接口说话的当口，阿尔贝蒂娜在家里等我的场景时时浮现在我眼前，这个场景跟凡特伊爱抚、亲昵的音乐动机交织在一起，若隐若现地萦绕在我脑际。尽管待会儿我就当真要回到她身旁了，但我此刻的思绪已经在不停地回到她身上，这就好比我脚上锁着脚镣，不管我怎样努力，脚镣上拖着的铁球始终羁绊住我，我再也无法离开巴黎，而此刻，当我在韦尔迪兰沙龙里想家的时候，它让我感觉到，这个家不是一个空****的、激扬个性却又略带几分阴郁的去处，而是因一个人的存在变得很充实的所在——这一点跟巴尔贝克酒店的那个夜晚很相像——这个人在那儿静静地等着我，到时候只要我愿意，我肯定能见到她。德·夏尔吕先生一再把谈话拉回那个话题——回到那个话题，他就变得专注而机智，确实具有相当敏锐的观察力——这种执拗中，包含着某些难以言说的意味，让人感到难受。他就像一个除自己专业外一无所知的学者，令人厌烦，又像一个掌握某些隐秘急于透露的知情人，使人不快。他很像有些人，只要事关自己的短处，就翻来覆去纠缠不休，全然不顾人家有多么反感，他好比一个躁狂症患者，被强行按住在那儿，又好比一个作奸犯科的人，无法自制，非要犯事不可。这些特征，有时会变得像在疯子或罪犯身上一样显著，却给我带来了某种慰藉。我将这些特征做了必要的演绎，从中得出有关阿尔贝蒂娜的推论，我又回想起她对圣卢和对我的态度，我心想，这些回忆再怎么辛酸，再怎么忧伤，似乎还不至于像德·夏尔吕先生的谈吐和人格那样，带有明显的心理反常和偏执的兴趣取向的色彩。但遗憾的是，德·夏尔吕先生马上就让我的希望化成了泡影，而采用的恰恰是他给予我希望的方式——在不知不觉中得到的，也将在不知不觉中失去。

“对，”他说，“我不是二十五岁了，周围发生的变化，我已经见得多了，这个社会变得让我认不出，隔阂**然无存了，闹哄哄的人群把探戈跳进了我家里，连一点规矩都不懂，一切的一切，都让我看不懂，时尚、政治、艺术、宗教，都一样。但我承认，最最让我看不懂的，还是所谓的德国病[219]。嗐，在我们那年头，撇开讨厌女人的男人，还有那些其实只爱女人，却出于其他目的干其他事的男人不说，同性恋者都是家庭里的好父亲，他们找情妇，只是打个幌子而已。我如果有个女儿要嫁人，一定会在这些人中间找女婿，我可不想让她嫁出去以后受苦。唉!一切都变了。如今他们当中有些人爱女人爱得发狂。我自以为嗅觉灵敏，只要心想‘他不可能’，那就错不了。可到头来，我认栽了。我有个朋友在这方面很有名气，我嫂子奥丽阿娜给他找了个车夫，小伙子是贡布雷本地人，什么活儿都干过点儿，而最拿手的就是撩娘儿们的衬裙，我敢发誓说，他是最反对那档子事的。他身边有好些女人，其中他最爱的两个：一个是女演员，一个是啤酒店老板的女儿，为了这两个女人，他原先的情妇可遭罪喽。我表兄德·盖尔芒特亲王凭他那点讨人厌的小聪明，把什么事都看得很容易，有一天他对我说：‘×干吗不跟他的车夫睡觉呢？没准儿泰奥多尔（这是那个车夫的名字）就喜欢这档子事，见主人不来勾搭他，说不定他心里还不高兴呢!’我赶紧叫吉尔贝别再说了；最让我受不了的，一个是这种所谓的敏感，滥用这种自以为是观察力的结果，就是毫无观察力，另一个是我表兄那种让人一眼就能看穿的鬼把戏，他是想怂恿我们的朋友×去走颤悠悠的跳板，要是能走过去，他自己也跟上去。”

“这么说，德·盖尔芒特亲王好这一口？”布里肖问道，语气中交织着惊奇和不安。

“嗐，”德·夏尔吕先生得意地回答道，“这事儿早就传开了，我看我也不必在您面前有所隐瞒。是这样，第二年我去巴尔贝克，有时跟一个水手去钓鱼，他告诉我说，咱们这位泰奥多尔——顺便说一句，他的姐姐是韦尔迪兰夫人的女友皮特比斯男爵夫人的贴身女仆——经常到码头上来找水手，一会儿带这个，一会儿带那个，真不要脸，带了就到小船上去弄那话儿。”

这回轮到我发问了，我问夏尔吕先生，那个男东家——我认出他就是整天陪着情妇打牌的那位先生——是不是也像德·盖尔芒特亲王一样。

“哎呀，这可是无人不知的哟，他自己也从不隐瞒。”

“可他一直跟情妇在一起呀。”

“哦，那有什么关系？那些小伙子难道是傻子？”他说这话时，语气中含着父亲的慈祥，他当然想不到正想着阿尔贝蒂娜的我，听了他的话会多么痛苦。“她的情妇挺迷人的。”他说。

“那么他的三个朋友也像他一样吗？”

“没有的事。”他大声说道，伸手捂住耳朵，仿佛我在钢琴上弹错了音符似的。

“得，这下子又到另一个极端了。难道一个人就没有权利交朋友了？哦!年轻人啊，老是把事情搅浑了。您得好好再学学，我的孩子。不过我承认，”他接着往下说，“纵然我尽量让自己的心智保持完全开放的状态，但刚才说的那种情形，还有我知道的好些别的情形，都使我感到无所适从。我也许是老了，赶不上趟了，可我真是不能理解。”他说话的口吻，就像老牌的教会自主派人士在谈论主张教皇绝对权力的教规，自由派的保王党人在谈论法兰西行动，抑或克洛德·莫奈的弟子在谈论立体派画家[220]。“我无意指责这些标新立异的人，我羡慕他们都来不及呢，我是想理解他们，可就是没法做到。他们既然那么喜欢女人，那干吗还要找些靓仔来玩儿呢？还要到打工的人扎堆的地方去找，要知道，在那些人中间，这事儿是被人瞧不起的，干这事的人也有自尊心，他们得瞒着别人!对他们来说，这事儿另有其他含义。可那是什么呢？”

“对阿尔贝蒂娜来说，女人还有什么别的含义？”我心想，说实话，使我感到痛苦的正是这个问题。

“我们说定，男爵，”布里肖说，“要是院系学术委员会考虑开设同性恋的课程，我一定首先推荐您。哦不，也许某个特殊心理生理研究院对您更为合适。我看啊，最对您路的还是到法兰西学院去任教，那样您不仅可以专心从事个人研究，而且可以像泰米尔语或梵文教授一样，把研究成果讲给为数很少的几个知音听。您估计会有两个学生和一个看门人当听众，我这么说，丝毫没有贬低庶务部门的意思，我对他们是怀有敬意的。”

“这您不懂。”男爵的语气生硬而不容置辩，“而且，您认为很少有人会对此感兴趣，也错了。情况恰恰相反。”他只管往下讲，全然没想到他本人谈话的不变取向，跟他即将指责别人的这番话之间，存在着矛盾。“可怕就可怕在情况正相反，”他以愤慨而悔恨的语气对布里肖说，“人家现在说来说去都在说这事儿。这是一种耻辱，可也印证了我的说法不错吧，亲爱的!听说前天在德·阿伊安公爵夫人府上，一连两小时大家都在谈这个话题。您想想，现在连娘儿们也谈这事儿，真是不成体统!更叫人无法容忍的是，”他越说越来劲，异常激动地说，“她们的消息来源，竟然是夏特勒罗之类的下三烂、流氓，这小子的人品简直不值一提，可他还一个劲儿地在她们面前说别人坏话。有人告诉我他讲了我很多坏话，可我根本没放在心上，我想，一个在打牌时作弊，差点儿让骑师俱乐部给撵出去的家伙，他朝我身上泼的泥浆和脏水，到头来还会落在他自己头上。有一点我很清楚，那就是倘若我是雅纳·德·阿伊安，我一定会爱惜自己的沙龙，不让人家在那儿议论诸如此类的话题，不允许有人在我家里作践我的家族。可是现如今，什么社交啊，规矩啊，礼仪啊，全都**然无存，交谈和服饰一样，都不讲究这些东西了。哦!亲爱的，这是世界末日啊。人人都变得这么歹毒。大家都在比谁能把别人说得更坏。真是灾难哪!”

我儿时在贡布雷那会儿，就已经很懦弱，看见人家给外公灌白兰地，外婆拼命央求他别喝他就是不听，我就会怕得逃走；这会儿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趁夏尔吕还没大祸临头，赶紧离开韦尔迪兰夫妇家。

“我真的得走了。”我对布里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