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阿尔贝蒂娜,您这么答应我真好。不过,至少开头的几年里,您在哪儿我就会避免去那儿。今年夏天您会不会去巴尔贝克?如果您去的话,我就安排一下不去那儿。”这会儿,虽然我仍然这么把谎话撑下去,颇有一条道走到黑的意味,但这与其说是为了吓唬阿尔贝蒂娜,还不如说是为了给自己找不痛快。这就好比一个人,起先只是出于某些微不足道的原因,想发点小脾气,不料嗓门一扯开,自己突然亢奋起来,变得肝火大旺,吊起肝火的倒不是心里的那点怨气,而是愈演愈烈的发怒行为本身。于是,我就这样在忧伤的斜坡上愈滑愈快,滑向一个深不见底的绝望深渊;人的惰性往往如此,明明知道寒气逼人,却不去想法子驱寒,反而觉得打打战多少会好受些。虽然后来事情如我所愿,我终于恢复了控制自己的能力,尽力止住了下滑的趋势,但阿尔贝蒂娜平日和我道晚安时的那个吻,今天所能帮我排遣的,不是我回家见到阿尔贝蒂娜脸色冷淡心生的忧伤,而是我在想象(为的是装出离别已安排停当的样子)离别的仪式甚至以后的情况时所感到的忧伤。不管怎么说,这声晚安,不能让她来对我说,那样的话,我要改口劝她别接受分手的建议就难了。所以,我不停地提醒她,我们互道晚安的时刻早就过了,这样我就处在了主动的位置,可以再把这个时刻往后挪一点。我在向阿尔贝蒂娜提问的过程中,频频暗示夜已经很深,我俩都累了。
“我不知道我会去哪儿,”她回答我的上一个问题,看上去忧心忡忡,“说不定会去都兰,去我姨妈家。”她这么随口一说,我听了心里发凉,就仿佛我和她当真就此诀别了。她环顾这间卧室,目光拂过钢琴和蓝色缎面的圈椅:“一想到明天、后天,永远永远,我都再也见不到这一切了,我真受不了。我可怜的卧室哟!我总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我没法接受这样的现实。”
“您就得这么想,您在这儿不快乐。”
“没有啊,我们没有不快乐,但从现在起,我不快乐了。”
“不是这样,我向您保证,这是为您好。”
“是为您吧!”
我的目光凝定在半空中,仿佛内心非常犹豫,正在奋力驱散刚冒出来的一个想法。过了一会儿,我突然说道:“请听我说,阿尔贝蒂娜,您刚才说您在这儿很快乐,离开这儿您会不快乐。”
“就是。”
“我的脑子让您给搅乱了;您是不是愿意我们再试试,延长几个星期再说?谁说得准呢?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说不定我们可以走得很远呢,您知道,有些暂时的东西最终是会永远持续下去的。”
“哦!您真是太好了!”
“不过这样一来,这几个钟头我俩疯疯癫癫的,不成了瞎折腾吗,就好比本来准备好要出门旅行,忙了半天,结果哪儿也没去。我真是累垮了。”
我让她坐在我的膝盖上,取出她向往已久的贝戈特的手稿,在封面写上:“给我的小阿尔贝蒂娜,留作续约纪念。”
“现在,”我对她说,“去睡吧,去一觉睡到明天晚上吧,亲爱的,您一定累坏了。”
“还好啦,我挺高兴的。”
“您有点儿爱我吗?”
“比以前爱一百倍。”
虽然这场小小的闹剧没有被我弄到假戏真做的地步,但我倘若为此感到庆幸,那就错了。尽管我俩就不过说了几句要分手的话,势态已经够严重了。我们说这种话,原以为它们不仅是当不得真的(这是实情),而且是不妨随便说的。然而往往在我们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它们已然是远处隐隐的雷声,已然是一场意想不到的暴风雨的先声。其实,我们当时所说的话,是跟我们的心意(那就是和我们心爱的人长相厮守)相反的,但也正是这种共同生活的不可能性,造成了我们日复一日的痛苦,尽管与分离的痛苦相比,我们宁愿承受这样的痛苦,但最后事情会不可避免地以我们的分离而告终。而通常,结局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最常见的情形是——读者下面会看到。我和阿尔贝蒂娜的情形不在此例——我们说了那些自以为并不当真的话,过不多久就着手摸索一种既是有意分手又不怎么痛苦的、暂时的相处模式。我们要求女方——为了让她以后更愿意和我们一起生活,也为了我们能暂时摆脱无尽的忧伤和疲惫——在没有我们的情形下,或者我们在没有她们的情形下,独自出游几天,以此作为长期共同生活以来,另一种没有她在一起的生活的开端。很快她就会重新回归我们的家。但这次分离,虽说短暂却是真正兑现了的,它既不是如我们所想的那样随意决定的,也不是如我们所想的那么唯一确定、别无选择的。同样的忧愁会重新回来,当初无法共同生活下去的境况,会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而分手却成了一件并不那么难以应付的事情;我们开始谈论它,随后以一种相当可爱的方式实施它。但这些都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预兆罢了。很快,在暂时的、含笑的分离过后,我们亲手酝酿却并不知晓的、永久的、残酷的分离,就要登场了。
“过五分钟去我卧室,让我看您一眼好吗,我的小乖乖。您会去的是吗,您真好。可我一会儿就要睡着了,我已经困得像个死人了。”我稍后走进她卧室时,看见她果然就像个死人。她刚躺下就睡着了;被单像裹尸布似的包住她的身子,精致的皱褶赋予它一种石雕的硬度。就像在某些中世纪艺术家表现最后审判的作品中那样,只有头露在坟墓外面,在睡梦中等待大天使吹响号角。她一下子被睡神袭倒时,头往后仰,头发蓬乱。望着这个微不足道的身躯躺在那儿,我心想,它到底算是哪路对数表[250],居然能让跟它有关的一举一动,从轻触胳膊肘到拂动长裙,都引起我如此痛苦的焦虑?这些焦虑从它在空间和时间中所占据的每个点,一直延伸到无限,而且不时在我的记忆中被骤然激活;我知道,这些焦虑都是由她的情绪、意愿所引发的,要是换成另一个人,或者仍是她,但换成五年前或五年后,那就跟我毫不相干了。这是一个假象,但我没有勇气去探究其中的真相——除非我死去。就这样,我穿着从韦尔迪兰家回来以后,还没来得及脱下的毛皮大衣,凝视着这个变形的躯体——这个形体是有寓意的吧,寓意是什么呢?是我的死亡,还是我的爱情?不多一会儿,我听到她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我坐到床沿上,接受这微风静观式的镇静治疗。然后,我生怕吵醒她,轻手轻脚地离开了卧室。
当时夜已很深,所以一清早我就吩咐弗朗索瓦兹,要她经过阿尔贝蒂娜卧室跟前时,一定要放轻手脚。弗朗索瓦兹听我这么说,以为昨晚我和阿尔贝蒂娜是在她所谓的酒神节狂欢中度过的,于是语带讥讽地关照其他仆人“别吵醒公主”。有些事我一直在担心,其中之一就是怕弗朗索瓦兹有一天会克制不住,对阿尔贝蒂娜出言不逊,那样就会使我和阿尔贝蒂娜的关系变得更复杂。弗朗索瓦兹已不是当年眼看着欧拉莉在我姑妈跟前得宠,心里虽然难受,但还能以大无畏的精神把妒意压下去的那个弗朗索瓦兹了。如今咱们这位老女仆的脸,被妒意折磨得变了样,仿佛整个儿麻痹了,有时我不禁会想,莫非她某次大发脾气后得过一次小中风,而我没注意到?我嘱咐大家保护阿尔贝蒂娜的睡眠,自己却难以入眠。我想弄明白,阿尔贝蒂娜真实的精神状态究竟是怎样的。是不是我演了那出蹩脚的闹剧,真的就躲过了一场真正的危机,也就是说,会不会她装出在家里感到很快乐的样子,脑子里却时时存着想要自由的念头呢?或者情况正好相反,我真的应该相信她说的话?两种假设,究竟哪一种是对的?以往我常常会(将来或许也经常会)找出生活中的一个片段,把它投射到历史的大背景上去,借此弄明白一个政治事件的来龙去脉;但今天早上我的做法正相反,我竭力想要弄明白头天晚上那一幕意义究竟有多大,硬是一个劲地把它等同于刚发生的一桩外交事件,甚至顾不得它们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我也许有理由如此推理。因为很可能我演的那场戏,无形中受了德·夏尔吕先生的影响——我经常看见他耍这种把戏,这样的先例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再者,这种把戏本身,难道不正是德意志种族爱用计谋、必要时还会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傲慢态度的富有挑战精神的民族性,在个人生活领域中的无意识反映吗?
各种不同的人,其中包括摩纳哥王子,都曾示意法国政府,如果它不跟德尔卡塞先生[251]决裂,气势汹汹的德国人就会悍然发动战争,这位外交部长被要求辞职。于是法国政府接受了这一假设,即我们倘若不做出让步,别人就会向我们宣战。但是另外一些人认为,那只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要是法国态度强硬的话,德国是不敢贸然动手的。当然我的情形不仅与此不同,而且几乎是刚好相反的——阿尔贝蒂娜从没威胁说要和我断交;但是,一系列事情给我留下的印象,使我脑子里形成一个概念,相信她是那么想来着,正如法国政府相信德国人是那么想来着。换一种情况,假如德国是向往和平的,那么,怂恿法国政府认定德国想要打仗,就是一种大可质疑、相当危险的举动。当然,倘若阿尔贝蒂娜之所以突然萌生独立的愿望,原因就在于她认为我不可能下决心和她分手,那么我的做法不妨说是聪明机灵的。但是,就凭她得知我去韦尔迪兰夫妇家时,那么怒冲冲大声嚷嚷的“我早就料到了”,还有那句揭了自己底的“凡特伊小姐一准也在那儿”,难道还不能相信她并没那么想,难道还非要从她身上窥视一种以满足癖习为归宿的隐秘生活吗?安德蕾向我透露,阿尔贝蒂娜和韦尔迪兰夫人见过面,是证实了这一点的。而另一方面,当我试着要反驳自己的直觉时,我心想,说不定引发这种突如其来的独立的愿望——假定这种愿望确实存在的话,或者更确切地说,最终引发这种愿望的原因,正好是一种相反的想法,亦即认定我并不想娶她的想法(我暗示我们即将分开的时候,无意间把这一点给挑明了),无论如何,我早晚有一天是要和她分手的,我昨晚演的那场戏,只会使她更加相信事实就是这样,她可能在心里拿定了这么个主意:“如果事情是注定有一天要来的,那么迟来不如早来。”有句最荒唐的谚语说,要想有和平,就得先备战;其实情况正相反,备战造成的结果,首先是敌对双方都以为对方想要让关系破裂,这个想法往往导致关系真的破裂,而一旦关系破裂,双方马上又都会有另一个想法,就是这一局面正中对方下怀。恫吓即便只是装装样子,一旦得逞也会变本加厉。虚张声势的分寸该如何拿捏,才能达到最佳效果,这一点颇难掌握;如果一方分寸太过,此前一直退让的对方就会转而进逼过来;这一方要是不知改变策略,思维有了定式,以为装出不惧怕关系破裂的样子才是避免破裂的最好办法(我昨晚对阿尔贝蒂娜就是这么做的),而且满脑子都是要让步,毋宁死的傲气,坚持要把恫吓政策进行到底,那么结果双方就都给逼上了绝路,谁也没有退步的余地。虚张声势也可能和真实想法混在一起,交替出现,昨天还是儿戏,明天就变得真有其事了。最后,还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敌对双方的某一方,或者当真铁了心要开战(例如阿尔贝蒂娜拿定了主意,迟早要终结我们的这种生活),或者正相反,从来没有过开战的念头(我所有的想象,都是向壁虚构的)。
这就是那天早晨她还在睡觉时,盘旋于我脑际的各种不同的假设。不过,至于最后一种假设,我可以说,在此后的那段时间里,我之所以要恫吓阿尔贝蒂娜说要离开她,完全是为了回应她那糟糕的自由观,这种自由观,她没有跟我明说过,但我觉得在她有些隐秘的不快中、有些话语中、有些动作中,都可以感觉到这种观念的存在,所有这一切,她不想对我做出任何解释,但我明白,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这种自由观。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我根本没有暗示我俩可能要分手,却照样看到她的这些表现,我心想,但愿这是她情绪不佳的缘故,过一天就会没事的。可是这种情绪有时会毫不留情地延续整整几个星期,其间阿尔贝蒂娜像是要挑起一个事端、引发一场冲突,仿佛她尽管被幽禁在我家,却知道在某个颇有些遥远的地区,有着她被褫夺的种种乐趣,而且只要这些乐趣还在,它们就始终会作用于她,这就好比气候的变化,即便这一变化远在巴利阿里群岛[252]发生,我们坐在家里的炉边,也能感受到它作用于我们的神经。
这天早上,就在阿尔贝蒂娜还在睡觉,我尝试去猜她脑子里藏着些什么想法的当口,我收到妈妈的一封来信,她对我的种种决定一无所知,为此深感忧虑,这种忧虑她是用塞维涅夫人的下面这段话来表达的:“我相信他不会结婚;可是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去打扰这个他不会迎娶的姑娘的生活呢?为什么要有意去让她拒绝别的求婚者,对他们不屑一顾呢?对于一个他很容易避开的人,他为什么还要去搅乱她的心呢?”妈妈的这封信把我从半空中拉回到了地上。我问自己,我干吗要去探究一个神秘的心灵、解读一张脸,让自己感到生活在不敢深入下去的预感之中呢?我一直在东想西想,其实事情很简单。我是个优柔寡断的年轻人,面对的是一桩成与不成还有待时日来决定的婚事,对阿尔贝蒂娜来说,这毫无特别之处。这样一想,我浑身放松了下来,但时间很短。很快我又想:“如果从社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确实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归结为社会新闻:从事情的外部观察,我大概也会这样看问题。但我知道,真实的——至少还算是真实的——东西,是我所想到的那些东西,是我从阿尔贝蒂娜眼睛里看到的东西,是那些让我备受折磨的惧怕,是我不停地向自己发问的那个关于阿尔贝蒂娜的问题。”未婚夫犹豫不决和婚姻破裂的故事,可以与此相对应,正如有识见的专栏作家写的一篇剧评可以让读者了解易卜生剧作的主题。但其中除了故事本身,还有别的东西在。如果我们学会细细观察所有优柔寡断的未婚夫和勉强凑合的婚姻,我们会知道这个别的东西确实是存在的,因为在日常的生活中,也许就有着隐秘的内容。如果那是其他人的生活,我有可能对此视而不见,但对阿尔贝蒂娜和我自己的生活,我不可能那样——我就生活在其中呀。
那个夜晚以后,阿尔贝蒂娜不再像从前那样对我说:“我知道您信不过我,我要想法子消除您的疑心。”不过,这个念头她虽然不告诉我,却仍会在她的一举一动之中流露出来。她从不单独待在一个房间里,好让我即使不相信她说的话,也能随时随地知道她在干什么,不仅如此,每逢她要打电话给安德蕾,或是打给车库、骑马场或别的什么地方,她就会说,独自一人待在电话边上,等话务局的小姐接通线路,实在太无聊了,非要我陪着她不可,要是我不在,就拉上弗朗索瓦兹,看上去她是生怕我会想入非非,觉得这些电话里有名堂,以为她在暗中跟人约会。
唉!这一切都让我不放心。埃梅把埃丝特的照片给我寄来了,他告诉我,这不是她。这么说,还有别人?谁?我把照片寄还给布洛克。我想看的,是阿尔贝蒂娜给埃丝特的那张照片。她在照片上是怎么个样子?说不定是袒胸露臂的;谁知道她俩是不是一起照的相呢?但我不敢跟阿尔贝蒂娜说起这事,我怕那样会露馅,表明我没见过那张照片,对布洛克也不行,我不想让他觉着我对阿尔贝蒂娜很在意。
这种生活,凡是知道我老在猜疑、她像个奴隶的人,没有不认为对我、对阿尔贝蒂娜都很残酷的,弗朗索瓦兹却不然,她冷眼旁观,把它看作这个小妖精(照弗朗索瓦兹的说法是“江湖骗女”[253]——她妒羡的对象一般都是女的,所以不喜欢用阳性名词,而爱用阴性形式来称呼她们)靠惯用的伎俩弄到手的一种为人所不齿的寻欢作乐的生活。再有就是,弗朗索瓦兹跟我接触日久,学了一些新词,但用起来颇有些别出心裁,提到阿尔贝蒂娜,她就说从没见过一个人竟会如此背信负义[254],想得出演这么一出戏(弗朗索瓦兹往往把一般当特殊,把特殊当一般,对不同戏剧艺术样式间的区别,概念相当模糊,所以她说成了“演这么一出哑剧”)来打我秋风。弗朗索瓦兹对阿尔贝蒂娜和我之间的真实生活产生这样的误解,我或许也应该负一点责任,因为我平时跟她说起这事,总爱说些模棱两可的话,暗示我俩过得挺好,这样说,有时就为逗她玩儿,有时则是想让她觉着,我即便没有被爱得死去活来,至少还是很开心的。然而,我的嫉妒,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监视,我一心只想能别让她知道的这些情况,她却一猜就猜到了,就像招魂术士蒙住双眼也能找到东西一样,她凭借的,一是对可能伤害我的东西的直觉,即便我说谎哄她,她照样不会迷失方向,照样会径直朝目标走去;二是对阿尔贝蒂娜的恨意,这种恨意驱使弗朗索瓦兹——她往往把这些对手想象成比实际上更开心,更不择手段的女戏子——去寻找,有什么东西能让她们倒霉,能让她们快快完蛋。
但我了解弗朗索瓦兹含沙射影的本领,知道她有安排一场戏,把它弄得有声有色的能耐,所以我没法相信,她平日里会放过阿尔贝蒂娜,不想方设法让这姑娘明白自己在这家里地位有多卑微,会不去大肆渲染,把我这位女友的幽禁生活描绘得令她胆战心惊。我有一次发现弗朗索瓦兹戴着副大眼镜,在翻我的文件,把一张稿纸放回原处,这张纸上写着斯万如何离不开奥黛特的一段故事。莫非她不小心把这张纸带进阿尔贝蒂娜的卧室去过?不过在弗朗索瓦兹这些旁敲侧击(它们的基调是阴险的低声耳语)之上,仿佛激**着韦尔迪兰夫妇恶意中伤的斥责声,更响亮,更清晰,也更坚决,起因则是阿尔贝蒂娜无意间让我——我则是有意地让她——疏远了小圈子,惹恼了他们。
至于我为阿尔贝蒂娜花的钱,那几乎不可能瞒过弗朗索瓦兹,我的每笔开销都躲不过她的眼睛。弗朗索瓦兹缺点不多,而这些缺点在她身上,恰恰发展成了货真价实的才干,往往只在这些缺点显露之际才派上用场。最主要的缺点,是对我如何花钱充满好奇,只要这钱不是花在她的身上。要是我有笔账得算,有笔小费得付,我再怎么躲着她也不顶事,她不是有个盆子要来放一下,就是有块餐巾要来取一下,反正总会有个什么事,非过来一下不可。尽管我不许她待着,怒气冲冲地让她快走,但这个视力已然不济,而且不怎么会算数的娘儿们,就喜欢偷眼看着,暗自计算我给了人家多少钱,对此兴味盎然,好比一个裁缝瞧见你就会本能地估算给你做套衣服得用多少衣料,甚至会情不自禁地伸手到你身上来比比画画。又好比一个画家,对色彩的效果始终那么敏感,那么上心。有时我怕她知道了,会去告诉阿尔贝蒂娜我在收买她的司机,于是先发制人,向她告罪说我给司机小费了:“我想对这司机客气点,给了他十个法郎。”弗朗索瓦兹却根本不留情面,她用那半瞎的鹰眼瞥上一眼,就回答我:“不对,先生您给了他四十三法郎小费。他对先生您说车钱是四十五法郎,您给他一百法郎,他只找您十二法郎。”我给了多少小费,自己还不清楚呢,她却有这工夫看得这么明白,算得这么清楚。
因此,我之所以要向德·夏尔吕先生请教古董法国银餐具的事,就是因为我们有了个购置游艇的计划,这个计划在阿尔贝蒂娜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呢,每当我相信她品行端方,妒意减退,其他欲念趁势而上之时,我也觉得那是无法实现的,因为这些欲念虽说把嫉妒排除在外,但毕竟是要有钱才能满足得了的——尽管她不相信我们能拥有一艘游艇,但我们还是顺便征询了一下埃尔斯蒂尔的意见。而画家关于游艇装潢的口味之精细,之挑剔,真与女人关于服饰的口味有得一比。在他眼里,只有英国家具和有年头的银餐具才够档次。阿尔贝蒂娜起先只想到盥洗间和舱内的陈设。现在银餐具引起了她的兴趣,我们从巴尔贝克回来以后,她读了一些有关银餐具制作工艺以及昔日银器雕镂工匠专用钢印的书籍。可是,古老的银餐具先后经历过两次回炉熔铸的劫难:一次是在乌德勒支协议签订之际,当时国王带头交出成套银餐具,王宫贵胄纷纷效法;另一次是在1789年,所以,年代久远的银餐具如今已经非常罕见。而时下的银器工匠尽管也按照甘蓝桥[256]的图纸仿制各式银餐具,但在埃尔斯蒂尔看来,这些仿旧的新货根本不配放进一位趣味高雅的女士的房间——哪怕那只是一个漂浮在水面上的房间。我知道阿尔贝蒂娜读过描述罗基埃为巴里夫人制作的珍贵首饰的书籍[257]。倘若那些首饰中尚有几件存世的话,她一准眼红得要命,恨不得能亲眼瞧上一眼,我呢,恨不得能把它们都给她。她甚至玩起收藏来了,一些挺不错的藏品,被颇有情调地摆放在一个玻璃橱里,我看在眼里,心头又是感动,又是担心,因为,她爱上的这门工艺,实在是集耐性、灵巧、怀旧以及但求忘却的心境之大成的工艺,醉心于这门工艺的人,往往是俘虏。
有过一两次,我很想去听听德·盖尔芒特夫人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但是公爵夫人不喜欢看上去像戏装的服饰。她自己,穿黑丝绒长裙配钻石是最美的。对于福迪尼那类的长裙,她的意见未必对我有用。再说我也有些犹豫,怕这么去问她,会让她觉得我只有在用得到她的时候才会去看她,因为在这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她每星期都请我去参加聚会,我一次也没去。这样盛情邀请我的,并不只是她一个人。当然,她和好多别的夫人,都一直对我优渥有加。不过,我的深居简出肯定使她们对我倍加优渥。看来,社交生活无非是爱情生活黯淡的映像,你要想让别人来争着要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去搭理人家。一个男人寻思自己有哪些长处可以自诩,为的是取悦一个女人;他不停地更换装束,格外地注意仪表,可是那个女人根本不屑一顾,而一旦他欺骗了她,那么不管他在她面前是多么不修边幅,多么不会取悦于人,他却会被她深深眷顾。同样,倘若有位男士抱怨说自己在社交场上不怎么受欢迎,那我不会劝他多多涉足社交场,不会劝他把马车换得更华丽些,我会劝他别接受任何邀请,闭门蜗居在自己的房间里,别让任何人进去,这时人家就会在他门口排起队来。或者,我也可能什么都不对他说。因为,这种取得社交场上成功的方法,类似让自己被人爱的方法,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是有意采用这个方法,而是,比如说,他待在卧室里不出门是因为他病得很重,或者他自己这么认为,或者他有个情妇关在里面,而他把她看得比社交界(或者比上面说的三件事情)更重要,而对社交界来说,这正是人家(他们并不知道您屋里有个情妇,而仅仅是由于您不接受他们的邀请)把您看得比那些自己送上门去的人都更重要,觉得您不可或缺的一个原因。
有几次,她定制的裙子还没完工,我就给她先借几件,有时甚至就拿些衣料来披在她身上试试样子,她在我的房间里踱步,雍容华贵堪比总督夫人和时装模特。不过,我看见这些裙子就想起威尼斯,蜗居巴黎变得更难以让我忍受。当然,阿尔贝蒂娜比我更像囚犯。有件事很奇怪,变换着人生境况的命运之神,竟然能穿过牢房的墙壁,让她来个脱胎换骨,将巴尔贝克的那个少女,变成了一个驯顺的、令人生厌的女囚。是的,牢房的墙壁阻挡不了这种穿透力;甚至,这种穿透力说不定就来自这墙壁。她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阿尔贝蒂娜,因为,她不再像在巴尔贝克那样,碰不碰就骑上自行车逃之夭夭,到那些小片的海滩上去和女友们一起过夜,这种小海滩为数众多,要想找到她们谈何容易,何况她还对我说了谎,让我更难找到她的去处;因为,她一直被关在我家里,听话而孤独,跟巴尔贝克的那个少女已经判若两人,当时即便我能找到她,在海滩上的这个难以捉摸的、谨慎而狡猾的少女身上,也仿佛延伸出去好些被她巧妙隐瞒着的约会,我为此感到痛苦,却又因此而爱她;她对其他人的冷淡以及答话的枯涩,都让人从中感觉到她昨晚已赴的约会和明天将赴的约会,对我来说那都意味着轻蔑和欺骗。因为,海风不再鼓起她的衣裙,因为,这是最要紧的,我折断了她的翅膀,她不再是一位胜利女神,而只是一个我想要摆脱的惹人嫌的奴隶。
于是,为了转换一下思绪,我没有和阿尔贝蒂娜玩纸牌或下跳棋,而是请她给我弹点曲子。我仍躺在**,她走到卧室那头钢琴跟前坐下,钢琴就放在书橱的撑架中间。她选了几个片段,或是没弹给我听过的,或是虽然弹过,但也就弹了一两次,因为,她对我开始有所了解,知道我最感兴趣的,正是我还不熟悉的东西,我希望在一遍遍聆听以后,随着不断丰富的感受如亮光一般透入心田(遗憾的是,它们不是跟我的智力相悖,就是让这智力觉得很陌生),我能把零零碎碎、断断续续的乐段联结在一起,让起先几乎隐没在轻雾中的建筑完整地显现出来。她知道,而且我相信她能理解,这种在最初几次聆听时为一团尚未成形的星云塑型的工作,给我带来了精神上极大的愉悦。阿尔贝蒂娜弹奏时,那头浓云也似的黑发,我只见到一个心形的鸡冠状发式贴在一侧耳朵上,有些像委拉斯开兹画中公主的发髻。这位音乐天使的身量,由我脑海中有关她的各个不同的记忆点与我身上那些不同的记忆单元(从视觉器官直到内心的感觉单元)之间的多重连接路径所构成,这种三维的形象能帮助我进入她内心最隐秘的深处,同样,她演奏的音乐也有一种由各个乐句或明或暗的可见度生成的体量(明暗的程度,取决于透入的亮光的多少,以及那座起先几乎隐没在雾中的建筑,已经有多少轮廓线被联结在了一起)。阿尔贝蒂娜知道我喜欢她为我提供还很模糊、晦涩的东西,让我可以给这些星云塑型。她猜想,听她弹奏三四遍以后,我的智力已经够得到乐曲的每个部分,从而按相同的距离来放置它们,我已经无须再为它们多费劲,而只要把它们展开、固定在一个统一的背景上就可以了。但她不急于换一首曲子,虽然她也许并不明白我脑子里是怎样活动的,但她知道,我的智力在消除一部作品迷雾的工作中,一般总会同时进行某种有益的思考,作为完成这一乏味的任务的补偿。所以在阿尔贝蒂娜说“把这卷乐谱交给弗朗索瓦兹,让她给我们换一卷”时,对我而言这往往意味着世界上少了一首乐曲,却多了一份人生真谛。